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6章 无稽之谈
至于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为了专门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首先,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各种主义横行的时代,包含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就有8种,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而胡适所讲的,是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根本不存在针对那个主义一说。
其次,不妨看一下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历史背景。
1919年6月27日、28日,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北京《公言报》,发表《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的长篇社论。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危险思潮”,“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凡是俄国“过激派”所倡导、所实行的都属此类。于是,政客们很替北洋政府担忧,筹谋应对之法。社论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也”,既不要回避,也不要畏而远之,而“宜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
7月8日,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上发表演说,称:“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而安福部的政纲中,第四项就是“注重保育民生”。他认为,中国古已有“均田均耕”等与“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的学说,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认为这种学说“与中国不适”,但“此等学说,何尝不从人民生计上著想?”于是,王揖唐提议在安福部内特别组织一个“研究会”,称为“民生主义研究会”。安福部公议结果,全体均赞成。次日,《公言报》以《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为题,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并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说。
在当时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荡中,纷纷扰扰的社会主义学说看来还是很引人关注的。王揖唐和安福部谈论社会主义的言行,在当时也算是“赶时髦”,也可称为“蹭热度”。这一事件顿时引起京城舆论界的热议。
于是,胡适有感而发,于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此文。文章开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乐部,嘲笑王揖唐们“假充时髦”的行为。不但如此,胡适还认为,这给了“新舆论家”一个教训。
胡适指出:“主义”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个名词”谈“主义”,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都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就成了“‘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所以,他极力反对“空谈主义”,因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这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主义”,没什么用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由此可见,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主义”了。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带来的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又解释说:“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而“ 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 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 我并不曾轻视。” 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
毫无疑问,胡适说的“主义”,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但读原文,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和谁过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义都“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
卡尔•波普尔说过,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胡适后来说,对于“新文化运动”,自己比较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对新语言、新文字、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曾说:“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他在《口述自传》中遗憾地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可以说,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望对这种政治转向有所校正。胡适在文中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详细分析讨论之后,胡适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9月,胡适将自己八年来翻译的十篇短篇小说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民国八年十月初版,民国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或许可以作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这个比例,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偏向于白话写作。
他在该书“译者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
胡适说过,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写。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且有个基本模式。诸如“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 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 ”,被胡适斥为“滥调小说”。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做解说。
这番用心,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他已经看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 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 经济 ;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
从文学自身看,世界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短篇小说应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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