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小羊圈(16)
瑞宣笑了笑,他说:“那大概不一样吧?据我看,因家庭之累或别的原因,逃不出北平,便须挣钱吃饭,这是没法子的事。不过,为挣钱吃饭而有计划的,甘心的,给日本人磕头,蓝东阳和冠晓荷,和你,便不大容易说自己不是汉奸了。老二!听我的话,带着弟妹逃走,作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我没办法,我不忍把祖父,父母都干撂在这里不管,而自己远走高飞;可是我也决不从日本人手里讨饭吃。可以教书,我便继续教书;书不可以教了,我设法去找别的事;实在没办法,教我去卖落花生,我也甘心;我可就是不能给日本人作事!”
瑞丰立起来,正了正马褂,像要笑,又像要说话,而既没笑,也没说话的搭讪着,可又不是不骄傲的,走了出去。既不十分明白哥哥的话,又找不到什么足以减少哥哥的妒意的办法,他只好走出去,就手儿也表示出哥哥有哥哥的心思,弟弟有弟弟的办法,谁也别干涉谁!
二十二
孙七正在一家小杂货铺里给店伙剃头。门外有卖“号外”的。一个鼻子冻红了的小儿向铺内探探头,纯粹为作生意,而不为给敌人作宣传,轻轻的问:“看号外?掌柜的!”
“什么事?”孙七问,剃刀不动地方的刮着。
报童揉了揉鼻子:“上海——”
“上海怎样?”
“——撤退!”
孙七的剃刀撒了手。刀子从店伙的肩头滚到腿上,才落了地。幸亏店伙穿着棉袄棉裤,没有受伤。
小崔红着倭瓜脸,程长顺囔着鼻子,二人辩论得很激烈。长顺说:“尽管我们在上海打败,南京可必能守住!只要南京能守半年,敌兵来一阵败一阵,日本就算败了!想想看,日本是那么小的国,有多少人好来送死呢!”
小崔十分满意南京能守住,但是上海的败退给他的打击太大,他已不敢再乐观了。
六号的刘师傅差点儿和丁约翰打起来。在平日,他们俩只点点头,不大过话;丁约翰以为自己是属于英国府与耶稣的,所以看不起老刘;刘师傅晓得丁约翰是属于英国府与耶稣的,所以更看不起他。今天,刘师傅决定不理会假洋人的傲慢,而想打听打听消息;他以为英国府的消息必然很多而可靠。他递了个和气,笑脸相迎的问:
“刚回来?怎么样啊?”
“什么怎样?”丁约翰的脸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颇像个机械化的人似的。
“上海!”刘师傅挪动了一下,挡住了丁约翰的去路;他的确为上海的事着急。
“噢,上海呀!”约翰偷偷的一笑。“完啦!”说罢他似乎觉得已尽到责任,而想走开。
老刘可是又发了问:“南京怎样呢?”
丁约翰皱了皱眉,不高兴起来。“南京?我管南京的事干吗?”他说的确是实话,他是属于英国府的,管南京干吗。
老刘发了火。冲口而出的,他问:“难道南京不是咱们的国都?难道你不是中国人?”
丁约翰的脸沉了下来。他知道老刘的质问是等于叫他洋奴。他不怕被呼为洋奴,刘师傅——一个臭棚匠——可是没有叫他的资格!“噢!我不是中国人,你是,又怎么样?我并没有看见尊家打倒一个日本人呀!”
老刘的脸马上红过了耳朵。丁约翰戳住了他的伤口。他有点武艺,有许多的爱国心与傲气,可是并没有去打日本人!他还不出话来了!
丁约翰急忙走开。他知道在言语上占了上风,而又躲开老刘的拳脚,才是完全胜利。
刘师傅气得什么似的,可是没追上前去:丁约翰既不敢打架,何必紧紧的逼迫呢。
小文揣着手,一动也不动的立在屋檐下。他嘴中叼着根香烟;烟灰结成个长穗,一点点的往胸前落。他正给太太计划一个新腔。他没注意丁刘二人为什么吵嘴,正如同他没注意上海战事的谁胜谁败。他专心一志的要给若霞创造个新腔儿。这新腔将使北平的戏园茶社与票房都起一些波动,给若霞招致更多的荣誉,也给他自己的脸上添增几次微笑。他的心中没有中国,也没有日本。他只知道宇宙中须有美妙的琴音与婉转的歌调。
若霞有点伤风,没敢起床。
小文,在丁刘二人都走开之后,忽然灵机一动,他急忙走进屋去,拿起胡琴来。
若霞虽然不大舒服,可是还极关心那个新腔。“怎样?有了吗?”她问。
“先别打岔!快成了!”
丁约翰拿着黄油,到冠宅去道喜。
约翰,在英国府住惯了,晓得怎样称呼人。他一口一个“所长”,把大赤包叫得心中直发痒。
晓荷见太太照旧喜欢约翰,便也拿出接待外宾的客气与礼貌,倒好像约翰是国际联盟派来的。见过礼以后,他开始以探听的口气问:
“英国府那方面对上海战事怎样看呢?”
“中国是不会胜的!”约翰极沉稳的,客观的,像英国的贵族那么冷静高傲的回答。
“噢,不会胜?”晓荷眯着眼问,为是把心中的快乐掩藏起一些去。
丁约翰点了点头。
晓荷送给太太一个媚眼,表示:“咱们放胆干吧,日本人不会一时半会儿离开北平!”
“哼!他买了我,可卖了女儿!什么玩艺儿!”桐芳低声而激烈的说。
“我不能嫁那个人!不能!”高第哭丧着脸说。那个人就是李空山。大赤包的所长拿到手,李空山索要高第。
“可是,光发愁没用呀!得想主意!”桐芳自己也并没想起主意,而只因为这样一说才觉到“想”是比“说”重要着许多的。
“我没主意!”高第坦白的说。“前些天,我以为上海一打胜,像李空山那样的玩艺儿就都得滚回天津去,所以我不慌不忙。现在,听说上海丢了,南京也守不住……”她用不着费力气往下说了,桐芳会猜得出下面的话。
桐芳是冠家里最正面的注意国事的人。她注意国事,因为她自居为东北人。她知道,只有中国强胜了,才能收复东北,而她自己也才能回到老家去。
现在,听到高第的话,她惊异的悟出来:“原来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是的,高第的婚事就和国家有关!”悟出这点道理来,她害了怕。假若南京不能取胜,而北平长久的被日本人占着,高第就非被那个拿妇女当玩艺儿的李空山抓去不可!
“高第!你得走!”桐芳放开胆子说。
“走?”高第愣住了。平日,和妈妈或妹妹吵嘴的时节,她总觉得自己十分勇敢。现在,她觉得自己连一点儿胆子也没有。
“我可以跟你走!”桐芳看出来,高第没有独自逃走的胆量。
二十三
天很冷。一些灰白的云遮住了阳光。水倾倒在地上,马上便冻成了冰。麻雀藏在房檐下。
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的升起来,使全北平的人不敢仰视。“庆祝南京陷落!”北平人已失去他们自己的城,现在又失去了他们的国都!
瑞丰同胖太太到冠宅去。冠先生与大赤包热烈的欢迎他们。
大赤包已就了职,这几天正计划着:第一,怎样联络地痞流氓们,因为妓女们是和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
第二,怎么笼络住李空山和蓝东阳。她让他们都看明白招弟是动不得的——她心里说:招弟起码得嫁个日本司令官!可是,她又知道高第不很听话,不肯随着母亲的心意去一箭双雕的笼络住两个人。
第三,她须展开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认真检查,一个是认真爱护。前者是加紧的,狠毒的,检查妓女;谁吃不消可以设法通融免检——只要肯花钱。后者是使妓女们来认大赤包作干娘;彼此有了母女关系,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她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节都来送礼。
第四,是怎样对付暗娼。战争与灾难都产生暗娼。暗娼们为了生活,为了保留最后的一点廉耻,为了不吃官司,是没法不出钱的;只凭这一笔收入,大赤包就可以发相当大的财。
为实现这些工作计划,大赤包累得常常用拳头轻轻的捶胸口几下。
南京陷落!大赤包不必再拼命,再揪着心了。她从此可以从从容容的,稳稳当当的,作她的所长了。她将以“所长”为梯子,而一步一步的走到最高处去。她将成为北平的第一个女人——有自己的汽车,出入在东交民巷与北京饭店之间,戴着镶有最大的钻石的戒指,穿着足以改变全东亚妇女服装式样的衣帽裙鞋!
她热烈的欢迎瑞丰夫妇。她的欢迎词是:
“咱们这可就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放心的作事啦!南京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得回来的,咱们痛痛快快的在北平多快活两天儿吧!”然后,她对胖太太:“祁二太太,你我得打成一气,我要是北平妇女界中的第一号,你就必得是第二号。她说到这里,瑞丰打了岔:
“冠所长!原谅我插嘴!我这两天正给她琢磨个好名字,好去印名片。你看,我是科长,她自然少不了交际,有印名片的必要!请给想一想,是祁美艳好,还是祁菊子好?”
大赤包没加思索,马上决定了:“菊子好!像日本名字!凡是带日本味儿的都要时兴起来!”
在南京陷落的消息来到的那一天,钱先生正决定下床试着走几步。身上的伤已差不多都平复了,他的脸上也长了一点肉,虽然嘴还瘪瘪着,腮上的坑儿可是小得多了。多日未刮脸,长起一部柔软而黑润的胡须,使他更像了诗人。他很不放心他的腿。两腿腕时常肿起来,酸痛。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的好,腿腕也没发肿,所以决定下床试一试。正在这时,他听到四大妈的大棉鞋塌拉塌拉的响。
“来啦?四大妈?”他极和气的问。
“来喽!”四大妈在院中答应。“甭提啦,又跟那个老东西闹了一肚子气!”
“都七十多了,还闹什么气哟!”钱先生精神特别的好,故意找话说。
“你看哪,”她还在窗外,不肯进来,大概为是教少奶奶也听得见,“他刚由外边回来,就噘着大嘴,说什么南京丢了,气横横的不张罗吃,也不张罗喝!我又不是看守南京的,跟我发什么脾气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钱先生只听到“南京丢了”,就没再往下听。光着袜底,他的脚碰着了地。他急于要立起来,好像听到南京陷落,他必须立起来似的。他的脚刚有一部分碰着地,他的脚腕就像一根折了的秫秸棍似的那么一软,他整个的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几乎把他摔昏了过去。在冰凉的地上趴伏了好大半天,他才缓过气来。这样卧了许久许久,他才慢慢爬上床去,躺好。他的脚还疼,可是他相信只要慢慢的活动,他一定还能走路,因为他刚才已能站立了那么一会儿。他闭上了眼。来往于他的心中的事只有两件,南京陷落与他的脚疼。
他开始从头儿想。他应当快快的决定明天的计划,但是好像成了习惯似的,他必须把过去的那件事再想一遍,心里才能觉得痛快,才能有条有理的去思想明天的事。
他记得被捕的那天的光景。一闭眼,白巡长,冠晓荷,宪兵,太太,孟石,就都能照那天的地位站在他的眼前。跟着宪兵,他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胡同里的一条小死巷里,有个小门。他被带进去。一个不小的院子,一排北房有十多间,像兵营,一排南房有七八间,像是马棚改造的。院中是三合土砸的地,很平,像个小操场。刚一进门,他就听到有人在南屋里惨叫。他本走得满头大汗,一听见那惨叫,马上全身都觉得一凉。他本能的立住了,像快走近屠场的牛羊似的那样本能的感到危险。宪兵推了他一把,他再往前走。他横了心,抬起头来。“至多不过是一死!”他口中念道着。
到尽东头的一间北屋里,有个日本宪兵搜检他的身上。检查完,他又被带到由东数第二间北屋去。在这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问他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等等,登记在卡片上。这是个,瘦硬的脸色青白的人。那个人又问:“犯什么罪?”
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像平日对好友发笑似的,他很天真的笑了一下,而后摇了摇头。他的头还没有停住,那个瘦子就好像一条饥狼似的极快的立起来,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啐出一个牙来。瘦子,还立着,青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又问一声:“犯什么罪?”
他的怒气撑住了疼痛,很安详的,傲慢的,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不知道!”
又是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歪身。他想高声的叱责那个人,他想质问他有没有打人的权,和凭什么打人。可是他想起来,面前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要是有理性就不会来打中国。因此,他什么也不愿说;对一个禽兽,何必多费话呢。看了看襟上的血,他闭了闭眼,心里说:“打吧!你打得碎我的脸,而打不碎我的心!”
他一辈子作梦也没梦到,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受刑;今天,受到这样的对待,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可是在痛苦之中也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他咬上了牙,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
手掌又打到他的脸上,而且是一连串十几掌。他一声不响,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作精神的抵抗。打人的微微的笑着,似乎是笑他的愚蠢。慢慢的,他的脖子没有力气;慢慢的,他的腿软起来;他动了。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像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打人的笑出了声——打人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一种宗教的与教育的表现;他欣赏自己的能打,会打,肯打,与胜利。
在灯光之中,他记得,他被塞进一辆大汽车里去。因为脸肿得很高,他已不易睁开眼。从眼皮的隙缝中,他看到车外的灯光,一串串的往后跑。他感到眩晕,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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