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四川前线停战
四川前线的北洋军和川军,虽然在兵力上是压倒多数,装备也远超护国军。但由于士气低落,加之北洋军和川军间的矛盾,和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对阵,也只能处于下风和守势。
而护国军军方面,由于兵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难。
在一片厌战的声浪中,蔡锷等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争取陈宦和四川独立上。既能减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这当然是最好的事。
其实,在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私下的联络和沟通。
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是在内心深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曾对外表示:如果坐视袁世凯称帝,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推翻清廷争取共和的起义?
蔡锷想得更长远,和冯玉祥讲,如果能劝说陈宦宣布独立,对护国大业贡献更大,冯表示他一定会尽力。
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希望他能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接到袁世凯的停战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随即向蔡锷发出停战书: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
“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
“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
“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 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
陈宦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是一件失策的事。
陈宦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袁世凯和北洋派已渐行渐远。
蔡锷则力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
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可用之兵有限。但是,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先行停战,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首次停战一个星期,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
具体停战事宜,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
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要求,提出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五月六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停战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在外人看来,陈宦看似袁世凯的大红人、宠臣,其实他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首先,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北洋系的军人们是从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袁世凯授他四川统军权,但北洋军他其实是指挥不动的。
而自从搞洪宪帝制后,由于他各方面都不积极,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袁党边缘化。比如,他来四川就职前,袁世凯曾许诺他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洪宪帝制后,这事不但再没被提起,袁世凯反而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足以说明袁对他有了戒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
再者,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甚至使他想到,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
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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