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女性系列小说创作中的若干断想

　　        一

　　        一九八九年起我开始涉足****创作。在此之前，我写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小说、童话、散文、乃至于动画（卡通）文学脚本，1989年还出了一本集子，陈伯吹先生为我写了数千字的序言。写得眼看顺手了，我却觉得不太“过瘾”了：许多生活积累、许多对人生的感悟、许多亟欲一吐为快的呐喊、许多困惑疑虑，似乎都难以容载于儿童文学这一叶方舟之上了。于是就调转船头，向****领域扩张。一千便难收场了，直至今日。成绩不大，比起许多驰骋于这方土地的老将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自愧弗如。

　　        难哪！在学校里我可称为“骨干”，年年都是超工作量；在家里我肩负两头重担，一头是夫妇双方的老父母，一头是两名高消费求学的大学生。在每一名职业妇女都真正深感其重的“职业”与“家庭”两座大山之外，我又甘心自愿地钻入了“业余写作”这第三座险峰之下。于是家里日渐变得凌乱不堪，每顶锅盖上都积起了厚厚的油垢；于是除了逢年过节，我都难以满足老父母盼我陪着叙谈闲聊的愿望；于是两三年里不拆不织一件毛衣成全了成衣店里的好几笔生意；于是寒暑假成了“农忙”季节、年末突击劳动日，或是焐出一身痱子，或是坐僵了双脚长出了连成片的冻疮。勉勉强强地，才算在这两三年里既没影响了本职教学工作，也还没丢弃了孝女贤妻良母的荣誉，同时向文坛奉出了可怜巴巴的若干作品。难哪！

　　        于是，九一年我动笔写了一篇以《女儿难》为文题的中篇。

　　        二

　　        写完《女儿难》后我蓦然回首，自己也不免吃惊：原来在八九至九一的两年内，我所发表的几个中篇，主人公竟是清一色的女性！《阿花》、《阿贞》、《阿惠》自不待说了，文题都是女主人公的小名；发于山东《时代文学》91年第5期上的《没有结尾的故事》，主人公是两名初涉尘世的女大学生；而《女儿难》，正面人物罗华与反派主角何美英，又都是女性。难怪前不久参加作协组织的与检察院的联谊活动上，我一自报家门，就有人作恍然状：“喔，专门写女性的！”

　　        这恐怕主要是因为我自身是名女性，而且素来对女性问题的研究饶有兴趣，多年的定向注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写作便成了喷发口。更何况，由于女性问题是社会问题中最敏感、最显露、最直接地牵连着核心点的部位，因此，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是可以引发出对社会对人生的最大幅度、最深底蕴、而又永难穷尽的思索来。这，也正是除了有女性作家偏爱女性题材之外，还有那么多杰出的男性作家对女性问题表现出极大热情并且终于写出了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乃至于传世杰作之原因所在。

　　        三

　　        我曾在一些报刊上说明过我对女性问题思考的结果。我以为：一、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积淀，造成了女性所经受的磨难甚过于男子的历史和现状；其二，愈是杰出的女子，包括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干超群的等等，她所面临的逼迫就愈多、挑战就愈烈、压力就愈重；其三，女性只有在与其悲剧命运作不屈的抗争中，才能充分露出她所拥有的真善美。

　　        我的这些认识，通过我对众多的女性形象的描绘，已经鲜明地显现了出来。在总题为“上海女性系列”的三部曲之首《阿花》中，我写了三名与同一个男人有感情纠葛的女子：无论是粗率的阿花，还是聪颖的陆宝宝，还是柔顺的金梦旦，她们都拥有着一颗痴心、一片真情，最终则都在悲剧命运降临于自身的过程中保护了乃至成就了自己所爱的人。《阿贞》和《阿惠》侧重于表现优秀女性对命运的抗争，曾有人批评我为过于强化理想化了，我却至今不悔。我在生活中赞赏那些具有抗争意识的女性，我在阅读古今中外以女性为描绘对象的作品时，也特别钟爱那些不屈于命运拼死相争并且在抗争中方闪现出生命之火花的女性形象。我特别厌憎站在那一半世界而把这一半世界当作赏心悦目的景观来津津有味地描绘细细致致地咀嚼的创作态度——这种态度，我以为是社会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变异表现。当轮到我拿起笔来抒写我自身所属的这一半的世界时，我决不会抽去那以“抗争”为核心内容的灵魂和精髓，而仅只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及皮囊。

　　        四

　　        一位男性文友，搞理论的，读了我的《女儿难》和《没有结尾的故事》后，很疑惑地问道：王晓玉，你是否有“仇男情结”？我愕然，请教他何以提出这怪问题。他于是就条分缕析了：首先，你笔下的女性都很正面，似乎是世间一切真善美的化身；其次，你笔下的男性却无论正角反角，在品性上和能力上乃至于性格上，都远不及那些女性，有的自私、有的懦弱、有的首鼠两端优柔寡断，有的卑琐低下粗陋淫荡，因此你的作品所展示的男性世界，竟远不及女性世界那么流光溢彩纯真美妙；最后，你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小说中夹杂一些对人生世事的评点，其中不乏女权主义的理论。等等等等。

　　        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安一顶“女权主义”的帽子是很容易的，而要驳斥类似我那位文友（他是我的很谈得来的朋友之一）的并无恶意的指控却非易事。近日在《上海妇女》读到一篇立意深刻见解精辟令我倾倒的文章，作者叫“虞人”的，那文内有一句话，我觉得倒可以用来解释何以我的男性文友会对我产生上述疑虑：

　　        “当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一种历史格局时，打破这种格局就必然要涉及社会的每一份子，亦即需要全社会作相应的调整。”

　　        男子统治世界，是几千年封建势力所搭建出来的历史格局；大男子主义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作充分的宣泄，恐怕也是一种历史格局。若有女性作家在文坛一试叛逆，自然便容易引起不认同感、反常感，于是那“女权主义”或“仇男情结”式的嫌疑便很自然地成了对反常现象的注解。我想，除非“全社会作相应的调整”，否则，有了自己独立个性的女性作家，恐怕是免不了让人目为异端的。

　　        五

　　        常听一些活得很苦很累的女同胞怨艾地表示：来世投胎当个男人去。我不能苟同。男人活得也累。为偷闲偷懒而想当男人是一种误识。争取妇女解放固然艰难，阻挡这一历史潮流的那一股努力也很辛苦。我倒是非常欣赏冰心老人的一句至理名言：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拥有了一大半真善美的女人，何不以此而感奋，而自豪呢？身为一个女性作家，我愿以我的笔尽量充分地展示出包括我自身在内的这一半世界的旖旎风光！

　　        1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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