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李鸿章办外交

在近代清朝办理外交中，还有一个外国人也做过正一品的官员，这个人就是蒲安臣，他是受命帮清朝办理外交事务的一个美国人。

        为什么清朝的外交一开始交给一个外国人办呢？因为我们最初对外国人是蔑视，清朝的官员没有人愿意去办，认为和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第一个驻外的中国官员郭嵩焘知道自己要被派驻英国时，第一反应也是先力辞，只是推脱不掉，才不得已走马上任，这在当时士大夫眼里并不是什么“美差”。

        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对西方国家从蔑视开始转变为重视，设立总理衙门办理各国事务，但是总理衙门比较“务虚”，实际办理是由下面的北洋和南洋办理，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总理外交事务。

        李鸿章发迹于曾国藩剿太平天国时，他视曾国藩为老师，国人视他为曾国藩事业的接班人。

        在中外联合绞杀太平天国时，他已经见识到外国枪炮的威力，他在淮军中设立了“常胜军”，聘请外国教习教士兵操作火器。

        美国人华尔一开始犯了小罪，中国的驻美领事赦免了他，他被聘为洋枪队的总教头，洋枪队的兵勇都是外国雇佣兵，这支雇佣军凭借精良的武器，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打了许多胜仗，因此被称为“常胜军”。上海道台杨坊把女儿嫁给华尔笼络他，后来华尔战死，此女下落不明。

        接替他的人是美国人白齐文，这个人原来在美国曾为议员蒲安臣跑腿送信，后来在美国混得不好，想到亚洲找找机会，恰好蒲安臣在为中国办理外交，向清廷推荐了他。白齐文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甚至还放弃美国籍，加入了中国籍。

        但是他为人十分傲慢，当时李鸿章刚结束太平天国战争，到上海就任，他竟敢不把李鸿章放在眼里。

        李鸿章是什么人？对付白齐文简直小菜一碟。他先是授意杨坊停发洋兵勇的薪饷，白齐文催要无果，居然动手把杨坊打了一顿，然后抢走银钱扬长而去。

        这个举动正好给了李鸿章收拾他的口实，雇佣军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朝廷命官、公开抢劫，目无法纪，简直与强盗无异，要求立刻查办严惩凶手。

        白齐文一看不妙，居然想出一招更臭的棋，他反了，带兵加入太平军。后来，他又反悔，要再加入清军。

        连美国领事馆都很看不起他的做法，同意把他遣返回美国。

        李鸿章派船只护送他南下，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总之，船遇海难，白齐文葬身鱼腹。

        美国领事馆也没有追究，正愁这个大麻烦不好解决，李鸿章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美国人感谢还来不及。

        李鸿章早年办理洋务依靠的是英国人，他聘请戈登在淮军里组建一支“常胜军”，任用赫德管理海关，他还让英国人李泰国购买兵船，为中国组建一支海军，只不过因为统帅权的问题，最后没能实现，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中国聘用的“客卿”。

        李鸿章跟外国人接触早，打交道多，比起一般的士大夫更了解如何与外国人交涉，当天津教案发生时，当时办理事务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提出严惩凶犯，引起国人众怒办不下去。后来李鸿章接手办理，思路还是照着曾国藩的思路，但是他处理得更圆滑，没有激起兵变或者冲突，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被清廷看作是为办外交的能人。

        以后，清廷四十年间重要的外交事务和条约的签订几乎都有李鸿章参与，他也因此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前半生风生水起、无限风光，后半生却一落千丈，跌落神坛。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就是他一生的分水岭。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中日之间就有了交锋，这次事件是长崎兵斗事件，当时北洋海军正处在最风光的时候，舰队到了日本，水兵上岸玩乐，因为语言不通发生误解，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事件发生以后，拖了好几个月没有办结，李鸿章委托伍廷芳拿出解决的方案，廷芳跟随李鸿章以后办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件，最后，日方因为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海军实力也不足以和中国抗衡，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办法，向被打伤的士兵赔偿医药费。

        日本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尚武的民族性被激发起来，甚至连几岁的小孩玩的游戏都是捉拿“定远”、“镇远”。

        清朝在70年代还表现出一股积极进取的态度，到了80年代却连一艘新的战舰也没有添置，李鸿章为了哄得太后高兴，把发展海军的军费挪去修园子了。

        短短十年间，中日双方实力反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甲午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朝野震动。

        日本指名要李鸿章去日本签订条约。

        清廷之前派张荫桓去谈判，结果吃了闭门羹，日本人连见也不见。

        无奈之下，李鸿章派伍廷芳去“询价”，一来，伍廷芳处理长崎兵斗事件有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另一方面，伍廷芳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都曾在英国留学，于公于私，他应该都会得到一些消息。

        伍廷芳一行第三次出使日本，受到日本轻慢，以没有全权代表为由仍然被日本拒绝谈判，但是第三次出使有一个收获就是弄明白了日本的真实意图，就是要中国派出一个全权代表。当伍廷芳一行奉诏回国时，伊藤博文叫住伍廷芳，和他单独谈话。

        伊藤博文说：“你们远到而来，没有商议成功，我表示遗憾。请你转达我对李大人的问候，并请他理解日本拒绝这个使团并不是日本不要和谈，相反，和平对于中国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中国应该拿出和谈的诚意，再派员谈判，必须是有相当资格的全权代表。你们的张、邵二位大人此次所带文书，为什么不按照国际惯例？”

        伍廷芳说：“我非常感谢阁下的谈话，至于阁下提到文书一事，我当时人在天津。谈判已至此，我想冒昧问一句：阁下是否认为我方派出的议员官阶不够？”

        伊藤博文说：“不是官阶和地位，只要是有委任全权代表的官员，我们都能接受。”他还是冠冕堂皇，但下一秒他道出了真实意图，“当然地位越高对谈判越好，下次议和最好派一位有名望的人。”实际就是点名要李鸿章亲自来。

        伍廷芳再次要明确日方的意图，说：“阁下指名谈判代表必须位高权重，根据阁下刚才的话推论，言下之意是嫌张、邵二人人微言轻？”

        面对伍廷芳一阵见血的问题，伊藤博文继续含糊其辞，说：“不，我只是泛指，不过阁下记得在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我国使团在北京见到贵国政府授予李鸿章全权代表文书后，我方同意回天津与李中堂谈判。考虑李中堂年事已高，我甚至愿往中国。”

        伍廷芳问：“阁下愿往中国哪里？上海。”伍廷芳进一步询问。

        伊藤博文又改口，“不不，不是上海。”

        伍廷芳问：“香港呢？”

        伊藤博文推说：“香港也非谈判之地。”

        伊藤博文的真实想法是要李鸿章亲自来日本谈判，他在之后的谈话中改暗示为明示。

        针对日方借中关于代表的全权问题拒绝谈判，伍廷芳道：“依中国惯例，颁发全权一事，向所罕见。今张、邵二位大人携带国书、文书，依照惯例，即有全权办理的意思。中方既委派二位大人前来商议，即能够画押，如有疑惑，我们随时电奏请示，阁下以此为借口拒绝谈判，未免太过拘泥。”

        伊藤博文说：“此次谈判，日本极为重视，恐中方日后翻脸不认账，再爆发战争，日方要求应照国际惯例办理。全权即代表银两，譬如一个人买货，必要备齐银两才能交易。”

        日本小国就是小国，总是以己度人，料想中国一个大国又岂会赖账。

        伍廷芳说：“卖物的人也需要将价钱告诉买主，买主才能议价和备银钱。现在价格秘而不宣，既不能久秘，何不早点告知，也好让我国想办法筹措准备。”

        伊藤博文说：“日本国小，财弱，如今战争已经向国民商借一亿两，现在战争没有结束，还准备再借5000万两，军费开支早已是贵国的数倍，战场瞬息万变，贵国还是及早议和为好。贵国何不派出恭王或李中堂来，方可明示。”

        后来，日本狮子大开口，要价赔款3亿两白银。

        伍廷芳说：“依照国际公法，全权代表的身份，无非便宜行事，现在各国都铺设电线，信息传达通畅，即便是全权代表谈判，消息也时刻可以传回国内。中方交给日方的文书，采用日方的式样，可以吗？”

        伊藤博文点头，说：“可以。”

        由此，一系列外交辞令中我们看出，伍廷芳搞清了日本谈判的要求，主要是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到日本人谈判。

        伍廷芳一行在日本受尽屈辱，他写信给munny说：“我真是恨不能自己披甲上阵杀敌，免使国家遭此大辱。”

        清廷权衡再三，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

        消息传回国内，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莫不议论纷纷。

        朝廷上，大臣们各持已见，认为日本开出的条件太过苛刻，不能接受。

        翁同龢是李鸿章的死对头，他说：“与其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不如我们举国再和它一战。”众位大臣纷纷附和。

        李鸿章心知肚明，这些老学究不过是要显示自己是朝廷的清流，借此撇清干系。李鸿章点头称是，说：“我赞成翁大人的提议，若是开战，我愿为他的副手。”

        轮到翁同龢骑虎难下了，他哪有这个本事带兵打仗，而且拿什么去打，绿营已经腐化得不成样子，太平天国的起义还是靠曾、李的湘军、淮军才打赢，这些军队镇压农民起义还行，要和日本打恐怕不行，再打实际上是不可能了，自己不过喊喊口号罢了。

        不过翁同龢到底也是老臣子，他很快就给自己找了台阶下，说：“洋务的事情还是李中堂熟悉，我不了解情况，恐怕不能担此重任。”

        皇帝说：“倭人已经在旅顺登岸，如今威海卫又失陷，整个山东已经落入敌手，北京已经危在旦夕了，如今还有何可说？”

        翁同龢说：“记得10年前，李中堂可是对皇上信誓旦旦北洋舰队即使不能退敌，也必然不会使皇帝日夜忧虑，谁能料到如今这个结果，此事当然是李中堂负责善后事宜。”

        朝臣一片附议。见风使舵是为官之人的本色，天上的风往那边吹，地上的草就往哪边倒。

        慈禧开口，说：“国事如此，只能请中堂分忧了。”

        李鸿章回道：“此事就让臣来了吧。臣必定尽心竭力以报皇恩。”

        北京城茶楼里人声鼎沸，吃茶的人围坐在一起，只听一个茶客说：“听说高升号刚开出去就被击沉了，几个管带都自尽了，丁提督在威海卫失守后也自裁了。”

        周围茶客们纷纷感慨，一个茶客说：“日本人在旅顺口登岸后，屠杀了几万人，真是禽兽不如。”

        “听说日本人狮子大开口，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台。”

        另一个茶客说：“听说英国教头朗威理在开战前预测中国实力强于日本，怎么一打起来竟是这个结果？”

        旁边一个叫“坏爷”的人说：“大清国怕是要完了。”

        茶楼老板闻言，赶紧走过来制止，说：“坏爷，你可别混说，今儿不要你酒钱了，你走吧。”

        人群渐渐散去，不复之前的喧闹。

        为什么曾经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会败给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呢？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的遭遇很相似，都遭到了外国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中日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尝试，领导这场改革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明治天皇，当日本举国上下节衣缩食发展海军时，慈禧太后正和太监李莲英在颐和园扮观音，她为了庆祝自己的60大寿，从海军军费里拨钱修园子。

        李鸿章本人也不是没有压力，醇亲王曾想把他从北洋大臣职务上换下，李鸿章也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而做出妥协。

        他自己也说，自己何曾放手办理过洋务，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拆穿还可以掩饰一时，一旦撕破，早就千疮百孔了。

        他的困难来自于君臣的掣肘，海军军费短缺，西学人才的缺乏，他本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在70年代由容闳带领一支小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后来朝廷反对，李鸿章也只好妥协，撤回留美学生。

        他力主加强海防，不惜耗费巨资从国外购买铁甲舰，组建了北洋海军，当时长江沿岸各路诸侯也都大力购买船舰，组建起福建海军、南洋海军，只是这几只海军不受李鸿章统辖，只有南洋沈葆桢能支持一下，这些海军还是在原来的水师基础上建设的，管理体制落后。后来，逐渐没落，海军人才都转送到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学习。

        因为海军军费短缺，海军兵勇的薪饷总是欠薪，只能离开之后再付清，到了80年代，就无法再添置新的船舰了。后来李鸿章出国，在美国参观军工厂，看到新式枪械，子弹连发的速度很快，再询问价格，李鸿章摇摇头，太贵了，枪可以买，但用不起这些子弹。

        再谈到船速的问题，同样是购买的外国船舰，为什么日本的船速比我们的快？也许又一些外国投机商人玩了一些小把戏，卖给我国一些淘汰品，那么卖给日本的就一定是最新式的船舰吗？船速的问题应该是和燃料的质量有关，主要就是煤的质量，供应给北洋舰队的煤很劣质，居然烧不燃，可以想象这背后腐败成什么样子，简直是烂到根子里了。

        李鸿章去日本谈判，是对他本人的一次羞辱。他这样一个受人敬仰的人物，在谈判桌上遭到威逼恫吓，不允许分辨，只有“答应“和”不答应“的选择。最后，赔款从3亿两减为2亿两，并不是被江面上那几艘残舰吓住，而是出于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的愧疚之情。

        是李鸿章带去的谈判代表不行吗？不是这样的，李鸿章身边的罗丰禄、伍廷芳都是资深外交老手，精通国际法律，一点不亚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只是弱国无外交，城下之盟只能任人宰割。

        李鸿章表面上还是云淡风轻，可是回来以后，时而狂乱，胡言乱语，德国医生帮他做了几次放血治疗，跟在他身边的留美学生吴应科，在甲午战争中因作战英勇被授予“巴图鲁“的称号，他随船返回时，把自己的勋章和辫子包成一包扔进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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