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本书的一个大主角——四合院。!

　　北京还有多少个大体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个部门掌握着精确的数字。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渊潭栖落过几只白天鹅，其中一只被路过的青年工人用**击毙，曾引起过公众的广泛激愤。其实，国内野生天鹅的数字，大大高于明清以来建成的四合院的数字，但直到目前，对于粗暴地对待四合院的行为——毫不吝惜地加以阉割、毁损乃至拆除，除了少数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外，人们似乎大都心平气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从改造北京城的总体趋向上看，拆毁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尚属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还应当尽可能恢复其原来的面貌。如果能选择一些居民区，不仅保护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护好相应的街道、胡同，使其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保留区”，则我们那文化素养很高的后人，一定会无限感激我们这一代北京人的。

　　        公元1982年12月12日，其中薛家正举行婚礼的这个位于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小院，便是一个虽经一定程度毁损，有所变形，然而仍堪称典型的一个四合院。

　　        所谓四合院，顾名思义，就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的院落。没有到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顾名思义之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院落有什么稀奇呢？岂不单调、寡味？

　　        其实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颇富于变化，在严谨寡淡之中又蕴涵着丰富多彩。

　　        即以我们已经迈入并且初步熟悉了的这个院落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规的方位。当然，在东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与它相反而对称的格局，为了使院内最深处的正房成为冬暖夏凉的北房，南墙上往往要开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后面必有一个窄长的小院，如果办不到这点，或只好以南房为正房，或将挨着院门的一溜北房作为正房，而改变进门以后的院落格局。总之，在东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总显得比路南的四合院优越。据说当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间的差价，有时会相当惊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离钟鼓楼不远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类地方，则往往采取这样的盖造法：顺着街道胡同的走向设一个大门，进门以后，并不是四合院本身，等于留出一块“转身”的地方，然后再按东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盖出院门朝南的四合院来，这样，里面的房屋便不至于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当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盖的，这种四合院的价值，在当年不消说要等而下之了。

　　        我们已经迈入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那么，四合院的院门绝不会开在正面的当中，它一般都开在其东南角（如果是与其相反而对称的那种四合院，则开在其西北角）。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院门一般都是“悬山”式的高顶，顶脊两边翘出不加雕饰的“鸱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较高，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三至五级的石阶，石阶终端是有着尺把高厚门槛的大门，双开厚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门上都镌刻、漆饰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门联。门上有门钹（类似民族乐器中的钹，故名。钹钮上挂着叶形的金属片，供来客叩击叫门）。门边往往有一对小石座，或下方上狮，或整个雕为圆鼓形。

　　        明清之际的四合院，一般并不是贵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过《红楼梦》就知道，贵族的府邸无论其规模、建制、格局都与一般单纯的四合院有极大的差别，只有当贾琏那样的贵公子要私纳尤二姐时，才会在花枝胡同（此胡同今天还在，距钟鼓楼不过数里）去找一个四合院暂住。一般说来，四合院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中层官吏、内务府当差的头面人物、商人、士绅、业主、名流，以及从平民中涌现的暴发户和从贵族社会中离析出来的破落户这类人物居住的地方。有时电影、戏剧和图画中把四合院的院门表现为顶上砌有琉璃瓦、门板上装有“铜钉”（即铜铸圆碗形门饰）、门上装的不是门钹而是狴犴含环，显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封建社会等级之森严，也反映在建筑格局的严格规定上，即使是贵族府邸，也不能乱用琉璃瓦和乱用门饰。以清朝为例，它的贵族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公五等，而公又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辅国公又分为“入八分辅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什么是“八分”呢？就是八种特殊的标志：一、朱轮（所乘骡马车车轮可漆成红色）；二、紫缰（所骑马匹可用紫色缰绳）；三、宝石顶（官帽上可饰以宝石）；四、双眼花翎（官帽上可饰此种花翎）；五、牛角灯（可用此种灯照明）；六、茶搭子（盛热水的器物，略同今日之暖瓶，可享用此物）；七、马坐褥（乘马时可用此物）；八、门钉（府门上可饰以“铜钉”，而钉数又有细致的规定）。由此可见，并非贵族住宅（至少不是贵族正式住宅）的四合院，其院门上是绝不能饰以铜钉的。

　　        推开四合院的院门以后，是一个门洞，门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影壁既起着遮避视线的作用，又调剂着因门洞之幽暗、单调所形成的过于低沉、郁闷的气氛。影壁一般以浅色水磨青砖建成，承接着日光，显得明净雅致。影壁上方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式长顶，顶脊两端也有向上翘起的“鸱吻”。影壁当中一般都有精致的砖雕，或松鹤延年，或和合万福（雕出两对蝙蝠张翅飞舞），或花开富贵，或刘海戏金蟾……有的不雕图像而雕题字，简单的就雕个“福”字，复杂点的一般也不超过四个字，而以两个字的居多，如“吉祥”、“如意”、“福禄”之类。除了壁心有砖雕，有的四角、底座还有细琐的雕饰，或回纹草，或莲花盏，与中心图案题字相呼应。有的还在影壁右侧种上藤萝或树木，春夏秋三季，或紫藤花开，或绿荫如盖，或秋叶殷红，使人一进院门便眼目为之一爽。

　　        我们所迈进的这个四合院，如今门洞中堆着若干杂物，门洞顶上还吊着一对破旧的藤椅——这对藤椅前面已多次提到，下面还要提及它的主人。门洞前面的影壁，中心的砖雕已被毁损，不过影壁右侧的一株樗树还在，而且已经有水桶般粗、三层楼那般高。

　　        在门洞和影壁的东边，有一道墙，墙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门。那四扇屏门虽是对开的，但每扇又可折叠为对等的两半，关闭时，便呈现出四块门板的形象。可以辨认出来，当年门板漆的是豆绿色，而每块门板上方，各有一个红油“斗方”（即呈菱形状态的正方形），每个“斗方”上显然各有一字，四个字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如今已无从稽考。从这道门进去，是一个附属性的小偏院，现在为荀兴旺师傅一家所住，南边是两间不大的屋子，北边是里院东屋的南墙，东边则是与别院界开的院墙。当年这个小偏院是供仆役居住的。标准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这样一个附属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门，不知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采取这样一种轻而薄且一分为四的样式——也许，是以此显示出它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并便于仆役应主人召唤而随时奔出。

　　        从影壁往西，是一个狭长的前院。南边有一溜房屋，一共是五间，但分成了两组，靠东的三间里边相通，现在为京剧演员澹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两间，现在住着另外一家——我们下面还要讲到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墙，又把那两间房屋及前面的空地隔成了另一个小院，与现在荀兴旺师傅家的小院遥相对应。不过，那墙上的门换了一种样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月洞门（即正圆形的院门，有的四合院则是瓶形门、葫芦门）。这个小院，当年是为来访的亲友准备的，那两间南屋，一般都作为客房。而院内的厕所，当年也设在那个小院之中，一般是设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面是里院西屋的南墙，西面则是与邻院隔开的界墙。

　　        外院澹台智珠所住的三间南屋，过去是作为外客厅和外书房使用的。民国以后，又常把最东头的一间隔出来，把门开在门洞中，并在靠近院门处开一个窗户，由男仆居住，构成“门房”（即传达室）。

　　        里院外院之间，自然有墙界开，而当中的院门，则是所谓“垂花门”。它的样式，一反总院门的呆板严肃，而活泼俏丽到轻佻的地步——它的特点，是在“悬山”式的瓦顶之下，饰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两端的突伸处，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莲；整个木罩的雕刻、镶嵌极为精致，而又在不同部分饰以各种明艳暖嫩的油彩，并在可供绘画处精心绘制出各种花鸟虫鱼、亭台楼阁、瓶炉三事、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艺水平最高、最富文物价值的部分，往往就是这座垂花门。可惜保护完好的高水平垂花门如今所存已经不多，而且仍在不断沦丧。我们所进到的这个四合院，垂花门尽管彩绘无存、油漆剥落，但大体上还是完好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尚能传达出昔日的风韵。

　　        垂花门所在的那堵界墙，原来下半截是灰色的水磨砖，上半截是雪白的粉墙，墙脊上还有精致的瓦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不仅墙脊上的瓦饰早被人们拆去当做修造小厨房的材料，整堵墙比当年也矮了一尺还多——70年代初搞“深挖洞”时，砌防空洞的砖头不够，居委会下命令让各院都拆去了一些这类界墙以作补充。讲究的四合院，这里外院的界墙上，往往还嵌着一些透景的变形窗，或扇面形，或仙桃形，或双菱连环，或石榴朝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四合院，当年也还没有那么高级。

　　        垂花门的门板早已无存——据说当年的垂花门一般也不上门板；垂花门两侧原来也有一对石座，今亦无存；垂花门里侧当年有四块木板构成的影壁（可装可卸），也早已不知踪影；进垂花门后原有“抄手游廊”，即由垂花门里面门洞通向东西厢房并最终合抱于北面正房的门廊——到过颐和园的乐寿堂两厢，便不难想象其面貌，当然，它绝不会有那般轩昂华丽——现在除了北面正房部分的门廊尚属完整外，其余部分仅留残迹，而南面垂花门两边部分连痕迹俱无——“深挖洞”时因烧砖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质部分已全部捐躯于砖窑的灶孔之中。

　　        当年四合院的里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员的正式住宅。现在张奇林一家所住的高大宽敞的三间北房，是当年封建家长的住处，当中一间是家长接受晚辈晨夕问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亲密客人的内客厅，往往又兼全家共同进膳的餐厅，两边则是卧室。北房一般绝不止三间，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四合院就有五间北房，不过另外两间一在东头一在西头，不仅比当中的三间较为低矮凹缩，而且由于已被东西厢房部分遮挡，所以采光也较差劲，这两间较小较暗的房屋叫“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还向后面呈l形延伸过去，当年一般是作为封建家长的内书房、“清赏室”（从摩挲古玩到吸食鸦片都可使用）的；讲究一点的四合院，两边耳房外侧又有短垣与外面断开，墙上嵌月洞门或瓶形门，门上并有砖雕横匾，对应地题为“长乐未央，益寿延年”或“西园翰墨，东壁图书”。现在，东西耳房当然都与张奇林家隔断，并且居住着互有联系的一老一少——我们下面也要描述到他们那独特的存在。

　　        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为止了。需要补充的，不过是东西耳房一侧，往往还设置厨房和储藏室。有的较气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后面尚有小小的花园，最后面不是以界墙与邻院隔断，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墙的作用。我们进入的这个四合院，并没有罩房，而且与邻院隔开的界墙，仅与正房相距二尺而已。

　　        当年四合院的东西厢房，是供偏房，即姨太太或子女孙辈居住的。当儿孙辈绵绵孳生，一个四合院已居住不下时，则只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几房儿孙，不然，只能把外院的南屋也统统辟为居室，将就着住了。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的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性的静态美。当年里院有大方砖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块土地上，有四株朱砂海棠——如今仅存一株，而且已大受损伤，不过，后来补种了一株枣树，现在倒长得有暖瓶般粗了。在正房的阶沿下，当年在石座上有两只巨大的陶盆，里面种着荷花。沿着“抄手游廊”，点缀着些盆花，吊着些鸟笼。如今这类画面也都消逝殆尽了。

　　        我们已经知道，如今西屋靠北头的两间，住着正在为小儿子办喜事的薛家，南头那一间呢？门时常锁着，那位女主人并不每天回来，她另有住处。而东屋北头的两间，住着那位说话永远聒噪夸张的詹丽颖。南头那间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是工厂的工人，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暂且锁着屋门。

　　        为了获得一个对今日这个四合院更准确的印象，我得提醒读者，几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面，盖出了高低、大小、质量不同的小厨房，而所谓“小厨房”，则不过是70年代以来，北京市民对自盖小屋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的功用，越到后来，便越超过了厨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断对其翻盖和扩展，有的“小屋”已全然并非厨房，面积竟超过了原有的正屋，但提及时仍说是“小厨房”，因为从规定上说，市民们至今并无在房管部门出租的杂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权利，但在房管部门无力解决市民住房紧张的情势下，对于北京市民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掀起的这股建造“小厨房”、并在70年代末已基本使各个院落达到饱和程度的风潮，也只能是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心平气和地默许。“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即“杂院”，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邸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杂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大改变了北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是我们在想象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面貌时，万万不能忽略的。

　　        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四合院，目前除了张奇林家通了自用的自来水管外，其余各家都还公用一个自来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门外面的西侧。进入冬季以后，为了防止水管冻住，每次放水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安装水表的旱井）盖子打开，然后用一个长叉形的扳子，拧开下面的阀门，然后再放水，接完水后，如果天气尚暖，可暂不管，以便别家相继接水。到了傍晚，或天气甚为寒冷时，则必须“回水”——先用嘴含住放水管管口，用力吹气，把从管口到井下阀门之间的淤水，统统吹尽（使淤水泄入到旱井中），然后，再关上井下闸门，盖上井盖，这样，任凭天气再冷，水管也不会上冻了。对于当今这样用水的成千上万的北京杂院居民来说，这里所讲述的未免多余而琐屑，但是，几十年后的新一代北京居民们呢？如果我们不把今天人们如何生活的真实细节告知他们，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知道吗？即如仅仅是60年前的北京，我们可以估计出来当时许多居民是买水吃的，但那卖水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阅到的文字资料实在很少，我们往往需要通过老前辈的口传，才得以知晓其细节的。当年在北京卖水的大都是山东人，聚居于前门肉市街一带（那里的水井多且水质好），除了用小驴拉木质大水车往远处卖水外，还有用小木推车在近处卖水的。小推车两边各挂一只木桶，前面还有一副对联：“一轮明似月，两腿快如风。”最有趣的是横批：“借光二哥”。为什么不写“借光大哥”呢？因为都是山东人，忌讳“武大郎”。了解了这些细节，当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便凸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从中所体味到的，绝不仅仅是当年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阶段的剖面观——是的，我们对“文化”这个词汇的理解应当超出狭义的规范，实际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细节，便构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不仅包括人们的文字著述、艺术创作，而且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

　　        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对于这个院落中的这些不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差异、相激相荡，我们或许一时还不能洞察阐释、预测导引，然而在尽可能如实而细微的反映中，我们也许能有所领悟，并且至少可以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点不拘一格的斑驳资料。

　　        生活，在这个小院中毫无间断地流动着。1982年12月12日这一天已经进入了下午。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些人物远未展示出他们的全部面目，而新的人物仍将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世界·生活·人。有待于我们了解和理解的真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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