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拾遗

谏官乃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官职，据说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说“保”就是最初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应该是谏官首领了。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并对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此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亦皆负有谏议之责，

        唐代最重要的谏官是左拾遗、右补阙——因名可知，此职是为了匡正君主的过时，补朝政之疏漏而设。

        说白了，谏官的主要职责是面对君主的，必须能够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错误，兼及议论朝政。此职自汉代始即受宰相领导，乃是相权制约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君主自然会产生不满，于是逐渐将谏官的职能分化，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比如侍中、散骑常侍等职；主议政的则演化为侍中寺、门下省等机构，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政府的工具。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政府，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固然，理论上凡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但大家伙儿既然还有本职工作，则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讽谏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减轻啊——君主之独裁，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陈頵特意提出来，说关中行台就是个小政府，于军政两道的架构尚算严整、完善，可是为什么独独不设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马你大权独揽，无人可以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你的失误和缺漏，你就不怕办错事么？

        这倒确实是裴该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一则他觉得自己够谦虚，不专断，凡大事皆谋之于众，裴嶷等人也时常会主动提出意见来，又何必单设谏官？二来么，终究谁都不乐意整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随时挑你的错儿……故而谏官之设，压根儿就没往脑袋里去过。

        听得陈頵之言，熊远不禁蹙眉，就先裴该发问道：“终为行台，并无人君，何必设置谏官？”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而已，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谏官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但不能降罪于谏官。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可以诤谏君主，但你若闭口不言，别人也不会强逼你；谏官若不言，则纯属失职。所以谏官之设，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按照陈頵的说法，人没有不犯错的，只有被人即时指出，进而加以改正，国家、政府才能趋向于正道。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人能够提意见，那是因为政府主官的权柄并不顶天；大至州府，刺史身边还有别驾，名分君臣、上下，其实也就低半级而已，自然不怕讲话。君主之下，却没有比他略矮一头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专设谏官；如今你大司马在关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为又岂可不受丝毫制约呢？肯定会出事儿啊！

        裴该心说我的行为怎么就不受制约了？先不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制约，那些旧制度、旧习气，因旧官僚而给我下绊子，使我不能舒心畅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再设谏官，比方说你陈延思，见天儿上书要我轻工商、罢民屯，下笔千言，口若悬河，在舆论上攻击我，那我还不得给气疯喽！

        不过再一琢磨，我的很多理念、手段固然经过历史的考验，可以确定是先进的，但高产种未必可以施之于盐碱地，因应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很多施政措施有可能超前，过犹不及，反倒有可能坏事啊。

        对于这点，裴该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权柄，完全可以在关中彻底自搞一套，他却仍然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对于裴嶷等人因传统思想而产生的反对情绪，宁可花时间、精力去耐心说服，也绝不强行压制。况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没用，人若不给你认真执行，阳奉阴违，必然难以成功。

        那么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已经下决心要知难而上，为了集体的团结，更为了不自矜、骄傲导致误事，乐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肯于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则谏官之设，又有何不可呢？

        这是主动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起码打开一个下情上达的通道，自定会因此而产生不少的麻烦，但同时，制度的完善，能够将更多可能的失误都扼杀在摇篮中，这未必是一桩坏事啊。唯使我不得衬心顺意而已，但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又岂能想望诸事尽皆衬心顺意呢？！

        再者说来，即便不监督自己，也应该设职监督行台政府。此前一是人才稀缺，二是为了行政方便，大司马以下唯长史、司马统管文武，对于政令缺乏中书、门下那类审核机构。虽然从事中郎掌监察之任，但主要是面对官吏个体的，而非督责整个政府部门的运行，且裴诜、王贡的绝大部分精力其实都扑在对外情报上面，要他们再加监督政府，未免强人所难。

        裴该从前就讨厌“喷子”、“键盘侠”，但具体到谏官，仔细想想，倒也未必有那么烦人。因为面对其他朝臣也就罢了，倘若面对的是主君，谁又敢以话术来混淆视听，甚至于撒泼打滚、扣帽子耍赖啊？只要确实是在讲道理，即便道理不通，我又有何可惧？

        想到这里，他便摆摆手，阻止了熊远继续反驳陈頵，随即面向陈延思，一字一顿地问道：“卿此言确实有理，是我疏忽了。然而，我若于行台设诤谏之官，卿可愿为么？可敢言么？”

        陈頵倒没想到裴该那么轻易就认同了自己的建言，他原本以为还要劝说半天才可能见成效——终究谁都不乐意在身边常伴一个提意见的呀，此乃人之常情。但他的打算是将来裴该还朝之后，把关中行台更为严谨的政治架构，直接套用于朝廷的，则若预先不设谏官，将来再硬塞进去就难了，故而做好了苦谏的准备。

        不禁暗道：“大司马倒确实从善如流啊……”便即拱手：“若大司马不以頵卑陋，假我以诤谏之任，自然知无不言。”

        裴该笑笑：“若卿进谏，而我不听，奈何啊？”

        陈頵道：“自当再谏。”

        “凭卿再谏、三谏，我皆不从，又如何？”

        陈頵闻言，不禁微微一愕，随即嗫嚅一下，回复道：“听不听在裴公，而言不言在陈某。”

        裴该笑问：“难道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么？”

        陈頵正色回复道：“道与言未必契合，一言不听，未必其道不行。倘若谏臣所言，君主必听，则是以臣挟君也；倘若一言不听，即挂冠而去，是伪为龙逄、比干，而拟君为桀、纣也——此非诤臣，而是要名之妄人。大司马若有缺失、疏漏，頵自当直言进谏，若其事小，不听也可，但请更咨于众；若其事大，乃当固谏，即不我听，也不至于逃去……”

        他陈延思在洛阳的时候，三天两头上奏，就朝政发表意见，大佬们多数都是不肯听从的，也没见他因此而辞职啊，他最终是被人轰走的……就陈頵的认知，即便谏官也不能说自己的想法全都正确，否则直接以谏官为宰相甚至人君好了，岂有此理啊？既然如此，怎么可能要求凡谏言而人君必从？

        裴该颔首：“延思能明此意，我心甚慰。”我别招来个牛脾气，一定揪着衣襟要我听他的话，不听就或者辞职，或者去撞柱子，那不是白给自己找麻烦，却未必能产生好效果吗？再如明清之际，大群言官（还不能算是谏官）纯为要名而放嘴炮，细过必究，搞得都没人敢认真做事了——因为凡做事必有疏漏，唯不做才不会犯错——那种“键盘侠”，不要也罢。

        于是裴该就对陈頵说：“我即授卿诤谏之职，望卿毋负我望。如今日所言三失，我尽知矣，卿不必复言，我及行台别有疏漏、差错，卿当直言不讳。”

        即命书记胡飞制文，于行台新设诤谏之职，起名叫做“拾遗”——这个词儿当时就有，乃匡正过失之意，至于用作官名，则是直接抄了武则天的“后”智——直属大司马，列第五品上大夫，任命陈頵陈延思担任其职。制文即送长史裴嶷、司马陶侃传阅，若是没有反对意见，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事儿就算定了。

        就理论上而言，裴、陶二人对此事不大可能坚决反对，因而陈頵便再次向裴该行礼，改口尊称“明公”，而自称“臣”——上下级之间，尤其某官及其自辟的僚属，依秦汉之风即等同于君臣，起码礼数上如此，逮魏晋而俗不变，大概要到南北朝和隋唐以后，所面非人君而以“臣”自称的习惯才逐渐消亡。

        裴该接受了陈頵的再次行礼，然后双手搀扶他起来，顺便就说点儿别的——实话说陈延思口舌甚利，裴该不打算同一天再听他发表两次意见了——“闻有二少年随卿等前来，然否？”

        熊远点头，说确实，乃是王家的王羲之和庾家的庾翼，这会儿大概正在拜会李茂约，兼求教于卫夫人呢。裴该便问：“卿等观二少年如何啊？”

        陈頵回答道：“天赋异秉，恐怕将来书法之道，唯述此二人，可为当世之钟元常（钟繇）、张伯英（张芝）。唯尚年少，于其经史之学、治国之能，不敢妄断。”随即双眼微微一眯，说：“江左遣此二人来，得无欲谒明公么？”

        裴该闻言，不禁抚掌而笑——是个人就能瞧出来，王、庾两家派俩孩子来关中，究竟为了什么啊，我又岂有不知之理？他是没打算接王导递过来这橄榄枝的，因为裴、王如今龃龉，纯因国事，不是他本人记恨王茂弘当初扯自己的后腿——哦，对于庾元规，倒是难免存着不小的恶感，难以消解。

        不过也不妨抽空见见此二少年，尤其是王羲之。他没打算留此二少年在行台任职，一是对方年龄还小，又非甘罗、项橐，怎么可能这就当官儿？二则庾翼将来如何，他记不清了，王羲之那可是纯粹的艺术家，没听说有啥治国理民之才啊。

        裴该当年在建康的时候，之所以特别关注王羲之，有一定的“追星”因素在——那可是书圣啊！你到后世打问打问，东西晋之交，是知道王导、祖逖、陶侃的人多，还是知道王羲之的人多？凭什么我吃到一枚鸡蛋可口，就不能主动要求见见下蛋的鸡了？

        要说裴该在后世，软笔书法只学过不到一年，硬笔书法压根就没练过，字本来就跟狗爬似的，穿越前几年光敲键盘了，恐怕连狗爬字都难免提笔即忘。穿来此世，占据此躯，继承了此世裴该的诸多才能——包括经学，包括书法——要说高门世家子弟文史基础还是打得很扎实的，放诸后世，说不定也能在什么市级、区级书法比赛里拿名次。

        但在此世，裴该的书法仅仅中平而已，故而当李矩北归并入幕之后，他便时常抽空前往求教。虽然本身天天打拳练筋骨，没有特意练书法，终究日常公文批复，下笔往往数百上千言，写得多了，自然也有所长进。

        可是李茂约虽然也算书法达人，其水平却远不如其妻，则卫夫人的嫡传弟子，想必要比我这个李公子的挂名传人强得多吧。不知道王逸少如今已经到了哪种水平了？我要不要先存他几张字帖，将来可以传诸子孙啊……

        不过也不急，先晾一阵子再说。目前最需要花费精力的，乃是关东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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