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44章 读刘庆邦作品记

在当代作家中，刘庆邦无疑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称他是中国的契诃夫。本来，刘庆邦自1978年来，发表的长篇小说也不少，如《远方诗意》、《红煤》、《平原的歌谣》、《断层》、《遍地月光》等，但为什么文坛上竟说他是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呢？我的理解是，他发表的短篇小说不仅数量惊人，截止2010年6月总共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篇，20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更主要的是，他是短篇小说获奖专业户，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各种小说大奖。说明他小说的质量之高。

        读刘庆邦的小说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或者说是一种很轻松的消遣，不像读现代主义的小说那样伤神与费解。严格来说，刘庆邦是沿袭现代作家传统的一位作家，更具体来说，是从沈从文的小说经验出发，而且有了延伸和发展的作家。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甚至会认为我这是贬低了沈从文。而我则认为，我们惊叹长江下游的浩浩荡荡，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它的源头——青藏高原雪山的伟大!  没有涓涓细流，无以成江海。刘庆邦的小说经验，虽然是对沈从文小说经验的延伸和发展。但他的源头还是沈从文。

        说刘庆邦小说经验的源头是沈从文，主要是就其精神实质来说的。如刘庆邦着重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以及《遍地白花》《响器》等那些充满诗意而淡化情节的表现手法，与沈从文的小说如出一辙。但总的来看，他俩小说的叙事招数、细节处理乃至小说的成因等各不相同。

        沈从文写了人性的美好和丑恶，但还不能像刘庆邦那样，清醒而自觉地将自己的小说类型化。可能有人觉得把小说类型化，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刘庆邦将小说类型化，只是对作品风格的变化有一个归纳式的表述，并不等于说他创作小说就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可以简单复制。如果运用制造物质产品的办法生产精神产品，这不仅愚蠢，而且可笑。刘庆邦在出版自己的四卷本文集时说：他的小说可分为柔美小说、痛心小说、成长小说、酷烈小说。后来他又声明放弃了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他的小说是有类型化的，可分三种：即证美小说、审丑小说、成长小说。那么，什么是证美小说和审丑小说呢？所谓证美小说，就是歌颂和证明人性的美好，讴歌人间真情，也就是刘庆邦说的柔美小说；所谓审丑小说，就是揭露和鞭挞人性的丑恶，也就是刘庆邦说的酷烈小说。我之所以使用证美小说、审丑小说的概念，是我感觉它比刘氏说法更能让人一目了然。不过，刘庆邦对自己小说的解读是很精采的，他说：“我写小说基本是两个路子，简单归纳起来，就是柔美小说和酷烈小说。柔美小说是理想的、出世的、抒情的，酷烈小说是现实的、入世的、批判的。酷烈小说如同狠狠抽了人一鞭子，柔美小说马上过来抚慰一下。我就这样处于矛盾之中。”事实也果真如此，如果除去《户主》、《春天的仪式》、《种在坟上的倭瓜》、《小呀小姐姐》等写孩子、写儿童心理变化的这类成长小说以外，刘庆邦的小说大都是这两种类型。

        刘庆邦的小说，我不敢说看了他的全部，但也不少于100多篇了，从我个人喜爱的篇什来看，证美小说类型的有《响器》、《幸福票》、《给你说个老婆》、《心事》、《不定嫁个谁》、《草帽》、《信》《八月十五月儿圆》等；审丑小说类型的有《光明行》、《征婚》、《朋友》、《大活人》、《别让我再哭了》、《一句话的事儿》、《在牲口屋》、《平地风雷》、《走窑汉》、《不是插曲》、《血劲》、《姐妹》、《秋风秋水》、《游戏》、《离婚申请》等。

        对任何小说作家而言，写好细节，可以说是创作小说的基本功。甚至可以说，没有细节过程的描写，也就没有小说。而对小说大家沈从文而言，无论是《边城》，还是《丈夫》、《萧萧》等，无不重视细节描写。而刘庆邦对细节的认识和实践，更是升华到心灵的高度、美学的高度。他在现代文学馆的一次《细节之美》演讲中，响亮地提出：要将细节心灵化。他说：“写小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简单交待情节，大量丰富细节，重点刻划人物。要把人物立起来，关键是要把细节心灵化。”如何把细节心灵化？刘庆邦说，“要给细节一种现场感，要高度集中，包括视觉、味觉、触觉，我们身上的感觉都要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写到下雨的时候，会闻到湿润的气息，耳边像听到雨沙沙的声音，皮肤会感到一种凉意，然后你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这样才能写细，才能把你的感觉传达给读者，才能感染读者。”《鞋》就是刘庆邦小说将细节心灵化的代表作。按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太简单了，简单得不值一提。说的是一个叫守明的姑娘，为她的“那一个人”做一双新鞋。她做好后，便与未婚夫在桥上见面，让他试穿。这便是小说的情节。为了展示守明这个姑娘纯美的内心世界，刘庆邦通过姑娘找鞋样子、田间乡亲们的逗趣、妹妹的挑逗、精心挑选布料、与未婚夫桥上见面试鞋等大量细节，完成了这篇具有民俗美的小说。刘庆邦在描写和叙述这些细节的时候，并不是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口气写的，而是通过守明这个姑娘的内心体验和内心独白的视角来表现的。变细节的第三者叙述为作品主人公的心理反应描述。这种将细节心灵化的直接效果，就是让作品更加真实可信。

        我应坦承，我没有读过沈从文的全部作品，但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他对鲁迅、冰心、叶圣陶的小说和小说的社会功能等有过详尽阐述，但对如何把生活素材变成小说的问题似乎尚未涉猎，而刘庆邦却有着“种子论”的独特见解。他说：“在现实中写短篇小说，其实只是写了一点点东西，这一点点东西，就是短篇小说种子。世间万物都有种子，我觉得短篇小说也有种子。我喜欢种子这个词，一说种子就给人饱满、圆润、美好的感觉。”《幸福票》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小说。小说写的是矿工孟银孩有了窑主发放的三张可以嫖娼的所谓幸福票，想方设法变成现金而未果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抵抗社会丑恶势力腐蚀的底层人物形象，歌颂了人性的胜利。刘庆邦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来源于他的一次采访。当时，他在车上听到一个司机聊天，说有个小煤窑的窑主给工人发幸福票。刘庆邦很惊奇，这个幸福票是怎么回事？司机说，你一个月干完25个班就发一张幸福票，然后凭一张幸福票去当一次嫖客。而这个可以嫖的歌厅、洗脚屋也都是窑主办的。窑主通过这个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刘庆邦认为，有幸福票而不去嫖，这就是小说的种子。有了这个种子，这篇小说就开始生长了：人物、情节、细节都来了。我觉得，刘庆邦的“种子论”很新鲜，既然是种子，如何将它生长成一篇枝叶繁茂的小说，就有了内在的逻辑动力。因为，种子一旦落土以后，就非长不可了。它比小说的“支撑点”、或者说“爆炸点”、“内核”等种种说法更形象生动。

        2010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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