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刘伯温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李善长在角色转换上没有成功。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独断，这是创业时期作为宰相最大的优点。可在建国后，他仍然如此行事，就不免给人以“独断专行”的感觉。这是任何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皇帝都不能容忍的。

        刘伯温很感觉到，朱元璋对李善长已不能容忍，但朱元璋必须还要忍，因为在他心目中，此时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李善长的人。多日以来，他在心里确定了三个人选。现在，他把这三个人一一列举给刘伯温。这是朱元璋的一箭双雕之计，第一，想听听刘伯温这位导师对三个人的看法；第二，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

        朱元璋的第一个人选就是特务出身的杨宪。刘伯温反对，理由是：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但没有当丞相的器量，当丞相应该像水一样的清澈，做事要以义理权衡，不能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杨宪不是这样的人。

        朱元璋“哦”了一声，突然转换话题，问刘伯温：“我听说你和杨宪的关系不错，在朝中，你最好的朋友就是杨宪。按世俗的话来讲，人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说好话才对。”

        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的确不错。刘伯温看中的是杨宪处理事务和搜集情报的热情，还有杨宪那分析和总结的超人的能力，这是杨宪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锻炼出来的。刘伯温认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趋于理性，像是搞科学研究，不会有情绪的掺杂，所以和这样的人交往，就如清水一样，是君子之交。杨宪所以和刘伯温很要好，是因为刘伯温当时是朱元璋的导师，刘伯温一句话就胜过他杨宪谄媚朱元璋一年。当然，杨宪对刘伯温是深深敬佩的，刘伯温的学识和他那未卜先知的本领，都让杨宪为之深深敬服。

        1368年阴历八月，刘伯温离开南京回青田县时，为刘伯温送行的寥寥可数的几人中就有杨宪，杨宪对刘伯温的离开深表遗憾。在当时的朝堂上，很多人都认为刘伯温是浙东派的首领，而杨宪虽然是太原人，但由于和刘伯温关系很好，而被别人划进了这个派。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浙东派一说，这是后人胡编出来的。按这种胡编的思路，就有下面的故事：刘伯温临走前嘱咐杨宪，千万要守护好咱们浙东派的大旗，尽量在朱元璋那孙子面前说我的好话，我才有可能搞个“王者归来”的大戏。

        杨宪心领神会，只要一有机会见到朱元璋，就明里暗里地陈说刘伯温超人的能力和无人可比的忠心。按这种故事的脉动，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其实是杨宪的功劳。

        但这不符合事实，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就是因为朱元璋遇到了李善长这个大难题，他希望刘伯温能为他解开这个难题，但现在，他又给刘伯温出了个难题，那就是，你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不推荐他当宰相？

        刘伯温轻易地解答了这个难题：“杨宪是个好人，但因为多年在特务部门工作，所以有了职业习惯。他对任何人都怀疑，也就是说，特务和警察的人生观是‘人性本恶’的，人生观首先就是错的，所以他不可能做到不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

        刘伯温又说：“外面风传我和杨宪的关系好，即使真有，那也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现在您问我的问题，可是关系帝国命脉的事，我不能把私人感情掺杂到国家事务中来，这是很不负责的。”

        朱元璋对这样的解答很满意，于是就说出了他心目中的第二个人选：“汪广洋如何？”

        汪广洋是高邮人，平生有两种能力傲视天下，一是书法，二是智谋。1355年跟随朱元璋，屡出奇策，在刘伯温没来之前，他是朱元璋的顶级军事家之一。朱元璋曾说：“汪广洋就是我的张良，我的诸葛亮。”据说朱升提的“高筑墙广积粮”战略其实是汪广洋的思路。《明史》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在内，严于律己；在外，宽以待人。

        刘伯温对他的评价却相当低：“把十个汪广洋捆一块儿都不如一个杨宪。”

        朱元璋着实吃了一大惊，他脱口而出：“您对汪广洋会有如此看法？”

        刘伯温说：“皇上您问我，我是照实说。”

        朱元璋转动眼珠，突然想到，汪广洋以智谋着称，刘伯温也以智谋为傲，这可能是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在搞鬼。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又提到了第三个人：“胡惟庸如何？”

        按照唐人的思路，胡惟庸是最合适做宰相的人。因为唐人说，宰相必出乎州部，将军必起于行伍。也就是说，无论是宰相还是大将军，都应该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作为朱元璋的老乡，胡惟庸在1367年之前是混得最差的。他投奔朱元璋后，只是做了一年的朱元璋秘书，然后就被打发到了地方上。他做过县长秘书、县长、市长助理，在1367年才正式进入中央当了个掌管礼仪和祭祀的太常卿。朱元璋看上胡惟庸，就是因为胡惟庸在地方上多年，熟悉他的帝国基层，所以每每能提出操作性极强的建议。

        但刘伯温把胡惟庸批得体无完肤：“胡惟庸绝对不行。宰相就是车夫，胡惟庸非但驾不好，恐怕还连辕木都会被他毁掉。”

        朱元璋搞不清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思路是从哪里来的，刘伯温没有解释，朱元璋也没有问。他心目中三个人选都被刘伯温给否定了，这让他很难堪。这正如一个母亲的孩子被人说得一无是处一样。他有点恼火，有点失望，不由自主地，他想到了自己一箭双雕的那一雕：“看来，我的几个宰相人选没有能超过先生您的了。”

        一道刺眼的光。刘伯温感觉到脑子一震，像是被人从高处推下来，而他变成了一根羽毛，慢慢地飘了起来。当他发现自己不是在飘浮而是在向下滑落时，他马上就清醒了。

        刘伯温迅疾地明白了一件事，朱元璋这话只是闲话，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自己当宰相，不然，不会提出那么多人，到最后才提名自己。按刘伯温那富有智慧的头脑和他对朱元璋的了解，朱元璋肯定误会地以为，刘伯温总是不断地否定宰相的人选，其实是自己想做宰相。

        其实刘伯温也误会了朱元璋。朱元璋在算计上的能力恐怕是他刘伯温十辈子都无法攀比的。

        刘伯温现在处在一个并不危险但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他说自己有宰相的素质，那他刚才否定朱元璋心目中宰相人选的事就是有私心。如果他说自己没有宰相的素质，他又有点心不甘，因为宰相这个位置的确让人垂涎欲滴啊。刘伯温他不是神，他只是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凡人。如果真的坐到宰相的椅子上，那儒家的“为生民请命”的高调理想不就有实现的基础了吗？

        可问题是，命运告刘伯温，他此生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朱元璋不可能让一个曾做过自己导师的人再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刘伯温必须要表态。他带着无奈的情绪表态：“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得过了度，又不喜欢繁杂的行政事务，勉强去做，对国家无益，一定会辜负圣恩。天下何患无才，您何等圣明，只要细心寻求，一定会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只是眼下这几位真不太合适。”

        朱元璋缓缓地点了点头。但刘伯温发现，朱元璋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他突然有个很不好的预感，他可能得罪了很多人。既然朱元璋心里早就有了定见，那他肯定会塑造他心目中的宰相人选，而在塑造时，他会对那些人说：“你呀，有什么缺点要改。你这些缺点可不是我说的，是刘伯温说的。”

        一想到这里，刘伯温冷汗直冒。实际上，他的冷汗从他回到南京城后就一直在冒，只是他老了，没有感觉到而已。

        刘伯温论相，使我们可以追忆春秋时期的管仲论相。

        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功勋卓着。管仲本人则成为后来历代王朝领导人眼中最理想的宰相。管仲临死前和齐桓公有一段讨论当时宰相的对话，齐桓公问管仲，是否选定了接班人。管仲很遗憾，说没有。但他又说：“这件事的主动权在您手上，因为国君最了解臣下。”

        和朱元璋一样，齐桓公就开始列出人选。第一个人就是管仲的好友鲍叔牙。管仲反对。他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当宰相。”鲍叔牙似乎就是刘伯温。

        齐桓公又说出第二个人选：“易牙如何？”

        易牙是姜小白的厨师，曾把亲儿子当原材料烹饪成佳肴送给姜小白吃。管仲的评语是：“这小子没有人性，不宜为相。”

        齐桓公又说出第三个人选：“卫开方如何？”

        卫开方是卫国的贵族，千里迢迢跑到齐国来侍奉齐桓公达十五年，他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去。

        管仲几乎想吐这个卫开方一口：“这小子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他的贵族身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了这样的身份和荣耀来当您的小跟班，说明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您应疏远这种人，当然就更不应该让他当宰相了。”

        齐桓公只好心里发虚地列出了第四个人选：“竖刁如何？”

        竖刁是姜小白的贴身男保姆，曾主动阉割自己到姜小白身边服务。

        管仲气得直咳嗽，他说：“他更不成。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怎么可能去爱惜别人的身体？”

        齐桓公这下无所适从，管仲摇头叹息说：“我倒有个人选，这个人就是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他可以做宰相。”

        齐桓公不置可否。管仲去世后，齐桓公自作主张，把易牙等三人任命为宰相。两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继续效忠他不能带来利益，于是决定把齐桓公送进天堂去见管仲。三人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齐桓公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

        据说临死前，齐桓公仰天长叹：“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懊悔地死去。

        管仲对人性的一针见血和刘伯温对人性的明察秋毫异曲同工。齐桓公和朱元璋的定见也不差毫厘，不同的是，齐桓公因此身死，朱元璋只是虚惊一场。

        刘伯温论宰相和管仲论宰相，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宰相的职业素养中，最重要的还是胸怀。但肚里能撑船的宰相还是太少了。至少刘伯温就无法做到，正如他所说，他是个疾恶太甚的人。

        不过，自1368年年末刘伯温回到南京后，朱元璋发现，刘伯温疾恶如仇的脾性似乎收敛了很多。朱元璋自以为是地认为，一个人到了六十岁时，性情总会和以前不一样，这是因为人老了。在人间艰难跋涉六十年，连神仙都会老的。

        不许庆祝

        1370年的开头几个月，刘伯温精神恍惚。他知道朱元璋把他拽回来的阴暗心理：他一直是朱元璋的导师，朱元璋看不得别人比他强，在他打天下时当然需要刘伯温这样的导师，可当他的天下稳定后，他那“老子应该天下第一”的流氓气息就暴露无遗。

        一年多来，刘伯温开心不起来，因为对朱元璋这种阴暗心理的洞悉使他无法放下思想包袱，来坦然面对他即将到终点的人生。朱元璋给他的信和对他的两次试探都让刘伯温心神不安，他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停止，朱元璋还有下一次。但下一次是否是试探还是不动声色地打压和凌辱，那就是他刘伯温无法预知的了。

        1370年阴历二月，朱元璋和群臣在后花园散步，突然看到雀巢里的老麻雀一动不动，于是转身对刘伯温说：“大家都老了，应该回家养老。”刘伯温正要感动，朱元璋马上就把目光移走了。本年阴历四月，朱元璋要刘伯温到弘文馆做学士，并且还特意给刘伯温写了封《弘文馆学士诰》。刘伯温读了之后，心上一凉。他心里说，皇帝老儿果然还在踩他以彰显自己的高尚品格：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馆之设，报勋旧而崇文学。以旧言之，非勋着于国家，犹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优，安得而崇。尔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刘基，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栝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节次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于戏，苍颜皓首之年，当抚儿女于家门，何方寸之过赤，眷恋不舍，与朕同游。后老甚而归，朕何时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散官如前，宜令刘基准此。

        朱元璋还在硬着头皮说谎，他说刘伯温是主动来投靠他的，谎言重复再重复，自然就成了真理。朱元璋和刘伯温在1368年之后的主要关系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关系：朱元璋重复谎言，刘伯温默默接受。

        这道诰命中，朱元璋仍然说，刘伯温有天大的功劳，而且是个出色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刘伯温是最有资格进入弘文馆当学士的。

        弘文馆的来历并不清白。它诞生于公元621年，由大唐王朝的秦王爷李世民创设。李世民创设弘文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实际上，弘文馆里聚集了一大批他的幕僚，这些人在他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谋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李世民夺取帝位后，弘文馆成了他的秘书处，馆中的学士都是他最得力的秘书。岁月流逝，弘文馆的政治气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气息。元朝时，弘文馆销声匿迹，朱元璋恢复弘文馆不久后又废除，因为文学不是朱元璋喜欢的东西。

        弘文馆学士其实是个虚得不能再虚的职务，主要的工作就是责任编辑工作，对古籍进行校对，对中国文化进行梳理。刘伯温不喜欢这一工作，他最喜欢的职务还是御史中丞，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从1368年年末回到南京后，他在这个职务上没有做什么露脸的事。他总是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从早上一直发呆到中午，吃完午饭后，继续发呆，一直到下班。

        偶尔有人经过他身旁，看到他微闭着双眼，嘴唇抖动，像是在自言自语。喜欢搞恶作剧的同僚就会对着他的耳朵突然大叫一声，让其失望的是，刘伯温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只是睁了睁眼，慢吞吞地说道：“吓了我一跳。”

        后来他到弘文馆办公，面对着一大批中国文化书籍，他仍然发呆。和他一起做学士的史学大家危素看到他发呆了几个时辰，就会敲着他的桌子，说：“醒醒，下班啦。”刘伯温马上就站起来，弓着背，一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如果危素要向他请教学术问题，即使把他的桌子敲烂，他也没有一丝反应。弘文馆的学士们说：“刘基老了，才六十岁的人，精神头儿却像九十。”

        1370年阴历六月前，刘伯温就是这样的。文武百官们眼中的刘伯温是个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行将就木的老家伙，不过就在本年阴历六月份，“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刘伯温突然有了反应。因为有件事真的刺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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