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210）

悠悠大公桥（210）

        ▲《宜昌特情》封面

        市局政保科接到赵福兴转来的信以后十分兴奋，敏锐的察觉到这时境外的敌特机关将要派遣特务进来。经过紧张的搜寻，查出“阿祥”本名是王光祥，是在香港理发业混迹多年的湖北省巴东县人，原名王玉琳。赵福兴收到信的时候，他同时也与在宜昌的亲友取得联系，声称要来宜昌探亲。

        情况迅速反映上去，经省公安厅批准，将王玉琳列为鄂专（丙字）18号案件的新的侦查目标。1972年4月11日，王玉琳持双程回乡证从罗湖口岸入境，经宜昌去巴东，却回避在宜昌逗留。根据市局分析，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不敢和赵福兴接触，但敌特情报机关对宜昌的窥视又使得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决心静待变化。

        果不出我方分析，王玉琳不仅与赵福兴保持通讯联系，还表现得越来越亲热和急迫。一年不到，1973年2月3日，王玉琳再次从香港回到大陆，直接来到宜昌住在他侄儿家，其中专程找到赵福兴见面言欢。除了了解黄世荣的死因，就是透露自己负有考察赵福兴的任务；除了套近乎，还热情邀请赵福兴到香港去游玩。这充分说明对方对赵福兴的兴趣与重视。

        为了进一步观察敌情动向，我公安机关再次放其顺利离境。同年12月，《敌情通报》指出：“蒋特驻香港某单位曾于72年、73年派遣专勤特务王玉琳两次潜入武汉”，这就再次证实王玉琳的特务身份。在省公安厅统一部署下，于1974年6月13日，在王玉琳第三次潜入时，由武汉公安局将其逮捕，通过审讯，证实了他确实是情报局专勤派遣特务。

        写到这里，真的是有些遗憾：后来的公安干警真的有些急于求功，也有些鼠目寸光，只能捞些没什么情报价值的小鱼小虾，根本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长期作战、斗智斗勇、捕获大鱼的耐心和信念。

        经营鄂专（丙字）18号案件，从黄世荣拿着《回乡证》踏上故乡的土地，到王玉琳被武汉警方被捕，时间跨度近20年；从宜昌警方架网诱敌、内线侦察、密捕突审，做黄世荣的思想工作，让他为我逆用都是成功的；在此以后，赵福兴的默默等待，与敌特机关的通信、与王玉琳的见面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纰漏，也是值得赞许的。

        “在经营这一案件的漫长岁月里，参与经营的所有同志，含辛茹苦，没有度过一个轻松的节假日，特别是在案情发展变化的时刻，更是日夜兼程的去完成任务，充分体现了隐蔽战线上老一代甘做无名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段话是1955年10月调入宜昌市公安局政保科，1972年起担任副科长的曾继全写的。因为全程参加了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自然更有切身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赵福兴作为案件中的一号特情人员，为宜昌市的反间谍斗争默默地工作了二十年。“他工作认真，表里如一，的确是很可贵的。”“究其原因，除了大的政治环境的作用，耐心教育的效果外，”恩威并重”的领导方法，尊重人格，关心生活，从实际出发，帮助他解决具体困难，也是赵福兴能从不自愿到自觉自愿为我工作的重要原因。”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公安机关处于最困难的日子里，赵福兴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他做到了自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

        如果是一部电视剧，最后的结尾部分应该是：字幕弹出：“1983年，赵福兴病逝”，宜昌殡仪馆一间普通的吊唁厅里，赵福兴的简朴告别仪式正在举行，脚步声起，从厅外走进一行警察，他们将一个花圈放在了赵福兴的遗像一侧，身为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曾继全走上前整理了一下写有“宜昌市公安局敬献”字样的挽带，站直身，看了相框里的赵福兴，默默地举起了手，有人在喊口令：“敬礼！”那一行警察就整齐如一地向着赵福兴的遗像敬了一个举手礼。

        随着一声“礼毕”的口令，包括曾继全在内的那些警察像退潮的江水似的退出了吊唁厅，乘车离开。吊唁厅里的人才如梦初醒，纷纷相互打听：“这些警察怎么会认识我们家老爷子？”“赵老先生什么时候会有警察朋友？”“从没听说过赵福兴和警察有什么来往的啊！”

        如果那些赵福兴的家人、或者认识他、听说过他的理发界的老人和街坊邻居看了上面的这段往事，就会明白在宜昌的隐蔽战线上，赵福兴永远是市局最好、坚守时间最长的特情，而且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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