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朱彤心

　　        朱彤心虽然有点怪癖，可人缘不错。我认识他的时候，算起来他也不过二十来岁，可给我的印象已经很老了。他又瘦又高，走起道来左右晃荡。戴的那副深度近视镜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用纳鞋底的线绳拴着。他从不用药，哪儿破了或是长疖子长疮，一律抹牙膏。他从不洗衣服，每过一些日子，就把军装脱下来按在煤油里泡一泡，然后晾干，说是“这比你们洗的干净，不仅不招虱子，什么菌也不招”。于是他的军装胸前、袖口和领边都闪耀着铁甲般的光辉，散发着真正“德士古”煤油的气味。用煤油泡衣服，是他的特权。他是“灯光组长”，管着两盏煤气灯和一桶煤油。“灯光组长”是兼职，他的正职是创作组员。他一直在写，但写出来的剧本从来没演出过，游击环境中，没有报刊杂志可以登载，剧本若不能演，就算白写了。创作组长是位女同志，有点母性的慈悲心肠，见别人睡了之后他还守着如豆的油灯，蹲在老百姓锅台上边写；写出来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进锅台下边去烧，实在太残忍。组长就和队长商量，每逢他写出新作后，让他在行军出发前，或是驻军闲暇时向全队朗读一遍，算作口头“发表”。他对这种发表方法，极为重视。每次朗读前都特意洗洗脸，还在他的日本水壶里灌一壶热水，每念完一场戏都往嘴里挤一点牙膏，用水送下去。他相信这能保持嗓音清亮。同志们也很欢迎他朗读作品，看成是一场娱乐。他的作品虽然没法公演，读起来却常有惊人之笔。他有回写了个快板剧，内容是抓特务，说两个农民自卫队员刨白薯，忽然从地里刨出个特务来（我已忘了那特务是怎么钻到地下去的了。只记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过日子）。特务想反抗，两个自卫队员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我的刀儿闪闪亮，我的枪口放银光。你要还是不投降，坚决把你毙来枪，毙来枪那个毙来枪，哐来令哐一令哐！”大家问他什么是“毙来枪”？他说：“白话就是枪毙。”

　　        朱彤心的兼职工作倒是干得十分出色，两个汽灯六个纱罩和他形影不离。汽灯和他那“铁甲”发出的气味，会熏得同班的人睡不着觉，他因此常常单独一人住在老乡的牛棚上层（苏北有些地方牛棚和猪圈是二层小楼，楼下养猪养牛，楼上放杂物）。队长叫通讯员小江给他当灯光助手。这小江莽里莽撞，打气时碰坏一个纱罩。从此他就再不许小江给灯打气。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戏里演个日本太君，正演到太君向汉奸队长布置机密任务，台上的汽灯忽然冒起了红火苗。小江心想救场如救火，不顾他的禁令，搬个椅子上台来打气。“日本太君”一见马上摆摆手说：“你的不要，开路开路！”他解下洋刀，自己上了椅子，对汉奸队长说：“你的扶着椅子！”他打完气，把椅子拉开，挂上洋刀又接着往下演戏。演汉奸的队员笑得答不上话来，朱彤心却小声说：“工作时间，你严肃一点好不？”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住在苏北一个水网地区的小村里，半夜突然来了敌人。大家睡得懵里懵懂爬起来就跑。人们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那里只有汽灯却没有人。敌人已进了村子，既不能大声喊又不能仔细找，只好抱着汽灯先跑出去。我那年十二岁，本来就跑不动，有个熟识的侦察员又送给我一双日本军队的大皮鞋。那鞋比我的脚要大个一寸多。也许那时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我穿着它心里美得不行。组长说了我几次，我也没舍得脱下来。这下子糟了。跑起来不光沉得要命，而且带子总开，一开了就绊脚，跑个三、二十步就停下结一回鞋带。那地方沟汊多、树木密，三结两结，我看不到前边人的影子了。先还听得见脚步声，顺脚步声去追却总被河沟挡住去路。最后干脆转了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一条深沟的堤岸边。我精疲力竭，浑身是汗，只好顺堤岸溜到沟里去。坐在沟底连歇气带辨别方向，顺便哭一场。后来有些年，我也想哭过，可怎么挤眼也掉不出泪来了，才体会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种享受。

　　        我正在享受哭的乐趣，听到了脚步声，赶紧收拾起眼泪，想观察一下来的是什么人。就听劈里啪啦一阵响，从堤上跌下一个人来。我拔腿就跑，沟里的冰冻得还不厚，我那皮鞋底子又硬，一踩上去马上“喀嚓”一声，就是一个水洼。我连着跑几步，“喀嚓”“喀嚓”响了几声，两只脚就全湿透了，冰水扎得我脚生疼。

　　        那跌翻在地的人说话了：“小邓，你别害怕，我是朱彤心。”

　　        我停住脚，问他：“刚才人们找你，你上哪儿去了？”

　　        他说他铺床时把稻穗错当稻草铺在身下了。那楼板矮，又有缝，底下的牛总伸头去拽稻穗，还用舌头舔他的脚。他睡不着，半夜搬到后院草棚里去睡，所以别人没找到他。他被尿憋醒，出去撒尿，听见前街上有人说话，有马喷鼻，说的不是中国话，知道来了鬼子。他去找汽灯，见汽灯已不在了，这才翻后墙跑了出来。可跑得急，把眼镜忘在草棚里了，一路上不是撞在树上就是跌进沟里，这已是第三回进沟。他问我队伍上哪儿去了？我说：“我要知道早就走了，还会在这儿蹲着吗？”他说：“不要紧，咱先看看情况再行动。瞎跑不行，弄不好反会钻进敌人窝里去！”

　　        我俩在沟里坐了一会儿，天麻花亮了，他说：“需要看看村里动静，要是敌人走了，我得回去找眼镜去。”

　　        这沟的堤岸很高，一个人站起来刚到半腰上。他叫我站到他肩上去看。我因为鞋里进了水，这时脱下鞋把脚塞在棉帽子里捂着。这脚一踩上他肩膀，被北风一吹，先就打个寒战。另外，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害怕。既怕他把我摔下来，又怕敌人看见给我一枪，匆忙看了一眼就赶紧说：“看不见什么，太远了，”就跳下来了。他不死心又叫我扶着墙，他站在我肩膀上去看。我扶墙站好，他一踩上我的肩膀，就压得我浑身直晃。我说：“不行，我挺不住。”他就双手扒住沟沿，两脚悬空又看了足有一分钟，这才松手跳下来。

　　        我问他看见什么了？

　　        他说：“他妈的，没眼镜我啥也看不见。”

　　        这话刚说完，沟岸上有了沙沙的响声。朱彤心抓住我的手，注意听了听说：“不好，有人向我们接近，快走！”

　　        我拎起皮鞋要走，沟上边有人说话了：“别跑，跑也来不及了。”

　　        我俩赶紧贴着沟边卧倒。朱彤心大声问：“什么人？不报番号我开枪了！”

　　        沟上的人说：“要是敌人，早把你那架眼镜的家伙敲掉了！别吓唬人，我知道你没枪！”

　　        来的是通讯员小江。

　　        小江是队长派来联络我们的。队伍已经向海边转移了，叫他找到我们后，马上去海边一个村子找他们，那里距离这儿有四十几里地。

　　        这小江是个漂亮角色。不论环境多艰苦，他的军风纪总是整整齐齐，军装洗得干干净净。现在他还是头紧脚紧，帽子上挂着副战场上捡来的破风镜，小背包打得方方正正，二指宽的背包带把灰军被分成了九个一般大小的方块，中间两个方块中勒着一双黑布面千层底的新鞋。鞋底朝外，为的是放下背包当坐物时，不致脏了被子。

　　        既有了前进目标，就赶紧出发吧。我那双皮鞋却已经冻得梆梆硬，跟朱彤心的棉袄一个颜色了。把脚塞进去，就象塞进两只罐头盒里，又冷又硬，还拖拖拉拉叮叮当当乱响。

　　        朱彤心对小江说：“你把背包上的鞋子解下来，给他穿吧！”

　　        小江把眼睛睁得溜圆说：“咦，讲得轻巧，吃根灯草！这双鞋人家给我三发六五子弹我都没舍得换呢。”

　　        朱彤心说：“不就是一双布鞋吗？再发鞋我还你一双。”

　　        “布鞋？”小江转个身把背包扭向一边，使鞋离朱彤心远一些，“这是直贡呢面子！”

　　        朱彤心说：“那你也给他！”

　　        小江说：“你发什么命令？你又不是我的班长！他走不动我们两人扶他好了！鞋子不能给！”

　　        他们俩就架着我，拖着我走。走了里把路，我的脚磨破了，他俩也冒汗了，都想休息一会。

　　        我们靠一个坟头坐下。朱彤心忽然说：“现在脱离了部队，单独行动，我们得有个班长才行。有个班长才算有组织！”

　　        小江说：“队长不在这里，谁能任命？”

　　        朱彤心说：“没人任命我们选一个！”

　　        小江说：“能选自己不能？”

　　        朱彤心说：“当然可以。”

　　        小江说：“那我选我自己当班长！”

　　        朱彤心说：“我也选我自己！”

　　        我说：“我选朱彤心！”

　　        小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噘起了嘴。

　　        朱彤心说：“好，少数服从多数，我当班长了。现在我就下命令，战士小江，你把背包上的鞋子给小邓穿！”

　　        小江嘟嘟囔囔地说他军阀主义，可还是无可奈何地把鞋拉了出来，扔给了我。我把布鞋换上，就把皮鞋丢在地上了。

　　        鞋也穿好了，他们也歇够了。朱彤心命令继续前进。小江问我：“大皮鞋你不要了？”

　　        我说：“这一辈子再不穿那败家货了！”

　　        他说：“那我捡着它好了！满好一双皮鞋，要叫鬼子捡去，白便宜了他！”

　　        这次回去，朱彤心对小江解除了禁令，不仅允许他给汽灯打气，还教会他点灯，最后竟把灯光组长的重任交给了小江，自己专门从事写作去了。但他保留了一项权力，每到清除剩油时，他还要去泡一次衣服，条件是演出时他给小江当助手。

　　        那时候，我们那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不会说“深入生活”这个词。大家都管下部队采访叫作“搜集材料”。朱彤心头一次采访是在“宿北战役”中到俘虏收容站帮忙。那个收容站在我军第一线部队后边三里处，只有两个保卫干事看着三百多俘虏，临时隐蔽；准备天一黑，敌机一回巢就把俘虏押送到后方去。可天黑之前，敌人一支骑兵突围出水了，冲过我们防线直奔俘虏营而来。俘虏们一见他们的人来了，就立刻群起鼓噪，随着骑兵逃跑。两个保卫干事有枪，一面还击一面后撤，逃了出来。回来就报告说：作家叫敌人抓去了。这事传到宣传队，大家很不安。有人担心朱彤心会牺牲，也有人怕他失节。队长和组长大姐甚至为他有两三天脸色阴郁，既不说笑也不打扑克。谁知过了半个月，我们正行军时，忽然看见朱彤心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坐着，手里在耍一根唱京戏的马鞭。大家围了上去，问长问短。他笑嘻嘻敬个礼，拿出封证明信交给队长说：“谁带干粮了，给我一块。我在这等你们等了半夜，饿草鸡了。”

　　        据他说，敌人出水时，他还在忙着给俘虏发给养。两个人管三百多俘虏根本管不过来。天冷，俘虏们身上衣裳薄，就三一群俩一伙钻到老乡的草垛里、牛棚中、犄角旮旯里取暖。他发给养得到处找人。俘虏里有个人是随军剧团唱戏的，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孩，皮带上别着个马鞭。他挺可怜那个小孩，发给养时没见到这两人，就端着几个高粱饼子到处找，终于发现他们躲在一个空白薯窖里。他把饼子送下了地窖，除他俩之外，地窖里还有四五个俘虏，也没领到吃食，看见饼子就上来抢。他把那几个人喝退了。他答应出去再替他们找找。他从白薯窖出来，出水的敌人已到了村头，大批的俘虏正乱喊着，要随骑兵一块逃走。有两个广西兵到地窖来招呼他们的老乡，冷不丁看见他冒出头来，就扑上来把他按倒，用绑腿绑了，重把他推下自薯窖，并和他一起下到地窖里。

　　        绑他的广西兵喊：“弟兄们，咱们的马队冲出来了，快跟着他们逃吧！”

　　        地窖里的人站了起来，争着往外爬。

　　        朱彤心问：“这算怎么回事？”

　　        绑他的人说：“怎么回事？你当了我们的俘虏了。”

　　        朱彤心说：“你当我们的俘虏，我们是怎么待你的？忘恩负义！”

　　        唱戏的就对广西兵说：“这位弟兄待咱不错，把他放了吧！”

　　        广西兵说：“放开他，他可得跟咱走！”

　　        唱戏的对朱彤心说：“你就答应跟我们走吧。”

　　        朱彤心说：“你刚从枪子儿底下逃出条命来，还上哪儿去？你就不心疼孩子？你们那骑兵是自己逃命的，不是来接你们的，你两条腿跟得上它四条腿吗！我们的队伍正追击，追不上他们还追不上你们？安生呆这儿吃饼子吧！”

　　        那唱戏的一听，果然坐了下来。另外几个人也犹疑了。

　　        那俩广西兵一看这情形，骂了句“孬熊”，扔下朱彤心，急忙钻出了白薯窖。唱戏的就给朱彤心解了绑。朱彤心松松胳膊扭扭脖子说：“既这样，你们等着，我还给你们找吃的去。”

　　        唱戏的说：“现在还乱着，等一会再出去吧。”

　　        另几个人也劝他稍等一会。果然，没出十分钟，上边又来人了。而且是直冲白薯窖来的。人们就叫朱彤心躲到他们身后去。来的还是刚才那两个广西兵。他们一下来就问：“刚才那个新四军呢？”

　　        唱戏的说：“你们跑你们的吧，还找人家干什么？他已经走了。”

　　        广西兵说：“不是，骑兵队丢那妈跑出三里地去了，我俩追不上。求他别记前仇，还留我们当他的俘虏得了。”

　　        朱彤心从人背后转出来说：“我对你俩宽大处理了，坐下吧。不信你等着看，跑出去的那些人都还得抓回来。”

　　        果然不到半夜，就又回来了四、五十人。朱彤心给他们编上队，趁夜就领着往后方带。可他不知道该送到哪里去。路上碰见一个战斗连队，他要交给人家，人家不要；但见他一个人赤手空拳领着六、七十俘虏不象回事儿，派了半个班帮他押送。他们转了一整天，碰上了友邻部队的战俘收容站，又央求人家留下这批俘虏。人家说：“我们人手不够，要留得连你一块留，把俘虏押到大后方你再归队！”他被迫当了十几天的收容队长，一直到了沂蒙山里，才请收容站的同志给他开了个证明信，拿着归来。临走他用半斤黄烟换来了俘虏的那根马鞭，他认为队里演出会有用处。

　　        大家要给他报功。他很懊恼，说是：“净跟这些龟孙惹麻烦了，没顾上搜集材料。把创作计划白瞎了。”

　　        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入了党。第二年春天打莱芜，他又下去搜集材料。他随着突击队冲进城里，后续部队被敌人封锁住没跟上来，突击队在敌人内外夹击中伤亡很大。打到天亮，只好退到城角一个破庙里隐蔽。这时连指导员也牺牲了。突击队长是个排长，对朱彤心说：“这里就你一个穿吊兜军装。没说的，你当政治队长吧！”他问：“这合规定吗？”排长说：“我还没入党，总不能叫我当指导员不是？”朱彤心说：“行，可我不会指挥打仗。”排长说：“战斗我指挥，你做政治鼓动工作。记住，冲锋时你得跑在前边，喊：‘同志们跟我来’，这就行了！”朱彤心说：“这我能喊。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冲呀！”排长说：“我紧跟在你后边，叫你往哪头冲，你就往哪儿带就完了。”

　　        他们在城里隐蔽了一天。外边的人听见城里没了枪声，以为他们全完了。不料天黑后发动总攻，外边一拉响炸药，他们就从破庙里接应了出来，四处呐喊，八面放枪。敌人以为我军已全进了城，军心动摇，就把城门放开了。这一仗打完，部队给他披红挂彩，举着立功喜报把他送回了宣传队。他埋头苦写，用二十天写出个剧本来。队长觉得这个剧本不演太不象话了，就下狠心排演了它。彩排的那天，连宣传部长也来看。这个戏实在远不如他以前朗读的作品有趣。头一场写蒋介石和汤恩伯开会，两人没完没了的发表**演说；第二场写我军指挥部开会，军长作了个完整的动员报告；第三场写战斗开始，干部战士一个个表决心；第四场写攻城，两边的军队反复冲过来打过去。人们耐着性子往下看，表情却十分严肃。只有他自己，看得眉开眼笑，又点头又咂嘴，还不断对坐在身边的创作组长作提示：“这里我是说明我们战士的政治觉悟的……这表明我军勇敢精神……你听，一句话就把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揭出来了……下一场还精彩！”

　　        这出戏一共演出了两场，干部战士们都说一看就打瞌睡，只好收起来。这时，打莱芜的那个部队来信商量，想调他去正式担任连指导员。宣传队领导也认为他去那里会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便找他谈话，问他本人愿不愿意；并说明，他现在是排级，如去任职，可以破格提拔为正连级。朱彤心请求让他考虑考虑。回到班里就蒙上被子睡了下去，一连两顿开饭都没去吃饭。组长以为他病了，做了病号饭送来。他把碗推开说：“你别假关心了。你们商量好把我推出艺术界，那么狠心，还给我送病号饭呢！”组长这才知道是闹情绪，马上汇报给队长。队长来找到他说：“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并不是命令你走。你不愿去，不去就完了，耍什么性子！”朱彤心说：“我不去。我知道你们心里看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艺术天才。等着吧，我非作个样儿给你们瞧瞧！我要求给我时间再下去搜集搜集材料。”

　　        他就背起背包又到独立师去了。

　　        这独立师原是河南部队，一九四五年夏天参加中原突围来到华东。他去的时候，这部队刚接到密令，要他们出击到敌人后方，把战线扩大到蒋管区去。朱彤心就跟着去了敌后，没了消息。过了一年，我们打到河南，与独立师会师了，我们去找他却没找到。师首长告诉我们：刚从沂蒙山打出来不几天，朱彤心就叫敌人飞机打伤了腿。当时部队正被十几倍的敌人追击堵截，情况紧急，无法带重伤员走。只好给他二十块银元，把他交给了沿途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埋伏起来。结果，我们前脚走，追击的敌人后脚就到。蒋管区的群众条件不同于根据地，估计他是牺牲了。师首长说：“当时的敌情老朱全知道，可这个同志很有党性。组织和他谈过话，他十分镇定，既没哭天抹泪，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他只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决不做叛徒，给我留下颗手榴弹吧。”

　　        许多人听了都掉了泪。有人提议给他开个追悼会。队长说，并没确实牺牲的消息，追悼会是开不得的。

　　        过了两年，宣传队在六合地区等待渡江的时候，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干部的制服，骑了匹马，还带了个警卫员，顺着江边威风凛凛地跑来了。看到我们在树下排腰鼓，他老远就跳下马，大声喊道：“奶奶的，到处打听你们驻地，我骑着马整走了一天！”

　　        排演自然停下来了。大家围上去抱他、揍他，摘下他的帽子来往天上扔，七嘴八舌问他怎么还没死。队长拉着他上队部去，那警卫员牵马上来问：“县长，这马卸不卸？”他说：“送马号去说我骑来的，叫老刘帮着喂上，咱今天不回去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怀疑刚才是否听真切了！组长结结巴巴地问他说：“刚才叫你什么？什么长？”

　　        “县长。临时的！”朱彤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找到你们了，我就要回来了。爱什么长什么长，叫别人干去吧，我还是写我的剧本。”

　　        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开了欢迎会，要他报告这两年战斗经过。他说部队把他留在老乡家，当天晚上敌人就来了。可那家老乡不错，把他藏在草垛里躲了过去。敌人是追击我们的，一走一过，并没久留。他养了个把月，能拄着拐走了，便换上便衣去追队伍。但走错了方向，找到豫皖苏地区去了。地方武装把他收留下来审查了些天，经过几次战斗，发现他是个真干革命的，提他当了区小队队长。革命形势发展挺快，水涨船高，区小队变县大队，县大队改独立团。他当上豫皖苏边界上一个小县的副县长了，这回是带民工队来支援大军渡江。

　　        大家称赞他干得好，给宣传队露了脸。他说不行，他的创作始终也没搞出来，另外他还犯过错误。在镇压土匪时，他要把一个被抓去才当了两天土匪的人也枪毙。那人村里的老乡来作保，他说：“谁再来保，连保人也一块毙！”正要把犯人押往法场时，专区领导赶来参加公审会，才把这事纠正了。领导同志问他：“明知这人是被迫的，才入伙两天，什么罪行都没有，你为什么毙他？”他说：“我怕放了他，土匪要再抓他去，一逼他，他又入伙。”领导说：“你不会先押着他？”他说：“我天天打游击，自己还没地方住呢，哪有地方押他？我这区小队总共九个人，再派一个看着他，不更拉不开栓了？”结果给了他个警告处分。

　　        这晚上他大概跟队长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肿了。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他要求回来；队长说现在他在担任支前的领导工作，不能调他，等渡过江去，安定了再说。他要我们渡江以后经常提醒队长，叫他别忘了这件事。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队。

　　        一九五五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天曹禺同志来讲“莎士比亚戏剧”，我忽然发现旁听席位上坐着个人，很象朱彤心。课间休息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他到底还是又回到老宣传队去了。不过宣传队已改为某军文工团，他已是团级创作员兼副团长。这次请了一年假，专门来当旁听生的。他早知道我在这儿学习，可因为他一直没写出象样儿的作品，“无颜见江东父老”，没好意思来找我。

　　        这一年间，我们每逢听课就见面，甚至学员开讨论会他也来听。他学得很认真，有些理论课几乎都背了下来。而且信心十足，说以前搞了多年创作，始终没明白什么是文学，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干一场，“非吓你们一跳不可！”

　　        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没有来信，也没见他有吓人一跳的作品印出来。一九五七年，倒传来了“吓人一跳”的消息，西南来的熟人告诉我：他成了右派。

　　        我问：“他怎么会成右派？为什么？”

　　        “说是他从北京回去后，领导要他向本系统的干部讲讲学习心得，他在讲话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冯雪峰，极力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此外，他多年来念念不忘要当作家，这说明他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已发展到了极点，使他变质了。”

　　        这以后我自顾不暇，再也没打听他，再也没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去西南采访。偶然向人一打听，听说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处分改正了，党籍恢复了，可分配不出去，没单位要他。

　　        “为什么？”

　　        “他得了癌症，医院都不给治了，谁调这么个干部来专等着开追悼会呢？”

　　        我听到这消息，专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个电影院附近的小木楼上。只有一间屋子，中间拉个布帘，外边住他女儿，里边住他夫妻二人，东西又多又乱又脏。他身上穿一件旧咔叽干部服，胸前、袖口、领边仍焕发着“铁甲”般的光辉；人很虚胖，脸色焦黄，眼神却极活跃，但总是咳嗽。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坐着呆了半天，还是他先开了话头。

　　        “你近来写的小说我都看了，好咧！他妈的我不行了，我得找点别的事做做！”

　　        我说：“你该先养身体！”

　　        他说：“我要是天天总想着肚里的肿块，活得太不耐烦。想不想反正它都丢不了，由它去！”

　　        我问他怎么得的？他说是十几年来在一个盐碱地区劳动，喝那儿水喝的。先是肾结石，后来变成了胃癌，再后来肺里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开刀，他见同屋住的三个人，两个开过刀都死了，就不肯开。不开医院叫他出院。他说：“出院就出院，现在我找个土医生治。”

　　        我问他：“见效吗？”

　　        他说有效，不过要吃点苦。这医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种药敷在他胳膊上，这胳膊敷上就发炎，溃烂，流浓血。胳膊一烂，肚里就轻快，疼痛也轻了，咳嗽也弱了。这胳膊一收口，肚里就又闹腾起来。于是就用药再敷另一条胳膊。

　　        他说：“我查过古医书，这办法古已有之，属于视由科。”

　　        我装作极有信心，劝他坚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极有信心，说决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来时，他哭了，我也哭了。我们都说“再见”，可谁也知道难得再见了。

　　        果然，今年春天开中篇小说评奖会，云南来了位作家。我问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况吗？他怎样了？”

　　        “他死了！前两三个月死的。我也才听说。”

　　        我说：“他那病能活这么多年，够例外的了。”

　　        那位作家说：“是的，在国外，癌症病人多延长一年生命都是医学上的成就。他多活了三年呢！”

　　        我把这消息说给一些熟人。熟人都并不感到意外，大家都替他惋惜！说他要从政，可以当个不错的地方领导；若从军，至少也是副军级的指挥员了。可惜鬼迷心窍，要当败兴的作家，不但一事无成，反搭了条命进去。

　　        我把这事说给我爱人听。她说：“你该写篇文章纪念他，这人对自己理想的坚定劲，不是平常人能有的。”

　　        腊月二十五晚上，我坐在家里就构思这篇文章，刚想出个头绪来，外边有人敲门。我爱人去开了门，问了两句什么，便面色惶惑地说：“有人找你……”

　　        我问：“谁？”

　　        “他说叫朱彤心！”

　　        “什么？你听错了！”

　　        可朱彤心已经进来了。瘦高的个子，晃晃荡荡，一件旧军大衣不象穿在人身上，倒象挂在衣架上。他的脸又恢复了瘦干巴样，却有了血色，挺大的嗓门说；“你这地方真不好找，我光换汽车换了三次！”

　　        我说：“你这是……”

　　        “我出差来了，来看看你。”说着把一个纸盒放在桌上，“顺便带来点白木耳。”

　　        我问：“你一个人就来出差了？”

　　        他说：“是的，临时帮忙，来参加个种植白木耳的经验交流会。”

　　        我问他：“你怎么种起白木耳来了？”

　　        他说：“这得感谢我的病。前年我的病凶险了一阵，我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我想：我的吓人一跳的作品，费半天力也没写出来；眼看剩下这点时间，更没指望；不如利用这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我以前在下边劳动时，摸索着种过白木耳，自信掌握了点诀窍。前两年，有些熟识的社员进城找我打听种白木耳的窍门，我就干脆向组织申请，搬回到乡下去。效果不错，不少人家富起来了，群众说还是共产***好，不光有拨乱反正政策，还有帮助农民劳动致富的共产党员。这虽对我是过奖了，可我也觉得这两年确实过得很值得，确是最充分利用了我有限的时间。”

　　        我问：“那么，你的病呢？”

　　        他说：“还在肚子里。摸摸还满硬的，可是既不咳也不疼了，看样儿又脱过去了！我这辈子也真怪，凡是我要认真去办的事，多半办不成；凡我无意去干，被形势所迫去干的事，多半倒都干得还可以。连病也这样！那一阵我在昆明，全力以赴去治它，反倒凶险了。我下去后把精力全撂在帮大家种白木耳上，治病是例行公事，它反倒好了！”

　　        我说：“你可以总结一下，这里或许有点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有的，有的！”他说，“只是还说不明白。你看，我参加打仗，是敌情逼的，不杀敌人他就杀我，结果仗倒打好了。开辟新区是政治形势逼的，不开辟根据地我们没法生存，结果新区就开辟出来了。种白木耳又是逼的，不干点有实效的事，我这最后几年要白过，死了无法向马克思交待，白木耳就种出来了！搞创作呢，总是在时间、条件都充裕的时候干的，心想写出篇吓人一跳的东西，废寝忘食、百折不挠而又不断的忧虑顾忌，患得患失，结果什么也没写成！”

　　        我说：“是不是人在生死关头，形势所迫，那私字就被挤得很小了，反倒能调动起所有潜在的能动和优势来，无形中处在最佳竞技状态，效率就高。等到一切条件都充裕了，隐蔽的私字就冒了出来，会被一些主观愿望所蒙蔽，反倒强迫自己选一条最不易发挥自己的优势的道路走？”

　　        他说：“也许是的，我以前常想，命运对我实在太宽大、太特殊照顾了；几次死在临头，都又转危为安。可我利用这生命为人民作了点什么呢？真可笑，做了的事都是我无意要干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放在那种情势下都会象我那么干，而且一定比我干得更好。这算不上业绩，真正的业绩得是非凡的、特殊的，所以我总想写一部能流传后世的作品，认为那样才不枉活一生。现在认为，也许我没这个抱负，安心作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倒好了。那样总结一生，总会比现在作出的成绩多些！”

　　        我说：“看来你现在是绝对不再想写作的事了！”

　　        他说：“不。我不拿写作当个什么非要完成的事业干了，追求了一生，这点爱好总还不能全丢掉。所以在种白木耳和治病之余，也还写一点作为自娱。既不求发表也不求吓人一跳，只是信笔写写，念给老婆孩子听听。听了大家一笑，一家人，自得其乐。我带了两篇回忆咱们共同战斗的文章来，你看看可有记忆错误的地方？”

　　        他临走给我留下来厚厚的一叠稿子。晚饭后我拿出来翻阅，没读几行就被它完全吸引住了。这稿子一反他过去作品的常态，不拿架子吓人，不故意弄奇情警句；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和带点嘲弄自己的语气讲述他和我们一群熟人的往事；一下就把我带回逝去的岁月里，听到了一个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声！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把他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说：“老兄，你一共写了多少？把其余的也寄给我看看好不好？”

　　        他说：“怎么，可以给你提供点创作素材吗？行，我回去马上寄给你。若能对你有用，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我说：“你写得好极了，不仅仅对我有用，你这是真正的、难得的好作品！”

　　        在电话里，他口吃起来了，他说：“你是故意安慰我吧？别这样，别人对我这么怜恤可以，你不要也来这个。这叫我难过，叫我想起自己是有不治之症的，你学滑了！”

　　        “老朱，我起誓！”我着急地说，“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起誓，我愿拿我半生写的东西换你这一篇。不换全部，就换我看过的这一篇！老兄，你总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真的吗？我……”

　　        这么大个人，竟在电话里抽泣出声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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