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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锄地


裴嶷建议裴该,你得先问儒家找张虎皮来披着,给你的改制寻找大义名分,那才能够服人,可使政令畅行。

        裴该便道:“还望叔父助我。”

        裴嶷摇摇头,说咱俩一样,虽然都遵圣人之教,算是儒生,但最多能通一经,而且此前毫无著述,说的话有谁肯听啊?“弘农董文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名闻海内,也曾著《礼通论》以非难俗儒,文约若肯延为宾客,甚至师礼事之,必能推广弘旨,使新法顺行。”

        裴该说好啊——“人在何处?叔父可为我请来相见。”

        裴嶷道:“永平中(晋惠帝年号),文博知天下将乱,乃弃家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然近闻他已出山,迁庐于渭汭——此非天之所以资文约乎?不可遣人延请,还当亲往探访才好。”

        裴该捻须沉吟少顷,就问:“《礼通论》一书,我未曾读过。此人所宗,何门何派哪?”

        裴嶷回答说:“《三礼》之义,唯遵郑氏。”

        裴该闻言大喜,抚掌道:“既如此,我当亲往延聘,恳请董文博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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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文博,文博为字,本名董景道,是《晋书·儒林传》里有名的人物——当然啦,裴该虽然读过《晋书》,但《儒林传》中人,他就光记得一个范隆了,因为那家伙投胡,且官至太尉,自己穿越以后,也曾经跟他远远地算是打过些交道……

        至于董景道,在原本历史上,他要等到刘曜在关中称帝以后,才从商洛山上下来,庐于渭汭——估计因为刘曜好歹是文化人,比当时控制河南地区的石勒多少开明一些,不会对儒生下太狠的手。刘曜闻讯,当即征辟董景道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但是董景道固辞不就,后来就死在了隐居地。

        不过在这条时间线上,董景道虽在深山,也随时关切着周边局势,当听说裴该主动归天子于洛,自己留镇关中的时候,不禁抚掌喟叹:“日月有序,天道恒常;人臣知礼,国家恒强。河南或复作兵燹之地,唯关中可以保安。”就收拾收拾不多的行李,提前跑到渭汭来了。

        裴嶷是听裴诜汇报,说董景道往关中来了,才赶紧跑去建议裴该,应当礼聘此人,为自己的施政寻找大义名分的。裴该一开始并不太在意,等听到说董景道独尊郑学,当即拍板:好,我去求他!

        西晋儒门,最显赫的是王学,王肃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借孔子之口驳斥郑学,竟至显达。不过王学之所以全面压倒郑学,靠的不是理论有多精深,也不是王肃多么能说会道,纯粹因为——王肃他是司马昭的岳父,是司马炎的外公……

        直至曹魏后期,朝廷论讲经义仍然多用郑玄经注,曹髦本人也非常尊崇郑学,可是某次他跑去太学向诸儒询问经义,博士竟以王学观点对答,不管皇帝怎么辩驳,就是不肯后退一步——我有司马家做靠山,怕什么天子!于是逐渐的,郑学全面败退,王学遂成为魏末、西晋的官方学说。

        裴该本人并不精研学术,也不清楚郑学、王学究竟有多大差别,但他心里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司马家推崇的,多半都是腐朽之物——要不然也不会搞到天下大乱,就算迁去江东,亦长久无力振作了——我必要想方设法将之一点一点给铲除喽。政治、法律上是如此,学术上也不能拖后腿,既然突然间冒出来个郑学大家,那好,就他了——我迟早把董景道之言拱成官方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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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说董景道自下商洛山,庐于渭汭后,就不再跟从前似的,数月都难得见一个活人,日常唯有禽兽相伴。附近不少士人听说他老先生来了,尽都前往拜谒,献上束脩。董景道也不受礼,也不收徒,白天耕田种菜,等天快黑了,就自顾自坐在门口讲学,谁来都可以听。

        逐渐的周边士人也都清楚他的习惯、脾气了,白昼绝不登门,黄昏时分才在庐前恭候。可是这天才过正午,董景道正在田间锄草,却突然间有一个年轻人撞上门来,鞠躬求教。董景道一开始不搭理他,后来觉得烦了,就说:“我日以耕,夜以讲——汝可昏时再来。勿再哓哓,免我逐客。”

        本以为这年轻人要么就此别去,等到黄昏,倘若求学之意甚诚,也说不定会毕恭毕敬地跟田埂边等着。谁想年轻人听了这话,却当即把长衣一脱,袖子、裤腿一卷,一脚就踩进了泥地里,说:“先生已耄耋,何能劳作?我愿意相助。”

        董景道斜眼瞥那年轻人一眼——相貌堂堂,肤色白皙,很明显是有钱人家子弟——便问:“汝种过地么?”年轻人摇摇头:“不曾。”随即补上一句:“然亦可学。”

        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过来,抢过锄头,就请董景道坐在田埂上指点,自己帮忙锄去杂草。虽说不熟农事,下手没轻重,小苗都被这小子粗心刨去了好几株,董景道在旁边儿看着,还是挺感动的。他心说:“人之向学,固当如是,唯至诚而后可得言教。我常恨所学之不传,惜乎不得其人,说不定此儿可教……”

        这才定神仔细打量这个年轻人,可是越瞧就越感疑惑——这小子不是普通人啊,行止坐卧之间,竟然隐含着一股在上位者的威势。就算是世家子弟,一等出身,倘若没有做过好几年高官显宦,这气度都陪养不起来啊。看此人年岁尚且不到三十,他究竟是谁了?

        于是便即站起身来,招呼年轻人休歇,要他打水来给两人清洗手脚。年轻人还纳闷呢:“距离昏时尚远。”董景道笑道:“既是裴君来此,岂可使耕作至昏。”

        这年轻人当然就是裴该了,他之所以帮忙董景道锄地,倒未必有多诚挚的向学之心,也不是为了故意感动老先生。纯粹他跑渭汭来一趟不容易,琢磨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活动活动手脚吧——一则疏散筋骨,二来这几年都要在关中种地,我也应该多熟悉熟悉农事为宜。

        当然最关键的,裴该躯壳中是来自于后世的灵魂,并非此世贵介公子,没有根深蒂固的“小人哉,樊须也”这类想法。

        可是他忙得一身臭汗,正觉爽快,忽听董景道称呼自己为“裴君”,不由得就惊了——我没报名啊,也没穿戴冠服来拜,老先生怎么就能认出我真实的身份?此老果然非同凡俗,看来我这趟确实来对了啦。

        赶紧柱锄拱手道:“该不恭,未曾先报姓名,先生勿罪。”

        董景道闻言,也不禁微微一惊。其实他刚才口出“裴君”之语,本是试探,因为考虑到如今天下高门,无过裴、祖,只有这两家的子弟才可能年轻而得居高位——琅琊王氏也有可能,但他们不是多在江东呢嘛。祖家人丁单薄,我没听说有这样一位年轻公子,裴家人可多,与裴该同辈的不少都得以出仕为五品以上——说不定是裴氏子弟,且让我来试他一试。

        结果对方当即报名,说“该”,董景道不禁吃惊。但他终究人老成精,面上毫不表露,只是笑笑,说:“裴公光降蔽舍,料非求学听讲,而有要事访我——且入草庐中一叙。”

        于是延请入庐,分宾主落座。裴该申以招揽之意,希望董景道可以到长安去入幕,还说:“便朝廷显职,亦可得也。”

        董景道摇头笑道:“我已垂垂老矣,安有入世之念啊?”不等裴该再劝,他就突然说:“前在商洛山中,两耳少闻外事;数月前迁至渭汭,乃知裴公镇护关中,于旧制多有更易——裴公可知,士人间如何评价?”

        裴该闻言不禁皱眉,随即毕恭毕敬地拱拱手:“还要请教。”

        董景道回答说:“士人皆谓,裴公此是效魏武之行。然魏武阉宦之后,士人多不肯从,无奈之下,被迫弃德而求才,则魏终不能兼并天下,是其因也。而裴公高门显贵,名重天下,百姓无不引颈相望,士人无不束装就谒,何以出此下策啊?天下丧乱之际,正当明尊卑、等秩序、广圣教、宣德化,若徒重小人搜掠之才、举鼎之力,还如何恢复山河,重造社稷哪?”

        裴该不禁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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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该使裴诜监百僚、督三军,同时也要随时注意民间的舆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觉得后者更为重要。

        实话说裴该种种新政的出台,老百姓暂时还是感受不到的——百姓关心的是衣食住(远行者少,所以没有行),但如今雍州自耕农数量不多,处处都建屯所,故而裴该也暂时没有改革税制,百姓们乃无体会。然而士人求仕,对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怨言,首先是当官都得考试,不象从前,靠门荫即可得职——虽说以关中大多数家族的水准,也就八九品起家,五六品到头了。

        其次不禁车服逾越,固然自己可以锦衣华服,招摇过市,可是眼瞧着竟连商贾那种下三滥也穿着与自己相同,甚至更华彩,士人心里怎么可能高兴得了呢?

        各种怨言汇聚到裴诜的案头,再归纳总结后呈递裴该。因此对于今日董景道所言,裴该早有心里准备,随口便问:“先生以为如何?”

        董景道微微而笑:“我意裴公今日来访老夫,正为此事。小人无识之论,固不必理会,亦不可封堵,如昔子产不毁乡校。然而,若人心有怨,必不能齐,裴公还如何镇定关中,进而恢复江山社稷啊?是故裴公今日前来,是欲老夫出仕,为公宣扬新法吧?”

        裴该连连颔首:“先生大才,然该之所望,不止于此。”

        他说我希望老先生您能够到长安去,日夕候教,同时你也可以给大众讲讲课——“该以为,民当知书,始可明理,先明理,然后强健,民强则自然国强。此前胡寇肆虐,太学绝爨,圣人之教不传,唯世家有所渊源,终究数量太少。中国之异于胡族也,即为有典章制度,有文字书籍,若绝则等同于胡,若识者少则必衰败。唯不论家世高低,皆有可读之书,有可从之师,日夕砥砺,始可使国富民强。”

        说白了,裴该想请老先生出山去搞教育,不仅仅世家子弟,也给寒门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从而扩大且牢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实话说裴该来自于后世的灵魂,对于儒家学说并不算太感冒,但必须承认,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儒家是最方便凝聚人心、推广教育、巩固统治的。固然治乱世当用刑法,但法家本就自儒家析出,算是儒门的极端势力,实在太过赤裸裸了,并不足以教化百姓——只能硬性愚民。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裴该看来,他这话算说对了一半儿。对的那部分,是儒法不可偏废;错的那部分,是外法内儒的“霸王道”,远没有外儒内法的“王霸道”来得更柔和,也更有欺骗性,最适合构建官方思想体系。

        裴该虽然有着比旁人多两千年的见识,但对于国家制度,他只能修修补补——全面推翻,搞新一套,未必真能适应时代土壤;对于思想领域,他更缺乏全面创新(也就是全面抄袭)的能力,只能暂时继承儒家教化了。

        所以才特意跑来请董景道出山,先让老先生把郑学的架构重新搭建起来,他才方便一点点儿往里面掺私货。

        然而董景道却摇摇头,说:“我老矣,既无宦意,复不能劳神以课授弟子。”不等裴该再劝,就站起身,从背后的书架上抽出一卷书来,放在案上,说:“此老夫昔日所作《礼通论》,非驳俗儒,以广郑旨。裴公若能使此书大行于世,必能于向学者有所裨益……”

        裴该双手接过,说:“我已在渭滨建工坊,以版刻之术复制经典,先生此书,自当刻印刊行,授各郡县,遍传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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