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不朽的书(6)

而铅笔的年纪要明显比钢笔大很多。古时候的人们就一直在用铅笔写字。法国人杰克·孔特是第一个用石墨粉和黏土的混合物制成钢笔的人。之所以要把黏土加进去，是为了使铅笔芯不容易折断。把石墨压成小条放在一块有几条小槽的小木板上，上面盖上一块同样有槽的木板，然后用胶把两块板黏合起来。于是就制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铅笔——一块装着六支石墨芯的板子。接着，把这块铅笔板子放进刨削机里，切割成六支单独的铅笔。而剩下的工序嘛，就是把它们打磨光滑，然后装进盒子里面。

        铅笔与钢笔似乎不会像它们的祖先——蜡板铁笔和鹅毛笔那样经久耐用。打字机的出现，使得钢笔很早就被从机关里面赶出来了。在不远的将来，每一个小学生的口袋里都会出现一台袖珍打字机。我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书的命运

        “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而书的命运往往比人的命运更加离奇古怪。”——拉丁谚语

        希腊诗人阿尔克曼的诗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纸草纸卷的诗稿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方式是非常奇妙的。假如它没有被埋葬过，那它早就灰飞烟灭了。它的确被埋葬过，就像人被埋葬那样。

        古埃及有这样的一种风俗：人死之后，生前所有的文件、书籍，都跟木乃伊——用香料处理过的尸体——一起葬在坟墓里。所以，几千年前人们写的信件、着作和诗稿等，往往会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木乃伊的怀里，一直留传到今天。

        很多图书馆里不能保存下来的书籍，在埃及人的坟墓中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埃及最大的图书馆，可是当恺撒的军团占领亚历山大城时，它却被一把火烧掉了。

        在几百万卷被烧掉的纸卷里，不知道有多少珍贵的抄本！而现在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一些残缺不全的图书目录了。所有那些在当时曾让读者感觉到欢乐和悲伤的书籍，现如今只剩下一个书名了，就如同那些已经死去多时、被人遗忘了的人的墓碑上刻着的名字一样。

        另外一些书的命运就更曲折了。那些书，正是因为有人想要毁灭它们，反而救了它们一命。说得更准确些，人们想要毁掉的并不是书本身，而是书里面的文字。

        中世纪时，羊皮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有的时候，人们会用小刀把古书上的原文刮掉，并且在那些写过“异端”的希腊诗或罗马史的地方，写上“圣人”的传记。因此，当时就有人专门干这种毁书的勾当——把书上的字刮掉。

        要是现在没有办法使那些毁掉了的书，或者像他们所说的“羊皮纸古抄本”复活的话，那不知道有多少本书毁在那些刽子手的手里了。

        墨水深深地透进了羊皮纸，即便是再用力地刮，也不可能完全刮掉原文的痕迹。如果把这些抄本浸在某种化学药品的溶液里，羊皮纸上面就会重新显出原文的蓝色或者红色墨水的字迹来。可是，也别高兴得太早：抄本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往往很快就会变成黑色，接着，原文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直到后来变得无法阅读了。那个时候，为了恢复这些“羊皮纸古抄本”，就利用到了从没食子中取得的鞣酸。

        现如今，几乎每个大图书馆里都有几本这种“死”过两次的手抄本。

        据说，曾有一个专门从事恢复“羊皮纸古抄本”工作的学者，他为了掩盖自己翻译着作中的错误，故意把几本复活了的古抄本毁掉了。

        最近，人们开始使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鞣酸了，它会使原文显现出很短的一段时间，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必须立刻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然后赶快把药物洗下去。

        根据最近的报道，人们已经可以用照相的方法把隐没的原文拍出，而不需要任何化学处理了。要拍出这种手抄本，那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射线——红外线，用它来照射那些手抄本，而且还需要一种能够感受这种射线的胶片来配合才能完成。

        人们曾用红外线试着照射过一本西班牙的古书，这本书以前曾经被一个宗教法官用深黑色的墨水删去了几行。然而，在拍好的照片上，墨水几乎不见了，而删去的那几行文字可以清楚地读出来。

        当初，宗教法官或许觉得他加进书中的那些墨迹是可以永垂不朽的吧！

        然而，要是说书有很多敌人的话，它们同时也有不少的朋友。为了找寻古老的书籍，这些朋友到过埃及人的坟墓，到过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城的火山灰之下，到过寺院的档案库。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位书的好友——马费伊是如何发现维罗纳图书馆的。

        关于维罗纳图书馆，在马费伊之前很多年，在逗留在维罗纳城的旅行家的笔记里，就曾记述过它藏有很多珍贵的拉丁文手抄本的事情。马费伊只知道有两位非常着名的学者马比伦和蒙福康曾经寻找过它，可是却没有找到。前辈的失利并没有使马费伊感到沮丧。虽然他是一位十分高明的古文字学家和古抄本鉴定家，可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去努力寻找。最后，他居然在别人找过却没有找到的地方——正是在维罗纳牧师会的藏书库里——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图书馆。原来，这些书并不在藏书库的书橱里。在马费伊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爬上梯子到书橱上面去看看，然而，正是这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很多积满尘土的、珍贵的古代手抄本。他高兴得几乎就要昏过去：在他面前出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最古老的拉丁文手抄本啊！

        实际上，关于书的有趣的惊险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每一本传到我们手中的古书，就如同一只横渡波涛汹涌的历史海洋的纸船。这样的一只船在航行的过程中是多么凶险啊！要知道，它可是用非常脆弱的材料制成的啊！火，或者是蛀虫，都有可能使它灰飞烟灭。

        在我们这个时代，书籍被成千上万地印了出来。这样的话，在如此众多的同种书里，应该至少有一本可以历经很多年代而保留下来吧。但是，古时候的书可不是印出来的，而是用手一笔一画抄的，一个手抄本的灭亡往往就相当于书的最后灭亡，也就是这部作品的灭亡。所以，古代手抄本的着作很少有能够保留下来的。

        在我们这里，也就是古代的莫斯科，很多书籍都葬送在大火之中。很久之前，莫斯科不止一次地发生大火。曾有一次，城市的一边着起了大火，之后，凶猛的火势很快在全城蔓延开来——这是因为房屋全都是用木材建造的。

        很多书都因敌人的入侵而毁掉了。关于这一点，编年史上记载得清清楚楚：1382年，鞑靼人入侵莫斯科，那个时候，很多书被人们想方设法地从城市和乡村陆续运送到寺院里面保存起来。然而，这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藏在寺院中的那些书仍然葬送在鞑靼人的手中。

        经过火灾和劫难之后，只有少数的几本手抄本能幸免于难。而在这些保留到现在的书中，绝大部分都是宗教书。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寺院里的宗教书往往与金银、现款放在一起保管，所以，一旦发生火灾，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把宗教书和圣像抢救出来。

        而剩下的一些保存下来的书就属于世俗范畴了，包括故事、诗歌和小说。抄写和保存这些书籍，都是在秘密之中进行的。在寺院里，“唱欢乐或赞美歌曲”的僧侣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而阅读世俗书籍则被看成是一种犯罪行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当严厉的寺院院长看到黑衣僧在看《吉夫格也夫婚事》的时候，就下令将手抄本烧掉，然后把黑衣僧关到谷仓或者水牢里。

        留传到现在的最古老的俄罗斯手抄本要算奥斯特罗米尔的福音书了。

        11世纪时，诺夫哥罗德总管奥斯特罗米尔约请葛雷哥里抄写福音书。当时的书全都是定做的，就像我们现在到裁缝铺去定做衣服一样。这本书做得非常考究：整本书用金箔、颜料、卷首插图和五彩标题字母装饰着。

        这本书平平安安地经历了俄罗斯的全部历史。它从伟大的诺夫哥罗德来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经过了几个世纪）来到了圣彼得堡。

        这本书曾在诺夫哥罗德总管的官邸里保存过，曾在莫斯科教堂的大箱子里和圣器一起保存过，曾在议员的书橱里和彼得一世的圣谕保存过，也曾在女皇的衣橱里和她的晚礼服、短棉袄一起保存过。最后，它终于几经辗转来到了公共图书馆，一直被保存到现在。

        而世俗书的岁月就要更加艰辛了。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偶尔在某些劝世文集里发现一些古代小说和诗歌。

        这种偶然的事情曾经在1795年发生过。穆辛·普希金伯爵是一位古书爱好者，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从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管辖的寺院总长那里得到了几部手抄本。这些书的新主人把它们整理了一下，发现集子中包括八部不同的作品。

        书的开头讲的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故事，随后是一系列的犹太王、亚述王和其他国王的年表，以及整部的《历史教程》，另外再加上《俄罗斯王公编年史》。

        接下来的一些东西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印度豪富传》、《费利帕脱、马克西姆和他们的冒险记》，以及一些神话和小说，最后则是《奥列格之孙、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远征记》。我们终于找到了《伊戈尔远征记》，要知道，这可是留传到近代的古代诗篇中最古老和最珍贵的作品。

        历史学家立刻马不停蹄地开始研究《伊戈尔远征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读懂它。可是，将其读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手抄本的字迹都是模糊不清的，句子的断句也存在问题。哪儿是一句话的开始，哪儿是一句话的结尾，通常很难搞清楚。此外，正文中还有很多已经丧失原来意思的古字，读起来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假如《伊戈尔远征记》的手稿能够保留到今天，我们一定会把它整理出来，并且研究得相当透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情况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本书尽管经受住了鞑靼人入侵时的蹂躏，可是在法国军队入侵俄罗斯的时候却没有幸免于难。莫斯科的一场新火灾——1812年的大火——把这本俄罗斯最珍贵的古书毁掉了。

        《伊戈尔远征记》写于12世纪，可以说它已经存活了很长时间了。穆辛·普希金得到的只是一本之后的抄写本。显而易见，这个抄本不是用羊皮纸抄写的，而是用纸抄写的。现在，《伊戈尔远征记》只有不完全正确的抄本，那是上个世纪初期的作品。

        从一本书的命运之中，你往往也能够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书不仅仅是用来记述历史、传授知识的，它同时也投身到了革命与战争之中。书籍可以帮助人们推翻一位国王的暴虐统治，也可以直接参与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战争。某本书所拥护的是什么，往往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我曾在科学院的图书馆里看到过几本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出版的法文书。其中一本大厚书的包装十分讲究，不仅装订精美，还配有非常漂亮的插图。原来，这是一本保王党颂扬王权的书。此外还有一些小册子，小得可以装进口袋里，甚至能够藏在手中。这些都是革命党人使用的书。之所以把书做得这样小，是为了便于携带出境，检查的时候容易分散。如此看来，像书的开本大小之类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

        人的生活永远与书是分不开的。偶然间，我想到了一个人与他的书同时遭受火刑的故事。这件事情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1539年，里昂的排版工人发动大罢工，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排版工人的罢工。工人们与老板足足斗争了两年，可却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其中有一个叫做陀莱的印刷厂老板，他反对自己的同行，接受了工人们提出来的条件。后来，罢工告一段落，老板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放弃了他们原来的要求，规定一天工作15个小时。

        然而，印刷厂的老板们并没有忘掉罢工时的仇恨。五年之后，有人向巴黎神学院告密，里昂的印刷业业主也联名控告陀莱，说他印制宣传无神论的书籍，而证据则是告密者发现的陀莱出版的一本书中的一个词语。那本书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死后你就会化为乌有。”正是“乌有”这个词语使陀莱犯下了罪行。原告一口咬定说他是反对灵魂永生的。

        这件案子的判决很快就出来了。陀莱正因为“乌有”这个词语而被判处了死刑，而且还与他的书一起在巴黎莫贝尔广场被焚烧了。

        现在，该是我们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了，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像书这样了不起的东西，我们谈得实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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