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报业的发展
而对报业来说,获得利润的方式并不只有销售报纸这一条路,除了纯粹的报纸售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广告收入。
当一份报纸被大众所接受,他的销量提升上来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企业到这个报纸上面去投放广告。
而这笔广告费就是这家报社的另外一笔收入,甚至很多时候,一家报社的广告板块已经超过了内容板块。
所以,广告收入也是报社利润当中的重要来源。
而报纸的重要发展也是报社利润提升的重要因素!
民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办报活动的高潮。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旧的禁令的废除,民国建立之处,废除了很多封建时代的残留禁令,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新闻业的禁令。
要知道在以前的封建社会,对于舆论的控制一直都掌握在皇权手中。
而这些禁令的非处,也给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第二个是建立了新的自由新闻法律体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先生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二是颁布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
这些法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新闻行业的准则,同时也保障了新闻行业从业者的权力。
对于新闻行业出现更多的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第三点是革命党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和推动!
在辛亥革命进行中和中华民国成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党立刻在其控制的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建立起自由新闻体制。
戈先生曾经说过“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
自由主义者穆勒也曾言,“自由绝不以放弃自由为代价。”
绝对的自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不自由,会出现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种剥削不止体现在物质上,在精神世界里也森然存在着这种混乱的秩序,弱者悄然堕落,强者自然超脱。
所以,规范报纸出版的自由权力,以及给出这个自由的范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四点是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影响!
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针对《大清报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的状况,由内务部参事草拟了一个简单的条例《中华民国暂行报律》。
同新闻界约法三章:一是报刊出版须登记注册,否则不准发行;二是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停止其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并坐惩罚;三是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应得处罚。
该条例遭到了上海新闻界的一致反对。
对此,孙先生接受了新闻界的反对意见,下令取消了该报律,此举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
第五点是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期待逐渐提高,大家对于新闻从业者的态度也越来越好,群众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认知也有所改变。
在各方加持下,他们更多的成为了公众的代表,成为了人们了解时事的通道。
在各种方法的加持下,新闻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时间里,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猛增至近500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门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到90多种,被称为“报界黄金时代”。在这些报刊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是政党报纸。
他们的报道内容更多的是跟政党有关的内容,虽然秉持着一定的公正性,但是具体内容却更政党密不可分。
但是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袁上台后,对舆论和新闻界进行了控制,一是创办御用报纸;二是收买报纸或报人;三是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纸;四是通过立法手段建立为其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人。
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了300多家,报刊减少了三分之二,报人大批被捕被害。
因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所以中国新闻史上把“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癸丑报灾”。
后来随着袁的下台,新闻行业迎来了再一次的发展。
其中新闻业务的进步和通讯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电报技术的普及,报纸上电讯增多,有实力的商业报纸还以重金聘请有才能的记者常驻北京,发回“北京专电”或“北京通讯”集中报道中央的政治新闻。
一批名记者精心钻研采访技术,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验。
同时,他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报刊文体-新闻通讯。不少新闻通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文字生动,写作上很有特色。
此外,在报纸的副刊上也有了大的发展。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民初以后,有更多的报纸开辟副刊,刊登文学作品和茶余饭后的消闲性文字来吸引读者。
图片报道也逐渐开始增加。一些有实力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开始增加摄影图片的刊登量。这一时期还创办了一些以摄影图片为主的刊物。
为了加强新闻报道,通讯社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两家通讯社:
第一个是新闻编译社,由邵飘萍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最早一家比较有影响力的通讯社。
该社稿件主要供给北京各报,外国驻京记者也多有参考。虽然不具备面向全国媒体发稿的实力,但仍是北京地区“具有现代通讯社观念的第一个新闻通讯机构”。
第二个是国闻通讯社,1921年创办于上海,胡政之参与筹办并担任主编。
在胡的主持下,该社曾先后在北京、汉口设立分社,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营通讯社,该社主要用邮寄的方法发稿。
总社每天发稿两次,约六七千字;分社每天发稿一次。
国闻通讯社所发的消息,以详确报道事实为主,不加议论。
国外消息和各国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则随时译述,供报界采用。1926年,胡政之将国闻通讯社总部迁到天津,继续发稿,成为北方通讯社中的巨擘。
所以,报纸的利润增加离不开报业的快速发展,而范文林作为一名专业的记者,当然知道报社目前的情况,所以他在和赵楷的博弈上丝毫不露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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