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海盗王！

“我在明史这一段上看过到，”李鑫说道：“足利义满死后，接班的儿子足利义持认为朝贡“有辱”日本国体，于是开始停贡，直到二十年后的宣德年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而在这二十年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中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实迫于当时明朝政府的强大，真正敢来作乱的日本人并不多，反倒是有很多中国流氓打着倭寇的旗帜趁乱浑水摸鱼，好把自己撇个一干二净。”

        这王陵和老皮听得那是大开眼界，他们想不到就连李鑫一个女子都竟然这么精通历史，不由得对这个女人也再次刮目相看起来，李鑫意识到他们把目光开始聚焦到自己身上，连连吐吐舌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班门弄斧了，还是让老郑接着讲，我只是粗略的看过一点明史。”

        “期间有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殃及到了当地百姓，令明帝国彻底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而这就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郑九五说道：“王直是从走私军火开始起家的，当时的走私天堂双屿岛成为世界贸易中心，明朝官方为了打击走私就用武力摧毁了它，而这反而为王直成为“海盗”之王扫清了道路

        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僧人南浦文之的《铁炮记》所记，这年八月二十五日，几名葡萄牙商人在“大明儒生五峰”的介绍下来到了日本。葡萄牙人给日本人示范了“铁炮”，日本人便购买了几支，所谓的“铁炮”就是明朝当时的火绳枪，彼时性能极为先进，可日本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铁炮传来”的故事，而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此时，中日贸易已经中断，一切商品交流其实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于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约束，海道成为自由天地，物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多重风险的推动下，中日贸易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而且，王直直接贩卖军火，自然更是赚得盆满钵满。钱赚多了，手里又有家伙，这生意自古就是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一些在海上活动的流氓们乘机开始出没打劫，而王直也因此开始招兵买马，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下海五年之后，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许栋的海上武装集团。徐栋和王直是老乡，盘踞在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明初这里就被当做“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正好成为走私天堂。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许栋统治下的双屿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丰八甚至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嘉靖二十七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他全力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以压倒性的优势将双屿岛摧毁。而在这之前，岛上的二号人物王直沉着指挥，率领余部逃出双屿，成为新的领袖。而明帝国则痛苦地发现，一个更为难以对付的对手诞生了。

        “逃出双屿岛的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他将双屿许栋的历年积累的财富几乎全部带走，率领手下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据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郑九五如是说道，“但是王直是个颇有心计的人，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祖国大明帝国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一可搞好政府公关，二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主动向朝廷要求当海上“联防队”，为政府承担艰难的“抗倭”重任。此时，王直已经成为东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号”则是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也一度并不刁难，行动自由，他的权力和声势在彼时达到了巅峰，资本主义发达的明朝几乎全部进出海的生意都被王直一人垄断，从南海到渤海，明朝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活动着五峰旗的走私商船和满载火炮的武装海盗船。”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称王建制，先是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

        “称王之后的王直财富已经达到了可以敌国的地步，同时他的人马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此时的王直开始复仇，他率军反攻大明，经常是千艘巨舰纵横往来，顺着国境线上下巡航如入无人之境。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惊人的高价码：“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至此，王直成为整个历史上赏格最高的“海盗”之一，也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海盗史上的地位。比起同期的加勒比海盗以及北欧海盗，无论是装备还是规模，又或者是控制力，他们与王直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要知道彼时的他可以凭借一人之力在海上抗衡最巅峰的大明王朝！

        郑九五道：“而这位旷世的大海盗在民间的口碑却又好得很，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这位“倭寇”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主要是因为他赚得多也舍得给，经常救济穷人，对来投奔自己的老百姓一概好生招待，可是后来他终究是死了。”

        当时的明王朝海禁森严，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人物长期存在，他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对抗这个国家了。于是他们开始了软硬兼施的办法，先是抓了王直在内地的亲戚，其中包括他的妻儿和老母，接着又派人去到日本谈判，告诉他朝廷有招安之意，并且透露已将他的亲人安置在杭州照料，言下之意便是我有人质在手，如果你能回来，我保证你安全并且加官进爵荣华富贵等等。

        经过两年多的软磨硬泡，王直骨子里头到底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落叶归根和孝善孔孟思想最终让他选择回国，其下场是可见的。没多久，这位海盗王便被抓入狱，但是因为忌惮他的余部力量，整整两年时间也没有敢动手，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

        听完这一切，几个人不仅开始唏嘘起这位海盗王人生结局的悲惨，如此一个传奇人物到底还是走向了不归路，不过说了这么多，又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疑问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于是向来少话的郑九五继续说道：

        “在当年那批运送去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馆里有一些明朝皇家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当年之所以王直被抓后还能好端端的软禁两年才遭毒手是有原因的。王直纵横四海，又与全球通商，还是垄断性的，积累的财富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但是他被抓后这些财富的下落却不为人知。原因便是王直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他将那些财富藏在了几个隐秘的地方，如果说出宝藏的下落，他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没命，于是这便又成了他的护身符，只可惜最后的王直还是死于朝廷内部派系争斗，成为了别人上台的一块垫脚石，这笔自有海盗历史以来最为炫目的财富也就跟着成了失落宝藏。”

        当年抓回王直的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当时有朝廷中人害怕他因为找到王直宝藏而因功进爵威胁到自己的势力，甚至联合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的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当朝的皇帝为了朝政的稳定只好先行就拿了王直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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