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02）
戏说中书街（102）
一零二、正四品道员
顾嘉蘅除了是位能吏，是个既能讨好上司、也能安抚百姓；既能一手收钱，又能一手办事，因而很有些民心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个既不狎妓，也不玩相公；既不贪杯，也不抽鸦片；既无戏瘾，也无恶习的文人士大夫。读书人出身，学富五车，经历又多，自是学问渊博，执政有方。不仅能想出“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样的千古佳联，更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在章法布局上总是精心构思，用心经营，既合古法又有新意，既典雅大方、舒缓得体，又用释文或简短题跋映衬托，以增加作品的活泼与变化，自然好评如潮。
只是堂会的那天晚上，少酌了几杯，一个人站在书房案前行云流水般的写着字，心里想着的却是那个宜昌知府所说的“人挪活树挪死”。他当然知道每当逢年过节去孝敬各位上司，也会去京城给相好的京官送冰炭，可是在南阳一干就是四届、一呆就是十几年，虽说是没有找个理由被罢免，可原地踏步就是后退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即便算是南阳历任知府中文化素质和执政水平都是很高的，却一直不能挪动，也就成了问题。原来在翰林院的同僚好友曾国藩如今大红大紫，人家青云直上，自然懒得搭理他这个十几年一贯制的旧时同僚。
所以，顾嘉蘅很简单的就会想到捐纳。
捐纳就是卖官鬻爵，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买官卖官。不同之处就在于现在是官场潜规则，而当年却是因为康熙爷在位五十年以后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又搞了个“摊丁入地”，国库的收入就有了个定数，可是打仗要军需，治河需要经费，赈灾需要粮食，营田开荒需要工具，海防更需要加强防备，这五项没有钱万万不行，然而国家没钱，国库早就捉襟见肘，于是就由大清内阁奏请皇上恩准，专门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官职，并以此成为制度。
捐纳制度在清朝和科举制度、世袭制度三者互相补充，有人凭着真才实学考中状元，有人拿出真金白银出来做官，也有人凭着父辈的恩荫平步青云。而那个捐纳制度既有朝廷统一管理、统一捐项、明码实价、统一入库、统一制度、统一资质的公开操作，可是也有因为官多缺少而类似于僧多粥少一样导致的暗箱操作，久而久之，捐纳就变成了在财政上饮鸩止渴，在文化上斯文扫地，在吏治上贪污腐败，在政治上丧失民心。有人将捐纳制度总结为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的大清之顽症。
大秦帝国的官职明码标价有些意思。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为例，京官的五品郎中（厅级）官银9600两、六品主事（局级）官银4620两；而地方的四品道员（副省级）官银16400两、从四品知府（地市级）官银13300两、五品同知（副市级）官银6820两，七品知县（县级）官银4620两，八品县丞（副县级）官银980两。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京官的郎中只要官银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的道员更是只要官银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身为副县级的县丞甚至只需要210两。在物价上升的同时，官价却蹊跷的下跌，这样的咄咄怪事只能说明大清朝越来越缺钱、官职已越来越不值钱。
清朝捐纳制度刚开始的时候，还羞答答的只捐虚缺，也就是一个官名而已；然后是不捐正缺，只捐副职；再后来限定京官五品以下、地方四品以下。到了全国一大半的官职都变成了捐纳而出，而官职变成稀缺资源之后，就开始捐监生，也就是花钱买国子监的文凭。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捐纳的监生达20万人，可谓世界之最。雍正在位的时候曾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找了1100个捐纳的监生考试，结果有900多人不合格，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赤裸裸的亵渎。
乾隆年间，湖南耒阳一个叫贺世盛的书生写了一本小书痛斥捐纳之弊，被耒阳县知县抓起来，严刑拷打之后定罪为“妄诋朝政，肆其悖逆”，上奏京城，拟判贺世盛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儿子处斩，十六岁以下子女和妻子派给功臣家为奴。朝廷会议讨论，和珅等四十个大员签署同意，乾隆批复也是八个字，“特宥赦之，改为处决”。可见得朝廷根本容不得百姓妄议国策。
捐纳制度规定：管干部、管官员、管人事的吏部之官不能捐，管教育、管科举、管考试的礼部之官也不能捐。就京官而言，尚书、侍郎这一级不能捐，郎中以下可以捐；地方官员中，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些封疆大吏的要职不能捐，而道员、知府、知县以下可以捐。而顾嘉蘅这个南阳知府既是地方官、又是从四品，正好可以捐个道员，那就是正四品；而且正好踏在线上，虽然仅仅只是半级，可就从而实现了人挪活的目的。
在顾嘉蘅看来，这就是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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