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人一贵重，必致塞听

陈頵说我曾经得罪过大司马，他又怎么肯用我呢？熊远不禁诧异地问道：“君在洛阳，未曾踏足关中，何得冲犯大司马啊？”

        陈頵答道：“数月之前，有奏请大司马归朝，或将河东、平阳二郡交还朝廷，尚书却不允。某以为此言至正，当付于公议，是乃上疏，复言其事，并弹劾荀令……”

        熊远闻言，不禁愕然。他愣了一会儿，才问陈頵：“延思，君果然以为，大司马应当还朝否？”

        陈頵说那是当然的——“大司马前留台关中，为镇定司马保，并防堵胡寇，今司马保已受缚，胡寇几近殄灭，国家大敌，在于河北，则自当还朝以拱卫天子，运筹国事。”

        他见熊远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大以为然，就笑笑说：“我固知大司马因何不肯还也。为其在关中更制，初见成效，尚不能行之于天下，是恐一旦归朝，为荀、祖等掣肘，不能尽展其意。然而，君在徐方，不见如今洛阳是何等局面啊！

        “骠骑大将军但统筹军事，而将政治一以付之台省，而诸尚书多承旨而已，不知进取。吾常上奏，云昔中州荒乱，贡举不试，今既稍稍平定，理应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如大司马在关中行考试制度……”

        于是就将自己昔日上奏的内容，大致跟熊远叙述了一番，主要内容就是文武两道都应该不论出身，唯才是举——“马隆、孟观虽出贫贱，勋济甚大，以所不习，而统戎事，鲜能以济。宜开举武略任将率者，言问核试，尽其所能，然后随才授任。举十得一，犹胜不举，况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虏，七世内侍；由余戎狄，入为秦相。岂藉华宗之族，见齿于奔竞之流乎！”

        他举了几个例子，首先是马隆、孟观，皆为晋初名将。马隆击斩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孟观则讨平齐万年之乱，威震西戎，但这两人出身都相对贫贱，倘若过于看重门第，则必然是出不了头的。再说汉代的金日磾，原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被霍去病俘虏后才降汉，而竟然其家七代都做汉帝侍臣；春秋时代的由余，是戎狄出身，而能为秦穆公重臣，使穆公称霸西戎……

        这四人没有一个是清华贵胄出身，却能为国栋梁，成就功业，则如今丧乱未息，正当用人之际，又岂能只重出身，而不看本身能力呢？各地中正也好，郡国守相也罢，其荐举之才，都得经过考核啊，怎能直接按照出身高低就授予官职呢？

        由此陈頵说了：“今朝堂群臣，多由旧任，或因门第而得官，旧任不甄别，荐举不考核，难免颟顸塞道，渐复孝惠皇帝时局面。而武事虽一以付之祖公，朝议却又复起七军之议……”

        晋朝的军事力量，笼统可分为中军、外军两大部分，中军就是朝廷可以直接掌控的宿卫军和机动兵力，外军指郡国兵，以及临时在重要节点和边区设置的驻屯军。

        中军主力，即是所谓的“七军五校”——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左卫、右卫、骁骑七军，长骑、越骑、步兵、射声、长水五校——总兵力不下十万之众。

        外军初亦不少，但当灭吴之后，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晋武帝乃大裁郡兵，大郡常设武吏百人，小郡才不过五十人而已。与此同时，诸侯却坐拥强兵不减，大国设三军五千人，中国设两军三千人，小国设一军千五百人……

        由是诸侯造乱，可以直逼京师，而一旦内有应和者，十万中军（当然也不可能全都驻在洛阳）便形同虚设，终于导致天下大乱。丧乱之后，朝廷于洛阳重建，理论上应将祖逖所领转化为中军，然而可惜的是，祖士稚不肯交兵放权。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一手拉起来的队伍，岂肯轻易归还于朝廷啊？而且大敌当前，军令必须统一，而理论上骠骑大将军只是位尊而已，实际掌控中军的则是中军、领军、护军三将军，以及五校尉，倘若交了兵，他还能如臂使指地调动军队吗？

        于是祖逖只是奉献三千人给朝廷，重建五校而已。其麾下将领则加中军将军、领军将军等号，以混淆视听——惯例，中军出镇于外者，设护军将军统领之，所以这一名号给了陶侃。

        陈頵说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朝廷任命旧官僚担任五校尉，往往都毫无军事才能，只是门第足够高而已；其次近日又不知道是谁的倡议，打算重建七军……你要么把祖家军改编为中军，要么军事方面的建设全都交给祖逖，以待天下底定，怎能自搞一套呢？而且即便自搞，你能找到合格的军事人才吗？

        有五校为前例，则七军重建，肯定也是那些不知兵的官僚窃据名爵啊，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仗？

        说到这里，熊远不禁插嘴道：“我闻朝中，是裴、祖、荀三公用事，各有其党羽。则大司马在关中建三军，骠骑大将军自将中军，唯荀公手无寸兵，且其所附旧僚虽多，却泰半无可安置，或乃因此而起重建七军之议，未可知也。”

        陈頵抚掌道：“孝文一语中的！”你猜的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荀组想要扩充自家力量，就必须得多少掌握一支武装力量，由此才会倡议在祖军之外，别建中军。可是依附荀组那些人，都是中州高门、旧日显宦，其中有几个会打仗的？

        “故此吾乃奏请于武将之任，亦当先举后试，勿使无才者充位也。”

        但是他的奏章递上去，却压根儿没人理，话说多了，又被大老们厌烦，这才打算放之于外，去边远郡县任职……

        然后话又兜回来，陈頵压低声音对熊远说：“我知召还大司马，乃祖士言、士少之意，彼等实知大司马必不肯归，乃以此坑陷之也。然而荀公亦恐大司马归朝，中外军可相拮抗，唯无彼等展布之处，乃与梁公、荀令等私相授受，按章不允。”

        熊远点头道：“原来如此。”随即就问了，你既然明白这点，却又为何要上奏请求将此事付之公议，甚至于因而弹劾荀崧呢？你可不是会被人当枪使的性格啊。

        陈頵叹息道：“因吾望大司马之归也，则可制荀公等，使不能私相援引，党羽塞道……”裴该手下和祖逖手下，那都是真刀真枪跟胡、羯厮杀出来的，自有其能，唯独荀组那票党羽，多半是颟顸官僚，倘若不是洛阳、长安尽皆镇定，估计他们没一个敢从南边儿跑回来。但是如今这班人充斥朝野，把洛阳又搞得乌烟瘴气的，祖逖也拿他们没辙，祖纳似有同流合污之嫌，除非大司马回来，否则这局面真的扭转不过来啊！

        “昔大司马不奉天子长安，而归之洛阳，是自任其难；唯今不肯还朝，坐守关西，是避让其难，惜哉！”

        熊远摇摇头：“二事不可相提并论。昔日大司马所当之难，为胡寇也，今所避之难，是中朝也……”外敌之难易解，只要咬紧牙关，奋力杀去便可；这内敌之难，可就没那么容易解决啦——即便裴大司马，他暂时也没有重整朝纲的把握，所以在关西之政梳理清楚之前，是绝对不肯还朝的。

        陈頵双手一摊，说：“大司马不还朝，一为国家计，二为自身计，而我身为朝臣，唯可为国家计，不可为大司马计。”所以我才上了那道奏章啊。

        熊远想了一想，就说：“延思既然一心为国，不怕为当道所恶，又何必畏惧大司马，不肯从我西行啊？大司马素宽仁，即我初会，亦曾以言辞激之，其不恶我，反付以掘金、铸钱、造兵之重任。如今岂有因一弹章，而恶延思之理呢？”

        陈頵笑道：“此一时而彼一时。昔日大司马在徐方，位不过刺史，地不过数郡，今名重天下，朝廷宰臣，留台长安，貔貅十万，又岂能与昔日相同呢？人一贵重，必致塞听，犹能礼贤且不尤人者，几希！”

        熊远反复规劝，说我会帮忙你说好话的，即便大司马不重用你，也不至于会惩罚你，那你就跟我跑一趟长安，又有何虑哪？陈頵推却不过，这才只得勉强应允了。

        于是熊、陈二人便即束装就道，随即因应荀组之请，把王羲之和庾翼俩少年也给带上了。于途考较二少年的学识，尤其书法，熊远、陈頵都不禁啧啧叹奇。但是熊孝文特意告诫二少年，说经学和书法固然重要，谋事之才、治理之能，也必须上心，否则将来即便因为荐举得官，恐怕也难以称职啊。

        王、庾表面上诺诺受教，其实并不以为然。庾翼私底下就对王羲之说了：“彼不过奴仆后裔，出身孤寒，偶得时运，位至二千石，便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来教训我等，岂不可笑么？”王羲之摆手道：“志各不同，不听也就罢了，稚恭何必口出恶言。”

        一路无话，直抵长安，进城之时，突然有一骑高举旗帜，风驰电掣一般自行列旁奔过，差点儿就惊了驾车的马，还亏得熊远的驭手经验老道，才赶紧勒停车辆，免于倾覆。

        熊、陈二人原本于车中对坐交谈，见状急忙撩开帘栊，朝外望去。只见那骑士的身影渐行渐远，熊远便揣测道：“观其旗帜，为有紧急军情……难道说羯奴终于动兵了么？”

        陈頵颔首道：“羯奴若不动兵，便是困守之势，焉能长久啊？此必大发兵以侵王土——但不知是向河内，还是向兖州，或者去攻打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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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所料不差，这果然是洛阳送来的急报，通知裴该，东方大战将萌。

        石勒用张宾之计，欲伪攻厌次，实向历城，虽然大的战略方针已被祖逖一眼瞧破，但祖士稚却并不主张大军东出，先期占据历城。一则是考虑到，一旦封堵了赵军南下之道，则他们改变策略，再向何处用兵，那就不便预判了……

        但更重要的是，石勒为一国之主，他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想怎么打就能怎么打，想啥时候动手，就能啥时候动手，祖逖则不同，在他脑袋上面，可还有个朝廷呢……固然他兵权在握，军中将吏黜陟由心，但对于大的方针——是攻是守——也并非一言可决的。

        有个“婆婆”在就是这么麻烦，其实裴该在关中也是如此，他自己设的军衔，想给谁就给谁，至于朝廷名爵，还得先上奏洛阳，等尚书省批复下来，才能算数。

        关键是梁芬、荀组，乃至荀崧，都主张在东线暂取守势，要等裴该先平定并州，再南北两道出击，可保全胜。这一是有倾向于裴该，好使其再立新功之意，二则纯属胆怯，生怕出击不利，王师丧败，会让敌人趁胜一直杀到洛阳来。不管怎么说，守总比攻要容易啊，那祖家军只要牢牢守住河南及其周边各处要隘不就行了吗？干嘛着急往外打呢？

        祖逖与他们反复商讨，深知最终肯定是自己赢——兵在我手里嘛——但同时，为了避免擅权之讥，文武之间尽量不起龃龉，还得下更大的功夫，做更多说服工作才成。尤其是一旦石赵先动兵，则自家就方便以救援为名，调动兵马了；但在石赵未动之前，纯属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哪怕只是预布棋子——也必然会受到多方掣肘。

        所以他只是在自家权限范围内，先请求加东平相徐龛建武将军号，要他统筹济上四郡军事，随时准备向东方应援。然后再跑去继续游说梁芬、荀组等人……

        十月初，石勒果命大将呼延莫率中军七千，直指厌次。祖逖得报后，终于说服了朝中大老，一方面命苏峻北援厌次，一方面增兵济上，以防羯军彻底涉渡，同时搜集船只，做好增兵河内的准备——明面上，是说此乃“围魏救赵”之策，只有把赵军主力吸引在河北作战，才能够保障河南，且减轻河防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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