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01）

戏说中书街（101）

        一零一、堂会

        不觉间，季节就已到三春时候，即便是在南阳府衙内，也能从杂花满地，飞鸟穿行；桃红柳绿和那春风拂面上感觉到春色怡人；而到了日暮时分，府衙前堂和二堂，那些官员和衙役除了值班的之外都已经下班，随着夜幕降临，府衙的三堂及东西偏院的内宅都渐渐张挂起标有“南阳府衙”字样的灯笼。就使得月光如水一般平静，如风一样柔和的春之夜更显得淡月笼纱，娉娉婷婷，在顾嘉蘅的眼里，也就有了些朦朦胧胧的魅力。

        忙完公务，自然还有数都数不清的各种应酬，除了上司路过、和有关人士密谈，免不了的社会活动，顾嘉蘅一般是会以各种理由婉言推辞的。他自认为是一个自己是个很传统的士大夫，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装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去和一些不相干的人推杯问盏、谈笑风生，认为那是一种痛苦和折磨，虽然知道现在官场时尚就是“一身酒气，两袖清风”，好就好在南阳还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知道府台大人无此嗜好，也就无人故找无趣。

        一般的官员退朝以后，邀上两三知己，酗酒、狎妓、狎相公、吸鸦片就是当时官场的常态。青楼女子和大小妓院在康乾盛世之后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其主要原因就是那些早就三妻四妾的官员时不时的还想吃点野食，尝些新鲜，如果遇上同僚和上司也好这一口，同僚之间就可以互相交流，偷偷将一花魁娘子安置在某座僻静小院供上司享用，升官发财是注定的。

        鸦片战争之前，官场上吸鸦片已十分严重，京官中吸鸦片者据说就有十分之一二，外官中就数量更多，很多的军国大事、民生民情都是一起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之间商量决定的。顾嘉蘅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深知鸦片对国人之危害深重，所以绝不涉足，也不好那一口；虽也好女色，可信奉浅尝辄止、偶尔为之的原则，绝不到那些风月之地流连忘返，到了晚上，顾嘉蘅更喜欢要么和一些文友坐在三堂外的月下品茗闲谈，说说官场上和民间的奇闻怪事，要么与几个清客在二堂偏院的爱日堂中小酌几杯，喝至微醺时，乘兴泼墨濡毫，也是文官的一些乐趣。

        可是那天晚上，本来就书法功底深厚的顾嘉蘅在燕思堂的那两间被他自己题为“醉墨山房”的书房里挥毫，用端庄浑厚的楷书为南阳某位名儒写贺匾，用洒脱不拘的草书为京中某位大人写扇面，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身边既没有叫好的属下，也没有发表评论的清客，而在此次，不远处的二堂的堂前翘棚下已经传来胡琴、琵琶和扬琴的声音，而那些以往总是簇拥着他的文人清客自然是被那音乐声所吸引过去了，因为今晚南阳府衙有堂会。

        满清入关平定天下以后，奉行“首崇满洲”政策，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导致八旗子弟染上了纨绔恶习，为了整顿八旗风气，嘉庆、道光帝在位时，采取了很多相关措施。发布了禁止旗人赌博，不许看戏，不许穿衣奢华，不许进茶馆等禁令，自然就波及到官场上。只是看戏听曲是当时的首选娱乐活动，既然明令禁止官员不许去戏园看戏，自然也有变通之法，那就是把戏班叫到家里唱堂会，一是不花钱，算是戏班出公差；二来也不违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各级衙门之间都可以参差唱堂会，一时间堂会泛滥，到了晚上轮番演出，倒也煞是热闹。

        相传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公元1320-1370年）在位时，在全国各处挑选了一些嗓音好、会唱曲的艺人进宫以供娱乐；而明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之时，片面地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把这些唱曲的艺人统统遣散出宫。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时，那些艺人选择了相对比较平安的南阳，导致中国现有的300多个曲种中，大半花开南阳盆地的奇特现象。久而久之，后来人们就把使鼓板的叫鼓词，把使三弦的叫三弦书，把同时既使筝、又使琵琶、还使三弦的叫“大调曲子”。

        而南阳的堂会自然以听大调曲子为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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