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舌战（四）

　　任国强喝了一大口茶，沉稳有力地说：“说得好啊！经营，对，我们不能以监管的思路来对待资本市场，那就太狭隘了。我们要经营资本市场，要让它为我所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用。我们要经营的对象不是市场，而是投资者，是人心，是价值观！资本市场的估值和走向，是由投资者的价值观所决定。如果我们经营得好，收获的可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能凝聚人心啊！”任国强的眼神变得坚毅，原本隐隐约约的改革路径变得愈发清晰和具体。
　　任震威摊了摊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亿投资者的价值观可不是那么容易引导的啊！”
　　“是啊，所以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振兴不可操之过急，必须缜密谋划，有序实施。”任国强说，“其实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问题，中央高层也不是没有看到，不少改革的具体措施也正在酝酿当中。不过你们所谈到的资本市场价值观的树立，确实很有意义，不止资本市场，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都应当围绕这个核心有序展开。好了，形而上的东西就谈到这里吧！有没有具体的建议和意见？豪韵，你上次提到的‘梦想草原’的构想很有意思啊！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想法？”任国强面带微笑注视着梅豪韵。
　　梅豪韵羞红了脸，微微低下了头。正是因为采纳了梅豪韵和任震威的建议，任国强力主放宽私募投资基金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中小型私募基金。不到一年时间，注册备案的私募投资类公司多达10万家。然而，十多年前搞所谓“一级半市场”的骗子们摇身一变成了股权类私募机构的主力，搞非法集资的骗子们也披上了投资类私募机构的外衣。相比之下，真正有志于搞好口碑，做好投资的中小型私募机构倒成了少数派。还没等他们做出口碑，做出规模，整个行业早就乌烟瘴气，声名狼藉了，甚至有些诈骗案件还搞出了群体*事件。任国强也因此受到了一些诘难，不过他倒很看得开，这种劣币驱良币现象的成因很复杂，多数是执行层面出了问题。每一次放松管制的措施，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正如邓公所言，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自然也会趁机进入，没有必要因噎废食。他特意表扬了“梦想草原”的构想，就是鼓励梅豪韵放下包袱，畅所欲言。
　　梅豪韵也不扭捏，朗声说道：“我觉得，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杠杆资金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老百姓投资意识比较淡薄，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弱，他们更愿意把钱存银行，从而
　　导致我国老百姓储蓄远大于投资。这种状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改变。那么就需要杠杆作为桥梁，作为一种风险交换的手段，把老百姓的钱间接引入到股市来。杠杆之所以助涨助跌，加剧波动，是因为资金的出借方把风险转嫁给资金融入方和资本市场，设置了强行平仓的条款。从而形成了越跌越要跌的负反馈机制。如果融资双方以融资期限作为唯一的还款条件，出借方不得在到期前以抵押物的价格下跌为由，提前要求偿还资金，就不存在助涨助跌，加剧风险的问题了。资金出借方有义务对抵押证券严格事前评估，控制抵押率，并且理应承担抵押物过度下跌的穿仓风险，决不能只顾着自己无节制地赚钱，却把这些风险转嫁给融资者和资本市场。”
　　“但是融资条款是双方协商确定的，这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不宜人为干预啊！”任震威插话道。
　　“虽说是市场行为，但是资金出借方和融入方的地位完全不对等，导致了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也是不对等的。如果出借方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也没什么。但是风险一旦转嫁到了资本市场，导致了助涨助跌，加剧波动的结果，那就是对市场整体的伤害了。监管者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一禁了之，表面上看风险化解了，但同时也扼杀了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机会，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也成为了一句空话。”梅豪韵据理力争。
　　“发现问题是容易的，解决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银行业的贪婪和不负责任所造成的伤害，岂止在资本市场啊！但银行也是企业，人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我们不能随意干预啊！过去政企不分，行政手段经营银行的失败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那样更糟糕。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银行业的改革短期内恐怕没有好的办法。”任国强叹了口气说，“豪韵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变通的想法，可以大胆地尝试。在不违反原则的范围内，我会大力支持的。”
　　梅豪韵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既然郑重地提出了问题，自然也是有的放矢的，有一些初步的构思已经酝酿了很久，是时候尝试一下了。
　　日理万机的任国强难得留下来与大鲁、任震威和梅豪韵一块儿共进晚餐。席间，谁都没再谈工作，海阔天空地闲扯，当然也免不了谈论了不少大院里的过往，那些被坊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奇闻轶事，在梅豪韵听来，也不过只是青葱岁月、家长里短而已。
　　大鲁喝了不少酒，非说梅豪韵是民粹分子。梅豪
　　韵当然拒不承认，在他的意识里，民粹分子就等同于键盘侠和市井小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抱负；没有原则立场，有奶便是娘；那些似是而非的民粹思想不过只是满腹的牢骚和抱怨罢了，无非为了发泄对生活的不满而已。梅豪韵可不是这样的，相反他非常鄙视和反感这类人。哪怕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明白无误地理解，改变生活的唯一途径是塑造自己，而不是埋怨社会。反倒是现在，生活富足优渥了，他却产生了强烈的改善社会的愿望，哪怕以他已经拥有的财富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并非因为他有多么高尚或无私，只是需求层次的变化而已，他的欲望升级了。反观同桌的三人，他们无疑都是精英分子，他们相信在一部分品格高尚、能力出众的精英的带领下，国家、民族定能不断发展强大，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当然有资格这样想，因为他们正是这样的人。对于这一点，梅豪韵同样深信不疑。潜意识里，他已经隐隐把任国强当成了救世主，发自肺腑地信赖并且愿意帮助任国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事实上，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多数华人，无论身处精英阶级或是普通老百姓，似乎都不排斥这种精英主义思维，当然，普通老百姓同样抱有着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加入到光荣的精英群体中的美好愿望。在梅豪韵看来，民粹主义似乎不可能在中国有多少影响力，反倒对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然而大鲁却对此极为警惕，他认为，民粹主义之所以容易被利用和煽动，那是因为人性的弱点，无关中国人或外国人。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民粹主义自然无法抬头，但是一旦发展放缓了甚至停滞了，很难保证不会因为民粹主义的泛滥而雪上加霜。
　　任震威似乎对这些意识*形态的话题并没有兴趣，也许在他看来，人就应该是理性的，不理性的人就不该有发言权。任国强无疑是对这些问题考虑最深入的人，可他似乎也没有探讨的意愿。有些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对抗的，与其争论和防范这些，不如集中精力办点实事，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至于历史的道闸，任国强自知无力掰动，那又何必徒劳呢？
　　此时，酒意上头的梅豪韵很想告诉他们：人并非生来就是精英，是通过后天的修养和磨砺而成为了精英。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同，你们也许并不清楚，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不过，梅豪韵最终忍住了，也许这些话是要说出来的，但不是对他们，今天之所以能和他们坐在一起喝酒吃饭，不正是因为他们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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