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二、博民意，申一枫再出怪招

却说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任职区间也到了冲刺的关头了。原拟做好政治秀、争取更上一层楼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民银行在市里评上了先进党委后，却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黄鹿栽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事情还没有完。

        “这就跟当年第一次评职称一样，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被人揭透了一生的伤疤。”申一枫在心里慨叹道。

        说起来，也难怪申一枫有这般感叹。

        在深圳刚刚筹建特区时，申一枫还在湖北一个县的财政局企财股当股长。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了第一次职称评定，而按当时红头文件规定，这种职称是可以按工龄年限将配偶、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粮户口的。因此，利益上的关系导致职称评定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申一枫任职的企财股正是评审工商企业财务人员职称的关键部门。一场职称评审下来，不少笑话、牢骚怪话便不乏于耳。申一枫感叹的那句话，就是当年一个曾经当过右派的资深财务人员评上助理会计师后发出的感叹。

        申一枫的思绪回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现实当中：自从自己从1997年上半年来到市民银行当上一把手以来，也有四、五个年头了，这些年要是死抠经营指标，那是乏善可陈；原指望串串门子，拉拉关系离开市民银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领导堵了退路，放下话来说：“连市民银行都搞不好，还指望调动？”接下来，自己冒着风险做了几场政治秀，眼见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冲刷得焦头烂额。而现在，五年任期将满，到了“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要么升职或平调，要么就地免职或惹上官非，没完没了。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呢？

        申一枫左想右想：“要对我做评价，首先是民主测评，若要全行来个一人一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组织全行的支行长以上干部来投票，自己胜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突击提干会遭人诟病，不如来个取消支行以下机构，通通升格为一级支行。这样一来，少说也能提升上百个行级干部。他们被我突然提起来后，还不对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赞成票？对！就这么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钱。”

        几天后，市民银行对所属下属二级机构提升为一级支行的文件下发了。文件规定：原在支行下属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任职的负责人自行升格为支行副行长，至于正职和需要增加的副职，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时间，二级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的负责人皆大欢喜。

        看官：本书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两个在欢喜之列：

        秦现虹，这位当年在湖贝金融服务社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办不下来时走马上任，凭自己软实力使金融服务社得以开业，并凭借该功劳坐上湖贝金融服务社第二把交椅的五尺汉子，在经历了市民银行接管后被免职，尔后再活动，再被任命降职使用；接着又在竞岗中被免职，再经活动，又在调离湖贝支行的同时担任支行二级机构负责人这样三起三落的跌宕历程之后，终于又在他的起点——副行长位置上呆着了。他看过这份文件后，从他那办事处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来，猛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全身放松，两腿一软，任凭140斤重的身躯呈垂直状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并发出一声闷响。

        在隔壁办公的统计员听到这声音，不知道主任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忙走过来问道：“秦主任，要我帮什么忙吗？”

        秦现虹说：“这椅子有点毛病，改天给我换一张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说了，你去买，发票直接给我就行了！”

        这统计员应承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秦现虹闭上眼睛，暗忖道：“人们都说：‘人行衰运脸面污，屙尿也被小弟弟咬手。’这话一点不假，前几年衰运来时，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古丁力的门子走过，黄鹿的门子走过，弄个支行的中层干部当，跟竞聘市长似的，天天晚上为这一官半职费尽脑筋。真是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有想到，现在年近半百了，还从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级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的职务。也就是说，这回没有靠任何说项和工作业绩，连升三级，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想到这里，秦现虹竟在办公室自个儿哼起了越曲小调。

        无独有偶，在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主任谭飞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满脸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语地说：“我该谢谁呢？谁帮我提的官？”

        其实，谭飞燕她真的对谁都不用言谢。

        她是一个有气魄的女人。在银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对银行结算业务最精通的人。她那四两拨千斤的本事，敢于用透支手段放手一博的大无畏气概，真的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当然，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多少心思放在银行工作上，以致在湖贝支行历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都是不怎么称职的中层干部，也就凭着她惯用的“批评接受，思想照旧”的交际手段，一直混到现在。

        谭飞燕合上文件，在思考着：“想当年，我从一个营业部副主任，考核了几次老是提不上主任，后来不得不攀老乡、用石榴裙做道具，才由胡辉将我提为主任；而现在，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也不用考核，就说我是副行长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有当行长的能耐吗？有人说，你要是官运来了，就是拆下家里的门板阻挡，也未必挡得住。这回我算信了。”

        她对自己说：“我在湖贝支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胡行长来之后才上运的。要感谢只应该谢他。但是，我对他也不薄，该付出的已经对他付出了，而他对我的回报还没有全给，那个周易咨询应用中心的回佣也没有我分文的进帐。这官提了，就算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也算我命好、运好，俗话不是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谁让我命中带了官财？”

        看官，谭飞燕感叹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说她做没做出成绩便当上了市民银行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就说她当年被她的老乡邵敏一边用他那靠左的“咸猪手”搂着她的细腰来到南方大酒店，一边用右手按了按他自己的左上胸，录下的几盘炒资金时讨价还价的录音带，要是一曝光，任由谭飞燕就是有飞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银行找到她的立锥之地。但是，好运气始终罩着她，听过这几盘录音的夏天和王显耀，虽然对谭飞燕的评价不高，也对她的石榴裙不感兴趣，然而，始终没有对外、对上说出个中乾坤，以致这小妞还在升官的道路上忙碌着。

        如果说，这不是运气，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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