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亭下臧否辩濮议（二）
飞檐之下，凉亭之中。
玉暖生烟，清香飘散。
余珊不理亭内三人赞叹，正色道：“余且试言，这母疑子惧之下的帝后之争。
嘉祐八年三月春，宋仁宗暴崩于福宁殿，其养子赵曙得帝后曹氏之助，践祚大宝，是为宋英宗也。
英宗皇帝登基之后，并未母慈子孝，反而是帝后之间，龃龉暗生，关系江河日下，以至于母疑子惧。
究其缘由，盖因内侍挑唆、曹皇后贪恋权位，使得帝后之间摩擦不断。”
言罢，略做沉吟，身侧袁宗皋接口笑道：“英宗皇帝乃是出继之子，早年被收入宫中，由后宫抚养。
仁宗患疾之后，朝臣屡次奏请，言：早立后嗣，以安国本。
然则当是时，仁宗虽无子嗣，日后却未必不能诞下龙子。是以，此言触及仁宗与曹后的底线。
也因此，英宗与帝后之情谊，也日益淡薄。
宝元二年，豫王生，英宗顷刻间便被送还濮府，由此可见一斑。”
袁宗皋言罢，对余珊微微颔首。
余珊接过话头，又复笑言道：“英宗继位不久，乃患疾。据记载：英宗初时不知人，言语失序。而后上疾愈增，号呼狂走，不能成礼。
曹后顺理成章，垂帘听政。
嘉祐八年，英宗皇帝之疾康复，却仍未御极正殿。
朝臣屡次奏请太后罢权归政于英宗，然则太后久不放权，以至于两宫矛盾愈演愈烈。”
随着余珊言语，朱厚熜搜肠刮肚，回忆昔年书中所记载的这段尘封历史。
据记载，英宗时两宫关系，岂止是龃龉暗生？
当是时，有左右之人，向太后趁机进谗言，言废立之事。
此事传至英宗耳中，英宗曾与韩琦等言“太后待我无恩也”。
两宫之间，可为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是以，所谓濮议之争，实则是帝与后、两宫之间的权利倾轧。
最终，英宗皇帝在这次交锋中险胜一招，曹后在朝中所培植之羽翼，尽覆。
听着余珊言语，朱厚熜胸中百感交集。
前朝英宗登基之后的一幕幕，回荡胸中。
朱厚熜无法想象，竹城先生平铺直叙的言语底下、扑朔迷离的史料背后，那该是何等的步步惊心！
倘若日后践祚，张太后说一句“主少国疑，尚在冲龄，需垂帘观政”。
换做是他，又该如何应对？
良久，平复了胸中情绪，飞轩凉亭中的茶香已淡。
俯身倒掉凉茶，添上无根沸水，给袁宗皋与余珊斟茶罢，朱厚熜强颜笑道：“敢问先生，礼法之辩，又作何解？”
余珊闻言，回身目视袁宗皋，笑道：“仲德兄与令弟，有荆南二凤之雅号，于礼法之上，余便不班门弄斧了。德成兄，请。”
石案之侧，袁宗皋闻言不禁莞尔。
抚须探指，遥指余珊，笑道：“德辉还是这般脾性，也罢，也罢。”
自石凳上长身而起，袁宗皋负手踱步于飞轩之内，捻须笑道：“既如此，濮议之争中的礼法之变，老夫且试言一番。”
略做沉吟，袁宗皋肃然道：“试言礼法之变前，老夫尚有一问。世子可知，司马温公，何许人也？”
此言一出，朱厚熜为之愕然。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其人温良谦恭，兼刚正不阿，乃是名动北宋的文豪，名列元祐党人。
死后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追赠为太师，温国公。
是以，后人多称其为，司马温公。
转念，朱厚熜便摇头失笑起来。
袁先生既然问了“司马温公，何许人也“，岂会是无的放矢？
此问，绝非是问司马光是何人，定有深意。
凝思片刻，朱厚熜灵机一动，迟疑道：“同为元祐党人的吕公著曾言：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司马温公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
语落，凉亭内余珊与袁宗皋，俱是摇头轻笑起来。
“虑事深远，近乎于迂。吕公此言虽是为避尊者讳，实则有阿谀之嫌也。”
余珊笑罢，摇头道。
待得飞轩之内笑声渐息，袁宗皋一拂长袖，道：“世子能言司马温公虑事深远，近乎于迂，便足够了。
濮议之争，分作两派。
以司马温公为首的两制朝臣，认为英宗当称其生父，为皇伯考（伯父）；而以韩琦为首的宰执们认为，顺应人之本性，理应称濮王为皇考（父亲）。
老夫且先说，以司马温公为首的两制官员。
早在濮议之前，司马温公曾于嘉祐八年，上疏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
故为所后者服斩衰三年，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盖以特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也。所以专志于所奉，而不敢顾私亲也。
此言之意，乃是宋英宗为仁宗继子。以小宗之子的身份，入继大宗之后，地位自当尊于小宗。故而在丧服之制上，对其本身父母，只齐衰（守丧）一年。
籍此来告诫英宗，休要以私情，而做损礼之事。
司马温公之意，认为关乎正朝法统传续之大事上，血缘亲情应落于宗法礼制之后也。
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以天性、人情为本，认为英宗可追崇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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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温公之迂不同，忠献公（韩琦，谥号忠献）则言：伏以出于天性之谓亲，缘于人情之谓礼。虽以义而制事，当因时适宜，而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也。
文忠公（欧阳修，谥号文忠）亦有言：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有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未曾有干乱京师昭穆也。”
听到此处，朱厚熜已经心下了然。
他晓得，昭穆之制，乃是古之传序至今的宗法制度。
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
转念，又忖道：以司马光的性情，定然不会是曹后之羽翼。
然则在朱厚熜眼里，以司马光为首的两制官员，或是泥古不化、皓首穷经，不敢稍越礼仪藩篱的腐儒；或是别有用心，甘为曹后手中之刃的居心叵测之徒。
而如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则是变通务实。
忠献公那句“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可谓是神来之笔。
文忠公更是直言，英宗追崇濮王，不过是出于天性而称亲、立庙罢了，绝无扰乱昭穆宗法之意。
想到此处，朱厚熜不禁感叹：濮议之争里，如韩琦、欧阳修这般名相，用事之间，比之张璁等人，高明堂皇，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单单是礼仪之辩的立意，与大礼仪之争，便是云泥之别也。
飞轩凉亭角落
黄锦垂眉敛目，躬身听着亭中对谈。
眼角余光恰见朱厚熜眉宇紧蹙，恍然间，他对于自家世子爷的心思，已然是洞若观火了。
若他记得没错，昔日他给世子爷读智脑《明史》时，曾有幸目睹“大礼议之辩”。
这所谓大礼议，与如今所论的濮议之争，何其相似？
譬如杨廷和等护礼派，不正如司马温公？
只是如司马温公这般温良恭谦的大贤，私心是没有。而如杨阁老这般，以护礼为名，所图却未必如司马温般单纯吧？
心底暗暗冷笑一声。
黄锦眼见自家世子爷，眉宇簇成一团，踌躇片刻，暗自权衡了一番。
忽而上前一步，讪讪笑道：“请恕奴婢冒昧，敢请教两位先生，周秦之后，礼崩乐坏。唐宋以降，宗法之制虽深入人心，然赵宋的满朝朱紫，抛社稷于不顾，却沉溺这所谓礼法之辩，岂非是舍本逐末？”
此刻，朱厚熜亦是神色一震，不着痕迹的瞥了黄锦一眼。
黄锦此问，却正是朱厚熜最为疑惑的。
濮议之争时的赵宋，可为内忧外患。
英宗与太后的两宫之争，因废立之谗言，乃是在所难免。而两宫麾下，各自的心腹羽翼，也同样是身不由己。
可诸如韩琦、欧阳修这般名臣宰执，怎肯耗费精力时间，在这权争执上？
濮议之争，又如何能波及整个赵宋朝堂，鲜少有人置身事外？
凉亭里，飞檐下
余珊听闻黄锦言语，放下手中酒樽。
“黄公公此言差矣。公公昔年虽在京师皇城内书堂读过些书，却终究非是儒门正宗出身。休说是宋儒崇古，礼法乃是刻在儒士骨子里的，轻易不敢稍越藩篱，遑论是这宗法之重？”
言语着，余珊肃然道：“《诗•大雅•公刘》云：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事关宗法，岂可儿戏？倘若这濮议之论，放下时下，顷刻间便是泼了天的大事。”
顷刻便是泼了天的大事？
朱厚熜心生一震。
这岂非是说，日后的大礼议，便正是余珊所言的泼天大事？
神色凝肃，朱厚熜当即躬身问道：“竹城先生为何说，濮议之论若放在时下，便是泼天大事？”
余珊负手踱步，秋风将长髯吹的随风散动。
“世子可知，本朝理学大儒、士林之泰斗，几乎俱是朱子门人的支流余裔。
如方孝孺、曹端、薛瑄等先贤，师承自有，恪守家法。认为宋代周、程、张、朱之书，乃是儒家道统正传，四书五经之圣人微言大义，俱被宋儒说尽，世间一切道理，俱在其内，不必外求。
是以，早年间，士林有言：谨绳墨（墨守成规），守先儒之正，无敢改错也。
故而本朝以降，士林对于宋儒理学之说，亦步亦趋，不敢稍越雷池一步。
而宗法、传序、道统，本便是宋儒之重也。”
随着余珊言语，朱厚熜心绪蓦然间沉重起来。
沉吟片刻，朱厚熜抬起头，目光直视亭下两位先生，黯然问道：“先生之意，时下，士大夫奉宋儒之学为圭臬，深入骨髓，不凡稍越藩篱。一旦本朝有诸如濮议之事，势必引起士林之轩然大波，引得口诛笔伐之声喧天？“
余珊微微颔首，笑道：“然也。”
待得余珊笑言罢，俄而，朱厚熜沉默下来。
便连心绪，亦如秋风般，萧瑟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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