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9章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这是因为,巴黎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宣布对同盟国作战,支援了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十七万五千名劳工到欧洲支援,牺牲了二千多人。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日本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排斥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没有得逞后,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
中国最初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处处被看不起。
在那个主要是谁强谁说了算的世界,一个弱国,自己不行,想指望着别人能为其主持公道,简直是做白日梦。
所谓的巴黎和约表明,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虚幻的,列强从未将中国视为平等一员,美国的“赞助”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
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考虑,食言自肥,改变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中第一条“反对秘密条约”,即原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支持态度。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虽然据理力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终于还是弱国无外交,所有的努力基本上付诸东流。
巴黎和会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特别是会议期间公布的中日密约,更是引发国人极大的愤怒。
民国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准备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
留日学生数十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
见情势严重,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
人丛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对中国处处受日本欺侮体会更深切,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通电声讨卖国贼。
电云:“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
“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
“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
“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五月四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十三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研究和部署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
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 ,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没找到曹汝霖抓到章宗祥,群情激愤下将章痛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二人。
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和湖南学界代表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逮捕学生八百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七日、九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响应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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