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派系争斗
袁称帝之前,北洋内部就已经有了种种派系争斗,其中之一是粤系与皖系之争。
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
梁士诒(1869年—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出生于今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民国初期著名的经济家、银行家、政治家。
梁士诒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三水、广州、香.港读书,后又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
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历任清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为中国早期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一一年,协助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
民国初期历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并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全国铁路建设计划。
梁士诒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一九一六年,他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梁士诒创办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
一九三二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梁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请其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到上海与段祺瑞共商抗日大计,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病逝。
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世凯之下,确实在是一个实权人物,相当于是“幕后总.理”。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是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而不可一世。
加之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曾经让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
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是很难有大的前程。
但是,所谓树大招风。梁士诒的势力是很大,但招来的反对的势力也不能小视。当时的北京官场上几乎尽人皆知,梁和两杨势不两立;两杨既是杨度和杨士琦。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清同治元年 (1862年)生于淮安府山阳县,杨士骧之弟。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报捐道员。十一年,捐指直隶试用,其后十余年一直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
光绪二十五年,杨为两广总督李鸿章重用,与兄杨士骧同赴广州效命。李鸿章重回北洋大臣之位,杨氏二兄弟同回北京。此间,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过往甚多。
翌年,曾致书袁世凯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后,杨转而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献,成为袁“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马前卒,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被袁视为心腹,且素称“智囊”。
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
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
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 “他不合做这事。”
杨度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三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 ‘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奕劻),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
“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
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 “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高处不胜寒,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
“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
“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
“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
“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
“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
“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世凯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
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
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
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竭力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
民国四年六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
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袁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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