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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筹安会的表演


  在这所谓洪宪六君子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年严复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
他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
先后译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
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
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其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
他曾说:  “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
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
这是个真性情人,当袁世凯倒霉时,别人对袁世凯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
民国成立后严复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组织筹安会,杨度主动去找严复,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复冷冷地答:  “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
李燮和(1873年—1927年),字柱中,号铁仙,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李为光复会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了一个“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
李燮和参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之惨象。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国中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凯,以“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
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
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但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他是学者,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杨度的一生,极富戏剧性,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后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
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度的筹安会。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
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
接下来,筹安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
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
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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