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6章 胡适的忧虑
袁世凯的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很多的人，怀有各式各样的个人目的。
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进步，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是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的。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胡适在1917年的美国《种族发展季刊》发表英文文章《捏造民意：最近中国帝制运动的文献史》，总结归纳了袁世凯及其党羽策动帝制运动的来龙去脉，其中表示说：“这整个事件带给全世界的，是一个最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对民主的向往，证明了中国对建立一个诚实开明政府的努力，是绝对真心的。有一个美国作家说得好，他说：‘我不认为中国的革命失败了，因为我相信它还没结束。’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并没有失败，因为它一直没有机会一展身手；它虽然夭折了，即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反动势力一直有计划、有组织地要消灭它，但它的精神仍在，而且继续茁壮。中国这几年来内部的政治搏斗，是‘新中国’所从事的搏斗，是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与那几千年来腐蚀、削弱中国的官僚体制从事殊死斗争的思想革命的新生儿。”
到了1926年10月9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15周年的晚上，正在英国访问的胡适，在“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年会发表英文演讲，明确认定15年前的辛亥革命，“在所有建设性的层面都是失败的”。在他看来，“我们推翻了满清，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我们打倒了旧的政治秩序，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们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恶势力。总之，辛亥革命过了十五年了，我们未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符合它的潜力的现代国家。”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胡适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其一，没有耐心的外国评论者会遽下结论，说中国这个种族根本出了问题，中国这个国家太老、太退化了，因此无法从事政治再生的工作。其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则把罪过都推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身上，说它们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来源。接下来，胡适给出了他自己的简单答案：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个朝代灭亡了，表面上政体改变了，仅此而已。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而那才是必须革命的所在。
胡适进一步论证说：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国，我们太骄矜自满了，因此，我们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及其文明。我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要现代化。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培养我们的青年去肩负起这个大业。我们现在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因为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落后五十年了。
作为例证，胡适阐述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大致情况及其教育盲区：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派的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因为它所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后来开始派遣青年的时候，他们学的都是技术性的教育，亦即，要他们成为土木或机械工程师，矿冶、电力师，化学或物理技师。很少人学法律。几乎没有人学习哲学或文学。
“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当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时候，大家都强力地建议我做一个铁路或矿冶的工程师。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们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术知识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必须把青年男女培养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来领袖。辛亥革命突然发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我们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没有领袖，却到处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那只配当操练官的庸才，飞上了枝头当起督军来；那只受过文书和科级管理训练的人，受命出掌国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国之所以流于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这就是中国的悲剧。辛亥革命失败了，我再度强调，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法国革命意义下的革命。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换了代。”
以上说明，辛亥革命在胡适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辛亥革命和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他也一直在思考、在总结。
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 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老子主张‘不争’。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他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和平主义，
例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的和平主义迷梦受到冲击。不久，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讷司密斯(George W?Nas.myth)从欧洲归来。
这讷氏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胡适谈起他在欧洲大陆的闻见，乃大谈和平主义。他说卢森堡不抵抗德国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时抗拒德国侵略便遭到残破；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不抵抗德军，率全城军民投降了德国，便使城市得以“岿然独存”，这正是“不争不抗之惠”。胡适深表赞同，并认为讷氏这种主张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见解，“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图谋利用中国政局变动之机，谋取侵略权益。还在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日本即利用承认问题勒索中方。逼迫北京政府在1912年10月与日本就满蒙五路借款问题秘密换文，取得了在东北修筑四平至洮南、开原至海龙、长春至洮南铁路的借款权，以及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铁路的借款优先权，使日本势力在东北进一步扩张。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在寻求时机摆取更多权益，接踵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为其创造了大好时机。
世界大战打响，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暂时放松了在中国的扩张活动，此种形势被日本认为是对华扩张之绝好时机。
日本极端右翼浪人团体黑龙会在一战爆发后拟定了《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认为“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时机”，狂妄地宣称“日本将负责保卫中国的领土,维持中国的和平与秩序。”他们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侵略主张（是为其后提出的“二十一条”的基础）。
1914年1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通过《对华交涉训令提案》，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包含“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消息见诸报端之初，全国各省、各界纷纷要求政府宣示日本所提条件的具体内容。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北京进步党机关报《亚细亚报》评论说：“二十一条侵害我国重大主权，绝不应当与之谈判，坐而亡不如战而死。”人民群众的反对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也激发了海外华人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日本的反感。在海外，各商会、华侨会、留学生等团体和个人也致电外交部抗议日本的无理要求。留日学生反应最为激烈。
1915年2月到5月之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以空前的热情讨论“二十一条”，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登上了《中国学生月报》，上述的“骇人之壮语”，到了这里，便是“吾辈非战即死”、“决一死战”的义愤填膺
高调爱国，历来是中国的爱国特色，但能解决问题吗？胡适深感忧虑。于是，他不合时宜的给学界写了一封英文的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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