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当他在1364年阴历二月回家的路上时，他对这种印象逐步加深了。可能就是在那条通往家乡的路上，刘伯温开始扭转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但他那刚直、不管不顾的性格如老虎一样拦在他面前，使他功亏一篑。

        刘伯温回家时，圆月高悬，树木在月光下像是剪影，偶尔传来几声鸟叫还有猴子的嬉闹声，这在夜晚显得极为恐怖。四周一片凄惨，浓烈的雾气打湿了双脚，他就在月亮钻进云里时，突然停了下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做我自己！”

        说完，不知什么原因，刘伯温又突然想起了陈友谅和他的大汉帝国。才几个月的时间，刘伯温几乎把这位英雄人物和他一手创建的大汉帝国忘却了。在那片月光如水银流淌的世界中，他试图在眼前展现陈友谅的尊容，可总是被朱元璋那张丑陋冷酷的脸挤到一边去。他努力用眼睛把陈友谅的脸拉回来，却拉回来一张哭丧着的脸。那张脸上雕刻着一张床。这张床用云南出产的楠木架构而成，楠木上镶嵌着制作精美的金片。刘伯温见过这张床，有一天，投降了朱元璋的陈友谅部下抬了一张床，放在朱元璋脚下，恳请朱元璋笑纳。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发出贪婪的光，但那光倏然熄灭。因为在他身边有很多人。那些人眼睛放出比他还亮十倍的光，垂涎三尺。他极端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床，如此奢华，和后蜀后主孟昶用珍宝做成的夜壶有什么区别？”

        孟昶是五代后期南中国后蜀的皇帝，此人在生活的奢侈上极具想象力，他曾用七彩珠宝装饰夜壶。北宋第一任帝赵匡胤灭掉他后，看到他的夜壶，大怒，拎了锤子就把上面的珠宝敲了下来，说：“这小子用七样珍宝来装饰这个东西，那么又会用什么容器来装他的食物啊？他如此奢侈，怎么会不亡国？”

        朱元璋能想到孟昶，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颇有了解。所以，他和赵匡胤一样，也来个毁坏作秀，命人把那张价值连城的大床销毁。

        这一倡导廉洁的举动马上感动了身边的马屁精们。其中一只就跳出来指责陈友谅：“没有富有就先骄傲，没有达贵就先奢侈，因此而失败。”

        朱元璋认为他说得很好，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富有了难道就可以骄傲？达贵了就可以奢侈？有了骄傲奢侈，即使是富有达贵还能保全吗？在富有达贵的时候，才应该抑制奢侈，崇尚节俭；戒除奢侈的欲望还恐怕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更何况用尽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这样很容易就导致灭亡了。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

        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

        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50岁时出山辅佐33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54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居于天命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占据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第一，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阴冷的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阴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朱元璋对徐达说：“你是跟着我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地步，不要被那些狗才毁了你。你要好好管束他们，否则，不但他们后悔，你也有后悔的一天。”

        徐达听了这些话，惊出一身冷汗来。回到家中，官服都不脱，就把下人们集合起来训话，而且还杀了几只鸡儆猴。

        刘伯温早就说过，帝国的敌人就是触犯法律的那些人。而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必然是自以为有实力的人。这种人，一旦放纵之，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这种警告，对当时的朱元璋来说，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朱元璋不是哲学家，他理解不了深层的问题，他只是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些有兵有地盘的军阀。他虽然经常和他的将军们谈到纪律问题，但只是例行发言。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把这样的敌人放在心上，直到他统一中国后，文武大臣们的放荡不羁才让他重拾刘伯温的警告。可惜，为时已晚，例行发言已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屠刀。

        刘伯温54岁那年在应天城。应天城阴雨连绵，三个月不见阳光，空气中飘荡着青灰色的雨丝，打湿了他的脸。他伸出手去，手很快湿了，他于是想到了法律之网，后来，又想到朱元璋的敌人。再后来，他站在雨中，进入与雨水合二为一的境界，什么都不想了。

        刘伯温就在那魂魄最佳状态中站了好久，突然有人来拍他，他这才从梦幻中跳回了现实。看看雨，感觉大了，扭身回头时，他向南昌（1363年，朱元璋设洪都府为南昌府）看了一眼，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南昌有变！

        吴王，请速去南昌

        1364年年末，刘伯温对朱元璋说：“注意南昌。”朱元璋一愣，说：“朱文正在南昌啊。”刘伯温又说了一句：“那就注意朱文正。”

        在刘伯温说出那句话之前，朱元璋从来没有注意过朱文正，注意这个“注意”，在政治圈中，谁要是被“注意”上了，谁就要倒霉。朱元璋心中，朱文正是绝不会倒霉的。这位曾把陈友谅钉死在南昌城下达三个月之久的守城奇才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恒星。不过对于那场“洪都保卫战”，很多人都高估了它。我们在前面谈过，南昌城被朱元璋重修之后，陈友谅威力无比的攻城武器——战舰无用武之地。陈友谅在南中国的崛起，很多时候靠的是海军。他是个典型的偏执狂，过度地重视海军在他心目中的优势。朱文正守南昌城时，只有两万人，陈友谅六十万，但这六十万人攻城的能力很差。朱文正所以能守住南昌城，一是他的确有一定的调度能力——南昌城比较大，他却能把两万人分配合理，能在危机时刻拆东墙补西墙；二是，陈友谅这个对手的攻击力很一般。

        朱元璋回想关于朱文正的往事，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洪都保卫战，这场保卫战在他战略上的价值有多大，他心知肚明。可如果站在陈友谅的角度来看，南昌城的得失如浮云，因为他去攻南昌的目的就是为了引朱元璋前来决战。所以，攻南昌城时是否用了全力，只有成了鬼的他知道。这也同时说明，朱文正在守城上固然有天分，可远没有如后人说得那样高。

        朱元璋那天在刘伯温的提示下，脸向西南，看向南昌城。他眼前就浮现了一张轻佻的脸，这张脸的主人就是朱文正。

        朱文正是朱元璋哥哥朱兴隆的儿子，朱兴隆早死，他老婆领着朱文正四处流浪。朱元璋革命大业稍有起色后，朱文正和他母亲一起来投奔朱元璋。在后来的战争中，朱元璋发现这个侄子虽然任性轻佻，但却骁勇善战。在攻陷应天的战役中，朱文正一马当先，最先冲进应天城，给朱元璋争了很大的面子。朱元璋论功行赏时曾问他想要个什么官。朱文正很懂事地回答：“叔父您真成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

        朱元璋大为惊喜，深为侄子的见解感到欣慰。一定要注意朱文正的这句话，他不是说不要封赏，而是想要最大的封赏。

        1363年，朱元璋从陈友谅手中重新夺回南昌后，他心目中守卫南昌的唯一人选正是朱文正。陈友谅未攻南昌城之前，朱元璋就曾收到南昌城一些官员的密信，说朱文正在南昌城不理政事，花天酒地。他们很担心，南昌城在这样一个浪荡子手中会不会再次丢失。使人惊骇的是，当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兵临南昌城下时，朱文正来了个超级大变身，推开酒杯，踢开怀抱里的女人，梳洗打扮一番，然后调兵遣将，聚精会神地守起了南昌城。

        如你所知，他守得很好，洪都保卫战几近于完美。

        陈友谅从南昌城刚撤军，朱文正就脱掉了战袍，穿起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丝绸长袍，用他那双还有血腥味的手端起酒杯，搂起美女，载歌载舞起来。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生死相搏时，他在南昌城中醉生梦死。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都看不懂他，在平常时期，他是个花花大少，而一旦到危机时刻，他马上就能进入救世主的角色。如果说，朱元璋是深不可测，那么，他的这个侄子朱文正就是变化无常。你能按朱元璋的逻辑猜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但你永远猜不出朱文正的下一步。

        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厚重的赏赐，他从未想过朱文正会质疑他的这一行为。因为在他心目中，朱文正很识大体，他当初那句拒绝封赏的话就是明证。

        刘伯温在鄱阳湖之战后曾提醒过朱元璋，让他注意一下在这场战争中的无名英雄。这些无名英雄当然不是漂浮在鄱阳湖上的士兵，而是未参加鄱阳湖之战，却对鄱阳湖之战有着卓越贡献的人。比如在武阳渡驻扎的部队，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却震慑了陈友谅不能南逃；再比如朱文正，如果不是朱文正拖住陈友谅，朱元璋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朱元璋却说：“陈友谅来攻南昌城，就是要和我决战的。即使他攻陷南昌城，也会到鄱阳湖中来。而我们在长江到鄱阳湖的沿线都布置了重兵，也就是说，朱文正的功勋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这成了他在鄱阳湖之战后未对朱文正封赏的心理依据，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朱文正能理解这件事，朱文正对这件事是超然度外的。

        朱文正不能超然度外。鄱阳湖之战的后期，陈友谅派人来南昌城劫粮，他在击退敌人后，曾洋洋得意地问他的部下：“你们说这场战争功勋最大的是谁？”

        他们的部下知道主子要的答案是什么，异口同声地说：“是您。”

        朱文正很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个答案，说：“我拖了陈友谅三个月，叔父才有时间作充足的准备，我现在又断了陈友谅的粮道，他成了无本之木。你们瞧，这种功勋，光芒可与日月争辉。”

        在他意识中，他认为自己说得没有错，他希望朱元璋也认可这种说法。因为几年来，他的确没有升迁过，这一次，就是击鼓传花的封赏，也该轮到他了。但他很快就滑进失望的深渊中，朱元璋对他未作任何振奋其心的封赏。

        他先是在房间里来回转悠，自言自语，后来就像中了魔一样地大喊大叫。最后，他把自己放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美女、美酒、最赏心悦目的歌舞和男人们的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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