第137章 最可怕的是什么

半夜，王正醒来的时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梦半醒之间，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衣领太紧，拼命去扯。他摸了半天，最后还是躺下了。他喘着粗气，贴着枕头，耳朵里却好像在轰轰作响。

        那个梦仍然是那么清晰：母亲震怒的脸庞，她临死前那枯槁苍白的脸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表情。

        母亲生病后，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说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她和父亲早已分居了。父亲搬去跟一个寡妇同住。王正还记得，在寡妇丈夫还没有去世前，她看到父亲时，每次都很风骚。但对母亲来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了恐惧，这样的安排反而是一种解脱。

        后来，母亲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给那些听众参与的电台谈话节目打电话。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报纸、旧杂志，她边看边做笔记，为第二天的节目作准备。

        这就是他的母亲，她曾经那么害怕跨出公寓楼一步。而后来，她却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不放过外面世界的任何新闻。她当时奇怪的举动和之前自闭的行为相差甚远，王正都觉得很难适应。

        她的个性是那么极端、那么怪异，时而兴高采烈、兴致高昂，时而又安静沉闷、低落压抑。有时候，她跟疯了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衣柜前面，把抽屉翻个乱七八糟，一边在针线盒里东找西找，一边兴奋地发出尖厉的叫声。

        她很少离家，她的姐姐们倒是经常来照顾她。这可需要勇气，因为当她们来看她时，父亲总是对她们大吼大叫、骂骂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动手。

        来得最多的是两个阿姨，她们俩胆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们严肃的表情和毫不畏惧的态度总是能让王正父亲有所收敛，她们面对王正父亲大概就跟面对一条疯狂乱叫的野狗一样吧。她们下定了决心要保护弱者。

        对王正来说，在他的童年时期，这些阿姨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她们给他糖吃，带他去剪头发，给他买衣服。他一直把她们的关心视作理所当然，直到他二十多岁时，他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伟大，还有她们的善良。他渐渐开始明白，这世上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母亲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母亲的姐妹生活的世界。他最终意识到，他的世界，也是属于后者。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他都在对自己说，他的母亲不太正常。他也知道，他对母亲的崇拜纯粹是出于一种血肉亲情，外人很难理解，他也无法解释。

        如果母亲现在还活着，他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他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王正在黑暗中盘腿坐着。

        他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

        有很多事于他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不在乎他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他的眼神；他不在乎他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他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他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他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他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

        他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他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

        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他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他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他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他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他对儿子的担心。想到儿子，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他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他想把儿子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他失败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他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想儿子，他就和他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他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他的宝贝儿子，他的样子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他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他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他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他被判有罪，那就意味着他将失去儿子。一旦罪名成立，他肯定会入狱多年或被处极刑，一想到儿子以后成长的岁月他将无法陪伴，他就痛苦得仿佛是被撕成了碎片。

        奇怪的是，虽然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对监狱本身并不是很害怕，也没怎么担心进监狱以后可能经历的磨难。他怕的，是被社会排斥、与骨肉分离。一想到从此将失去自由，生活在一个被束缚的小小世界中，他就坐立难安。

        他现在已经深陷牢笼，过去他曾经在某个监狱待过很长时间，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被关在那里的。他当时是去询问证人，但那里的场景却让他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门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铁栏杆，铁栏杆后面就是杀人犯。现在想起来，他突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相似。有的怒气冲冲，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有的则总是用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着外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你在马路上或公交车站里会躲开的人，是那种在上学时就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的堕落显而易见，他们被关到这里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终还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对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好感。他听过各种各样恐怖的故事，他也知道，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见的墨水，时常会染黑他无意识的梦境。对他来说，这和肉体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区别。他知道，在这里，有人半夜会被割开喉咙，有人被迫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侮辱。这里的饮食猪狗不如，牢房是多人住一间，到处都充斥着一股刺鼻难闻的排泄物的气味。这里有拉帮结派的狱霸，他们权势控制的区域可能连狱警都不敢走过。这里的狱警也不全是正直的好人。

        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被关进监狱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他知道有些被他送进去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

        每当他想到这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荷皮。

        荷皮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曾帮以前的几个朋友做洗黑钱的勾当。后来，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就想金盆洗手。这时，一个黑帮人物告诉他，这种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开了头就不能停止。于是，荷皮，这位有头有脸的注册会计师、在处理客户账务时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专业人士、一个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个各方各面都中规中矩的人，终于在某一天，被警察抓走了。

        所以，黑帮调查组组长给他打来电话，他希望他们给荷皮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他们对荷皮在法庭提起了诉讼，荷皮被定罪以后，他们把他送进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汤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黑帮调查组组长又给他打来电话，他们一起去监狱看了荷皮，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他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荷皮，荷皮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他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荷皮还记得他们。荷皮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他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荷皮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五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荷皮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他们解释了荷皮的遭遇。

        一个大块头犯人想让荷皮当他的男友。荷皮不愿意，大块头犯人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荷皮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荷皮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荷皮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大块头犯人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荷皮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荷皮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王正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王正坐在黑暗中，想到荷皮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

        他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他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

        现在，他如果申请取保候审，偷偷取走家里所有的钱，就足够逃亡了，但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那他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跑到了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每年暑假让苟云慧把儿子带去，和他偷偷见上一面，他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他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

        或者，他可以干脆跑到非洲，改名换姓，但这样，他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他无法承受的。

        他坐在黑暗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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