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杜巴瓦一听语气就知道了潘克拉托夫的情绪。码头装卸工只有受到极大侮辱时，才会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杜巴瓦的目光十分阴郁，望着个子高大，背稍驼的潘克拉托夫快步走向主席台，他的心中感到一阵压抑和莫名的惊恐。他知道潘克拉托夫将要说些什么。他想起了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的聚会，大家在善意的交谈中极力想说服他脱离反对派。聚会的地点就在托卡列夫家里。当时杜巴瓦与茨韦塔耶夫和米哈伊拉在一起，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娅、沃伦采夫、卡秋莎、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都在场，他们表示希望大家重新团结起来，杜巴瓦却在那里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当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他和茨韦塔耶夫离开了，他们用这种扬长而去的方式，表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米哈伊拉当时留了下来，刚才他又拒绝发言。“胆小软弱的知识分子！一定是被他们争取过去了！”杜巴瓦恨恨地想。在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哈尔科夫共  产主义大学里，他和伊万·扎尔基多年的友谊也破裂了，两人的分歧严重到相互之间不再说话。他屡次在家里看到扎尔基上门来找安娜。他一年前与安娜结婚，但现在两人各自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娜也不赞同杜巴瓦的观点，夫妻关系不断紧张，而且日益恶化。杜巴瓦认为，扎尔基成为了安娜的常客应该是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不单单是吃醋的问题，他与扎尔基的友谊破裂了，而安娜却与扎尔基关系如初，这让杜巴瓦异常恼火。他把这一点同安娜说过，结果两人立即大吵大闹起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次杜巴瓦没跟安娜说一声，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潘克拉托夫站到台上开始发言，打断了杜巴瓦混乱的回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坚定有力地说。他一上台，就站到了脚灯挡板跟前。“同志们！反对派的发言，我们已经听了九天！我坦率地讲：他们说话的腔调不像战友，不像革  命战士，不像与我们并肩作战的阶级兄弟。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正是诽谤！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守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  命利益的人。我们党内有一大批光荣的、优秀的、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是他们培育和锻炼了俄  国共  产党，是他们在沙皇的牢狱中受尽折磨，是他们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克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现在，正是这样的老战士，却被污蔑为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

        除了敌人之外，谁还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大家想想，这像什么人的口吻？如果在一支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有人跳出来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指挥员，去反对政委，去反对司令部，我们把这种人称作什么呢？如果我今天仍当一名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论点，我还可以算是一个‘正派人’，而如果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我就变成了‘官僚’、‘机关老爷’了。这话能讲通吗？同志们，看一看反对派中有哪些人吧，图夫塔、茨韦塔耶夫、阿法纳西耶夫……图夫塔不久前因为官僚主义问题而被撤职；茨韦塔耶夫由于搞他的所谓‘民  主’，在索洛缅卡区出了名；阿法纳西耶夫则是由于在波多拉区压制民  主，被省委三次撤职。

        反对派高喊着反对官僚主义，标榜要争取民  主，却网罗了一批这样的人，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我们应该看到，实际情况是：被党处分过的人怀着对党的不满纠合在一起，向我们的党发起了攻击。同反对派进行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一代的思想更加坚定。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得到了真正的锻炼。反对派的某些人歇斯底里、危言耸听地攻击我们，说我们将遭受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全面失败，我们的明天将会证明他们的话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开车床，而让杜巴瓦这类人取而代之，去取代老同志的位置。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杜巴瓦只是一只失灵的睛雨表，他把反  党活动视为某种英雄的壮举。同志们，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老同志虽然需要接班人，但绝对不能让一遇到风浪就向党的路线猖狂进攻的人来接他们的班。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决不允许这帮人破坏！老一辈和青年一代的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我们在列宁同志的旗帜引导下，在与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中，一定能够走向最终的胜利！”

        潘克拉托夫发表完激情洋溢的演讲，从台上走了下来。大家热情地为他鼓掌。

        第二天，十几个人聚集在图夫塔那里。杜巴瓦说：

        “我和米哈伊拉今天就要返回哈尔科夫。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你们应该尽可能团结在一起，不要轻易解散。我们应该等待时局出现转机。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全俄党代表会议将会批判我们，但我个人认为还一定立刻对我们进行迫害。多数派还想在工作中继续考验我们。现在，尤其是在这次大会以后，估计继续进行公开斗争是会被清除出党的，这将不利于我们的行动计划。以后的情况会怎样发展，现在还难以预料。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薄嘴唇的瘦子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

        “杜巴瓦，”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说，“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服从大会的决议？”

        茨韦塔耶夫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形式上你要服从他们，否则丢了党证怎么办。要学会见什么风使什么舵。现在我们就散会吧。”

        图夫塔坐在椅子上，焦躁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米哈伊拉紧皱着眉头，脸色苍白得十分难看，连夜的失眠使他眼圈发黑。他坐在窗子旁边，啃着手指甲。听到茨韦塔耶夫最后的两句话，他不再费劲地啃指甲，朝聚会的人们转过身来。

        “我反对再搞这一类名堂。”他突然发起火来，粗声粗气地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已经摆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必须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赞同地看了看他。

        “这也是我想说的。”他口齿不清地说。

        杜巴瓦盯着米哈伊拉，毫不掩饰脸上嘲弄的表情，半阴半阳地说：

        “谁也管不着你。你自己到省党代会上去‘低头认罪’也可以。”

        米哈伊拉跳了起来。

        “杜巴瓦，你这是什么口气？我直率地告诉你，你所说的话让我感到反感，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不耐烦地对他挥挥手：

        “你也只能这么着了。悔过自新去吧，向他们忏悔，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和图夫塔等人握手告别。

        他走后，米哈伊拉和斯塔罗韦罗夫也立刻离开了。

        1924年，挟冰裹雪的时期到来了。一月刚开始，严寒早已在积雪的大地上逞凶；进入中旬，到处是狂风怒号，大雪狂舞。

        西南的铁路线已经全部被白雪覆盖。人们在同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除雪车前面的钢铁螺旋钻透一个个高大的雪堆，为列车开路。天寒地冻，风雪肆虐，电报线也结冰冻裂了。十二条线路中只剩下三条畅通。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站的报务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在不停地响着，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能听懂这种嘀嘀嗒嗒的语言。

        女报务员都还很年轻。估计她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收发的电报纸带也不会超过两百米。而她们的同事，那个年老的男报务员，却早已经收发电报约二十多万米。他收报时，不必像那些女报务员皱着眉头费劲地把一个个难以辨别的字母拼成句子。他听着机器的嗒嗒声，就能拼出一个个单词，直接写在电报纸上。此刻，老报务员正在边听边记：“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手里写着，心想：“大概又是一份关于清除积雪的通知。”窗外风雪弥漫，寒风卷起地上的雪团，一阵阵叩击着窗户玻璃。老报务员好像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脸向窗户望去，禁不住欣赏起窗玻璃上美丽的窗花来了。没有一个凡人的手能雕刻得出这么精致、美妙的版画。

        老报务员似乎被这美丽的画面迷住了，暂时忘记了面前那永不停息的电报机的嗒嗒声。等他终于欣赏完大自然这份充满神奇的创作，将他的目光离开窗户回到电报机上时，他已经漏掉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电报机刚刚打出的纸带念道：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点五十分……”

        一手支着头，老报务员很快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带，又开始认真听：

        “在哥尔克村逝世……”

        他仔细地记录着。多少年来，他就这样收听着各种喜讯和噩耗，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快乐与悲伤。他早就不再去注意那些断断续续的字符的含义，只是仔细听着嗒嗒声，然后记录着，并不琢磨他的内容。

        就在此时，老人得知有人去世了，正要把消息通知一个别的什么人。老报务员将电文的开头：“同文发给各站！同文发给各站！同文发给各站！”忘记了。嗒嗒地，机器不断地响着，逐字译出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坐着，感到一些疲倦。有个地方，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他要将这个噩耗发出，有人收到以后要痛苦地哭泣。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是个旁观者。机器不停地打出点、横，又几点、又一横。他熟练地将这些译成第一个字母，写在纸上。是个“Л”。接着第二个字母“E”，然后是“H”，两竖之间的横又多描了一次。又是“и”，最后一个字母“H”也写出来了。

        在机器间隔，老报务员以十分之一秒的神速瞥了一眼那五个字母：

        ЛEHИH(列宁)。

        “嗒嗒嗒”，机器继续响着。但是那个名字太熟悉了，老报务员不由地呆了一下，再次看看那个词：列宁。什么？列宁？他直盯着电报纸，呆呆地坐着。工作了三十二年的他，第一次怀疑了，怀疑了自己亲手抄录的电文。

        他又看了三遍。仍旧是那几个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一跃而起，仍是呆呆地看着抓在手中的纸带，他不愿相信这条消息，但电报纸证实了，这是真的！他脸色苍白，对女同事们惊呼：

        “列宁逝世了！”

        伟人逝世的噩耗飞出报务房，传遍车站，卷进暴风雪，在铁路线、道岔口飞舞，然后又钻进了机车库。

        一台机车停在一号修车沟上，正在修理。在地沟里，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在机车底下，给钳工们指出损坏的部位，扎哈尔·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一起将压弯了的炉条锤平。

        人生的经历在扎哈尔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机车库门口，光亮一闪，不知是谁跑了进来，他呼喊了一声，但淹没在铁锤敲击的声音中了。于是，他跑到人们面前大叫：

        “列宁去世了！”

        阿尔焦姆听到这个消息，过肩的锤子慢慢垂下，无声地落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

        “是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来人是党组织的书记，阿尔焦姆看清了，也听清楚了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一个世界伟人逝世了。工人们爬出地沟，呆呆地听着这个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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