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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 风云激荡中的黎元洪


  前边提到过,张之洞对黎元洪的信任是全方位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止是军中之事,每遇难处,或一有难题需要派人去解决,张之洞首先想到的就是黎元洪。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了许多实业,最为著名的是湖北织布局、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也就是常被人提及的湖北“四局二厂”  (织布局也称纱麻四局)。
一八八八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在广州筹设官办织布局,从英国购置机器。
一八八九年十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机器等设备便运到武昌。
一八九二年织布局建成开工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锭三万枚,雇用工人约二千五百名,  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很快,  获利甚厚。能织原色布,斜纹布,花布等,畅销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还远销海外。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亦称“纱麻丝布四局”或“纱麻四局”。
汉阳兵工厂原名湖北枪炮厂。
同样是一八八八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在广州拟筹设的一个厂,在德国订.购机器设备。也是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将机器设备移到湖北。
一八九二年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正式开始建厂,与湖北铁政局合为一体。
次年厂房落成,机器到齐,至一八九五年开始制造。
随后枪炮厂与铁政局分立,独立建制,归湖北枪炮总局管辖。后几经扩充,计有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炮架厂和火.药厂等分厂,雇用工人约一千二百人。
工厂生产原料,一部分购自汉阳钢铁厂和国内各地,一部分购自国外。生产仿德国7.9毫米口径步枪、仿制德国格鲁森式37、53、57毫米口径山炮及所配用之枪、炮弹。二十世纪初年可日产步枪三十支,无烟火.药六百磅,月产大炮八门、枪弹八十万发、炮弹七万发。
产品以步枪闻名,所仿德国步枪又称“汉阳式步枪”,至一九二八年停止生产,共产六十八万余支。
据当年在新军第八镇(师)二十一标一个士兵的回忆,第八镇的步枪全部是汉阳兵工厂出产。因此,武昌首义所开的第一枪,用的就是汉阳造,由此打响了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
抗日战争中,诞生于清末的“汉阳造”步枪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枪械。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都大量使用“汉阳造”。
“汉阳造”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一直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是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传奇的神话。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诞生于一八九零年,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该厂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一八九三年九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六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四个小厂。
这些实业的兴办,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谓“生长相关”,也同时促进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可以说,这同样从一个侧面,注释了辛亥首义何以发生在武昌。
这些实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比如,汉阳铁厂因计划不周,所购设备不适于炼制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就曾陷入困境。
由于这些实业都凝聚着张之洞的心血,也时刻牵动着他的心;特别是“四局二厂”。
由于对黎元洪的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四局”“两厂”陷入困境,张之洞总是派黎元洪做为救火队员,江湖救急。
因为黎元洪的艰苦努力,有些时候有些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事,不是哪一个人能挽救的,黎元洪虽然能使问题有所缓解,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管理“四局二厂”的过程中,使黎元洪能够接触到实业,从而使他终身受益。
晚年,他曾经是位出色的实业家,和这一段经历不无关系。
晚清,封建专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图新求变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人的思想也特别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张纷纷登台。
最活跃,影响力较大的是两股势力。一个是革命党,他们的主张是用暴力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起共和体制。另一个是立宪派,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对封建专制进行改良,仿效日本等国家,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一九零七年起,湖北和全国各省一样,积极的进行了地方咨议局的筹建。作为宪政改革的配套机构,咨议局给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和管道,受到了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湖北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民人数是十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四。议员也非直选,是逐级选出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选举议员人选举议员。
虽然是间接选举,参加选举的人又是人口的极少数,离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毕竟是湖北开天辟地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往的历史上,什么事都是官员们说了算,老百姓哪有发言权。因此,无论如何,可喜可贺。
选举结果,吴庆焘当选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当选副议长。十七人当选为驻会议员,还选举候补驻会议员若干。
吴庆焘,亦名庆恩,湖北襄阳人,著名书法家。系举人出身,是清代光绪年间撰写地方史志卓有成效的人。他的《襄阳四略》一书,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襄阳四略》共二十五卷。按刊印先后为《襄阳艺文略》、《襄阳沿革略》、《襄阳兵事略》、《襄阳金石略》。分别记载了府辖各县之文学艺术、建制沿革、重要战事、碑碣铭文。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897—1906年)分别出版。时间约长十年,是个人劳动成果,为当时单独修志者所罕见。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
不久,前面讲到的,由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大潮,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和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活动积极的江浙相比,湖北行动得晚了些,但也是积极参加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副议长汤化龙由汉口出发,去京请愿时,送行者达万人之多。临行前,汤化龙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此次去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受身份的限制,黎元洪没有参加国会请愿活动,但他在内心深处,是支持这个活动,并时刻给予了关注。
在随后暴发的保路运运动中,湖北则成为了震中。前边说了,黎元洪不但代表军方参加了这个活动,并被推举为铁路协会委员,在支持派代表进京和筹款募捐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各方好评。
在参加这次活动中,黎元洪和立宪派人士有了深入的交往和沟通,为他后来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在湖北的革命党中,势力最大的是二个组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他们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一直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力图发动新军起义。做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在他所部的活动,谈不上支持,至少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革命党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国会请愿活动和保路运动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也加速了起义的步伐,并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所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分。起事后推举谁作为领袖人物号令大家呢?二个组织探讨过,最合适人选莫过于吴禄真和蓝天蔚,两个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是人品高尚,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二湖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此刻这两人都在北方,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
于是,有人就提出黎元洪。尽管他不是革命党人,但革命党人很信任他。把他推举出来,很多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就可能投向革命。
但是,毕竟黎元洪不是自己人,所以在革命党中,也有些人持不同意见。另外提出了几个人选,但都觉得份量不够。大家更担心的是,推出一个不合适的人选,缺乏号召力不说,革命党之间如果攀比起来,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他,相互不服气,弄不好革命还没取得成果,党人内部先分裂了。
人们有时候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一个东西大家都不要可以,但不能给这其中的一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东西我可以不要,但别人谁也不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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