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4章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几乎跟刘志丹离开三嘉塬的同一时间，一个名叫李杰夫的共产党员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三嘉塬，与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人一起，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在西北地区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斗争的历程上，这是一件非常富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部队改编完成以后，隆重地举行了一个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仪式。场面是热烈的，也是宏大的，喜庆的。如果用现在的文字来描述当时的场景，还真的很困难，还是用曹焕荣先生的文章来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吧：

        2月12日（腊月26日），天空分外晴朗，太阳特别温暖，昨夜下的只有一鸡爪厚的积雪，好像一些农民心中残存的对这支队伍的疑团一样，很快溶化了。

        早饭后，在雄壮有力的军号声里，队伍集合来到锦章的一个打麦场上。为了参加这次改编大会，南梁支队的指导员杨耀云带着十几个养好伤的战士从小石崖急忙赶回部队。

        打麦场场畔高搭着彩棚，栽着两根长椽，上面横空悬挂着一红布长幅，贴着15块绿色斗方纸，大书“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两旁插着绣有镰刀斧头的鲜红彩旗。横幅下放一张黑色方桌，几条长凳，当作主席台。谢子长、刘志丹，还有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旬邑县委代表第五伯昌等出席了会议。他们的脖子上系着红色的“牺牲带”，右臂上佩戴红色的袖章。

        谢子长40上下，中等身材，穿一身黑色便服，头戴白色棉帽，两眼炯炯有神，阳光下，赤红的面庞透着一股精明、干练劲儿。刘志丹30岁左右，瘦高个儿，身着黑色便衣，戴一顶旧军帽，披一件灰布大衣，系条褐色武装带，腰间别一把手枪，昂首挺胸，魁梧英武，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又见将军的果敢胆识。李杰夫穿黑色长袍，系一条灰色围巾，戴棕色礼帽。

        近千名官兵按小队席地而坐，每个小队都擎着一杆大红旗；人人也都佩戴红色的“牺牲带”，手中拿着红、绿、蓝、黄等色的小旗子；骑兵的马头上也都披红结彩。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以自豪的心情欢度这革命的盛大节日。整个会场虎生生，热腾腾，红光耀眼，庄严肃穆，远远望去，迎风飘扬的红旗，就象翻滚的红色海洋。

        首先，李杰夫代表中央陕西省委宣读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定，并宣布了游击队的建制及主要负责人名单。总指挥谢子长，李杰夫兼任政治委员，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游击队辖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警卫队，共360余人。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张赫；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

        命令宣布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第五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分别授予队、大队、小队三级部队，并把一杆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予谢子长。

        接着，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中共旬邑县委代表第五伯昌、农民群众代表黄子祥以及士兵代表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荣子卿说，这支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它的建立，宣告了陕甘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队伍。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要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创建陕甘苏区，执行游击战争的方针，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财物和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设苏维埃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全中国······

        三嘉塬的群众代表任生堂还把一面爱民旗献给游击队，正宁、旬邑县交界处的湫头、三嘉、阳坡头、职田等地的农民吹着唢呐，抬着猪羊前来庆贺。军民一片欢腾，嘹亮的歌声如报春的惊雷，滚过冬云笼罩的长空，响彻陕甘高原······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党委书记谢子长，副书记刘志丹，委员李杰夫、杨重远、吴岱峰、马云泽、高岗、雷恩钧、程玉清、白锡林等。

        陕甘游击队一成立，受苦人民扬眉吐气，当地的穷汉子纷纷报名入伍，使得这支队伍进一步纯洁、壮大，根子深扎在人民心中。

        在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很快摸清了这一带敌人活动的情况。谢子长和刘志丹指挥着游击队，趁夜深人静，悄悄摸进了旬邑县的职田镇，捉住了国民党的区长和民团头头，抓到了土豪劣绅，烧毁了所有的田赋、账目和文约，没收了大号“谦义和”酒厂的几十石高粱。天一亮，到处都贴着写有“红军是人民子弟兵”，“闹革命是为了穷人过好日子”，“打土豪，分田地”等内容的红绿标语和布告。一堆堆围观的人群上空传单象彩蝶般纷纷扬扬地落下，人们争相拾着，看着、笑着，平日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东家”吓得丧魂落魄，早已跑得不见影儿了。

        这次打职田获得了不少粮食、财物等战利品，大振了红军的声威，显示了年轻的红军游击队英勇无畏的战斗风貌和强大的战斗力。

        接着，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穷苦人民分了地，有了粮，从饥饿线上挺身而起，拉红串线，地方的革命斗争也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湫头、三嘉、旬邑一带党的地下组织渐渐由暗转明，发展了不少党员，成立起了苏维埃政府、贫农团、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

        一杆红军旗，染红陕甘百十里。消息传到了西安，吓坏了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

        文章中的杨重远就是杨仲远。不过，也许是曹焕荣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因为年代久远，有一些事情弄混淆了。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时候，刘志丹已经离开了三嘉塬，去西安找省委汇报情况了，不可能出现在那个场合；队委会书记是李杰夫，而不是谢子长。他没有写出来的是，各队成立了党支部，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形成了党的核心力量和比较严密的组织。

        饶是如此，这篇文章还是使得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栩栩如生地出现我们的眼前。至今，我们只要一根据这篇文章来回想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情景，仍然会为此激动不已，乃至热血沸腾。因为经历了多次武装起义以及三年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以后，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终于拥有了一支三百六十多人的队伍，正式打出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这支队伍随即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优秀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不断地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以后，不仅极大地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开辟出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并且最终把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连接在一块，形成一个有足够回旋余地的宽广地带，为尔后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齐聚这里，把这里变成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家园，使整个共产党人的军队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以前，谢子长因为率部在攻打清涧县河口的战斗中受伤，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而辞世。刘志丹等到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的那一天，随后，在东征战役中牺牲，被毛泽东誉为两个为革命立下大功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徐海东）。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立即就进行动员民众，打土豪，分浮财，并且把土豪地主的账本和契约全部付之一炬的活动，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地主，激发了民众对红军的热情。

        消息传到了西安，吓坏了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这，预示着陕甘游击队即将面临严酷的考验。

        如果红军领导人能够继续向周边地带扩展革命的影响力，如果红军领导人在指挥上不犯错误，尤其是在路线上不犯错误，那么，在以三嘉塬为中心的广大地带，到处都是崇山峻岭，红军是可以找到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下，陕甘游击队只要能够运用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上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利用广阔的机动空间跟敌人周旋，不仅能够打击敌人，也能够解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然而，事实上，自从红军成立的那一天起，路线错误就犹如一团乌云，萦绕在红军的头上。

        带来这团乌云的人就是李杰夫。

        李杰夫是奉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来到三嘉塬，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且担任该部政治委员的。

        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是杜衡，一个典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李杰夫临走以前，杜衡就交代过他，王明已经做了指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积极进攻，把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杜衡要求李杰夫贯彻王明的指示，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以后，就立即带领这支部队开向渭北，然后向西安进军。

        为此，谢子长率领队伍开展打土豪活动，在李杰夫眼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觉得这种做法完全偏离了王明路线，应该予以纠正，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谢子长按照省委的指示，实际上也就是杜衡的指示，把队伍拉出去首先攻打山河镇。

        谢子长非常清楚，眼下，红军已经消灭了旬邑县织田镇民团武装，捣毁了敌区公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烧掉了区公所的账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组织了农民协会，令敌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敌人很快就要向红军扑过来，这个时候要想去攻击山河镇，岂不是飞蛾扑火，断然拒绝了李杰夫的提议。

        李杰夫拿不出理由说服谢子长接受他的意见，只有强忍下来。

        很快，谢子长就得悉敌人已经出动了一个营的正规部队，再加上邠县、旬邑、长武三县的民团武装，共约一千余人，向织田镇扑了过来。

        敌人比陕甘游击队多四倍有余，武器弹药远远强于红军，红军只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并且取得地形的帮助，才有可能战胜敌人。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谢子长把目光盯在织田镇以东约莫二十华里处一个名叫阳坡头的地方。那儿有一个起伏不大的山坡，下边又有一条大沟，是周围最有利于隐蔽自己歼灭敌人的地方了。

        选好了战场以后，谢子长立即率领人马撤到阳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敌人兵分几路，径直扑向织田镇，扑空之后，得知红军正向东转移，立刻紧跟着红军的足迹，向东边展开了猛追。为了彻底消灭红军，敌人的动作非常迅速，先头部队很快就进入了阳坡头的村边。

        谢子长洞悉敌情，决计先打垮敌人的先头部队，迫使后面的敌人溃退。

        于是，当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的时候，谢子长命令红军立即兜头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火力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之际，紧接着，就率领部队跃出阵地，迅猛地冲向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根本没做提防，一时难以招架，不得不向后面撤去。

        可是，紧跟在敌人先头部队后面的是敌人一个营的兵力。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不仅没有闻风而退，反而集结兵力，加快速度，扑向阳坡头上，朝红军展开了迅猛的反击。

        谢子长立刻命令队伍退回原有的阵地，依托有利地形，顽强地阻击敌人。

        陕甘游击队很勇猛。敌人依靠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朝红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很快就打成了胶着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打破平衡，让胜利的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要么需要增兵添将，要么需要及时洞察战场的玄机，派遣一支奇兵，猛攻敌人最关键的部位：侧翼、敌人的指挥所等等之类的目标。这是考验谢子长战场指挥能力与战场洞察能力的时候。谢子长仔细考虑了整个战场的情势以后，当机立断，命令阎红彦带领两个冲锋枪班，迅速迂回到敌人的侧翼，突如其来地向敌人展开猛攻。

        阎红彦接受命令以后，率领人马突然从侧翼出击敌人，一下子就从敌人的阵线上撕裂了一道口子，随即猛打猛冲，一往无前地向着敌人的指挥所攻去。

        敌人的阵线顿时动摇了。

        这时候，在敌人的队伍里，有一个连长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名叫李明轩。他趁机调转马头，高声喊叫道：“不得了，红军攻进来了，要想活下来，就赶快逃命吧。”（1）（参见《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43页）

        敌人的阵线已经动摇，此时李明轩一喊话，果然有一部分兵士争相逃离战场。

        谢子长趁此机会，立刻组织人马，展开全线反击。敌人顿时溃不成军，皆四处逃窜。谢子长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追击，一举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和一部分民团武装，总计毙敌一百六十余人，俘虏了四百多人，缴获四百多条枪支以及无数弹药，极大地改善了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阳坡头初战告捷，不仅提高了游击队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而且也让李杰夫找到了落实杜衡指示的借口。他不停地催逼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接连打几个胜仗，将敌人彻底赶走，收复渭北，造成首先在渭北取得胜利的局面，然后再向西安发展进攻，争取陕西全省飘扬起赤色的旗帜。

        对于这种只知道机械地执行省委的决定，却不懂得红军指挥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这一简单道理的人，谢子长纵使有再好的理由，也难以说服他放弃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指示。谢子长只有不再解释，统帅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南下清水塬、土桥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

        这时候，敌人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了警卫团和特务团，在富平、同官、耀县、旬邑、邠县民团的配合下，由东、南、西三面对红军游击队再度实施围剿；同时，陇东军阀陈珪璋部在正宁、宁县、合水民团的配合下，在北面堵截红军。

        谢子长得到消息，决定避敌锋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方向进军，找到机会，就歼灭一切可以歼灭的敌人，扩大红军队伍及其影响。

        于是，在队委会作出决定以后，他率领游击队避开敌人，于2月20日转移到了耀县的照金镇地区。这一天正是元宵节。游击队趁着过节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向该镇的民团武装发动了攻击，消灭了民团武装，缴获了三十余支枪。

        次日，谢子长在香山主持召开队委会，总结了前一阶段作战与发动民众的经验，分析了四周的敌情，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中部地区展开行动。

        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以后，五天之内，先后消灭了瑶曲镇民团以及驻扎在焦家坪的敌第十六师一个连的兵力，击溃一个营的敌军及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的两次进攻，歼敌两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

        随后，部队越过桥山山脉，进入了中部。在这里，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得到一个重要消息，便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准备联合一支农民武装，攻打山河镇。

        原来，国民党陕军第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在陇东龙洞一带混战过后，甘肃军阀陈珪璋部失败，其残部到处骚扰，任意摊粮派款，搜刮民财，残害百姓。陈珪璋残部一个叫刘明发的副官，给正宁群众派款数万元，并限期缴清。西坡、山河、永和、罗川、湫头等地群众为了自保，只有自发组织起来，实行抗粮抗款。与此同时，正宁县政府一个姓马的催款员在湫头双佛堂一带催粮要款，勒索群众，被群众赶跑。逃回县府，这家伙向山河城防司令刘利造谣说，南区（指寺村塬）百姓造反了。刘利火冒三丈，当即决定要血洗南区。寺村塬民众为了抵御官府的镇压，纷纷成立民团，并推选巩世信、张进选、杜兴邦为团总。紧接着，他们召集二百多名团丁在苟仁集会，商议对策，决定进行“交农”斗争，并派遣巩世信、范西奎二人与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向游击队报告寺村塬群众反抗斗争的情况，以便取得陕甘游击队的配合。

        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抓住机会，改变行动计划，配合农民武装围攻山河城。

        其计划要点是：3月20日，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与农民武装兵分两路从各自所在地域出发，向山河镇挺近，以造成两面夹击之势，在夜间同时向山河镇展开攻击，一举拿下山河镇。

        然而，陕甘游击队向导迷路，耽误了时间，部队抵达山河镇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

        守军利用城墙做掩护，而且拥有重武器，红军以及民团的武器装备显然不能发动攻坚战，谢子长决定先把部队隐蔽起来，等待夜晚降临的时候，再出其不意开展攻城作战。却李杰夫一见谢子长终于把部队拉到山河镇来了，强烈要求谢子长立刻展开攻城作战。

        考虑到政治委员李杰夫拥有最终决定权以及队伍在山河镇一带隐蔽与获取给养都不容易，谢子长只有硬着头皮命令红军以及农民武装一块展开了强攻。终因敌人把守严密，火力强大，游击队与农民武装攻城失利，部队伤亡太大，谢子长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到山河镇以南的寺村塬、湫头塬一带休整。

        在这里，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召开会议，重新讨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1、到寺村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2、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3、立即实行陕甘游击队的纲领；4、发动和组织群众再次攻打山河城；5、在寺村原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2）（引自《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  陈永恭、秦生著  中史出版社2007年版）

        由此，陕甘游击队正式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进程，从而使得红军的行动进入到建立根据地的新阶段，这就是西北红军建立起来的第一块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

        这块游击根据地面积很小，红军的回旋余地不大，虽说北边依托梢山，可以在敌人展开攻击的时候，退入山林打游击，却南接平原，没有发展空间。因而，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时间并不长，规模也不大，跟以后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相比，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毕竟，西北工农红军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尝试，为以后在照金、南梁建立根据地，甚至将根据地扩大到整个陕甘宁，走出了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伟大的，也是成功的。

        陕甘游击队领导人一旦决定要在寺村塬建立根据地，就迅速动员红军将士分头展开行动，围绕着寺村塬，展开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地主政权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在各村相继建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将民团武装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任命杜兴邦担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邢进有担任副总指挥。

        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下，寺村塬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等数十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新庄子参加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十五人组成，选举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3）（引自《在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45、46页）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指导配合下，进一步发动群众，带领赤卫军和广大民众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粮食和牲畜，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紧接着，在苟仁寺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几个大土豪，点燃了农民斗争的烈火，使得以寺村塬为中心的群众斗争迅速发动起来。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刚刚建立，李杰夫为了落实杜衡的指示，又催促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攻打山河镇，争取一县的首先胜利。

        虽说山河镇距离三嘉塬不远，过去游击队多次从这一带路过，都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可是，第一次攻打山河镇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谢子长的心头。红军的武器装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敌人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更重要的是，红军在寺村塬一带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初步建立起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早就震动了山河镇。第一次攻击山河镇，属于偷袭，就没有得手；现在，敌人加强了戒备，时刻准备向红军展开攻击，红军自动送上门去，岂能成功？却因为李杰夫的再三催逼，谢子长被迫准备率部第二次向山河镇开展攻击了。

        不过，谢子长还是吸收了前一次攻击山河镇失利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命令游击队收集器材，捆绑云梯，准备爬城之用，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攻击力，又把赤卫队拉过来，配合红军作战。这一下，攻城的总兵力达到了一千多人。

        饶是兵力对比上跟敌人相比具有优势，却己方是攻，对方是守，而且，己方又没有重型火炮助阵，谢子长还是非常谨慎，命令队伍悄悄地抵近山河镇，在枪支的有效射击范围以内，埋伏下来，警惕地注视着城墙上敌军的一举一动，一旦敌军发现了突击队偷袭的企图，就立即向敌人开枪射击，用猛烈的火力掩护突击队的行动；那支从各大队抽调出来的精干力量组成的突击队则抬了云梯，悄悄地朝城墙边缘推进，一冲到城墙边，就迅速架起云梯，爬上城墙。

        突击队一向城墙边缘扑过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用密集的子弹交叉成致密的火力网，朝突击队凶猛地倾泻了过来。埋伏着的游击队立即予以反击，试图用火力压制敌人，却敌人的火力太猛，游击队的反击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突击队员一倒就是一大片，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李杰夫非常着急，命令红军集中所有的火力，朝城墙上展开了猛烈的射击。

        敌人的子弹犹如瓢泼大雨一样地打到了红军的阵地上。随着战争时间的不断延长，红军的伤亡数字在不断地增加。

        李杰夫一心想要打出一个漂亮的胜仗，到了第二天早上，亲自指挥人马抬着云梯，再度在火力的掩护下，朝城墙边奔去。却迎接他们的依旧是敌人密集的子弹，红军无法突破那道子弹形成的幕帏。

        更为严重的是，这时候，敌人从西峰镇开过来了一个营的兵力，朝着山河镇扑了过来，而且距离红军的背后越来越近了。

        谢子长深刻地认识到，一旦敌人的援军赶了过来，朝自己的背后展开了攻击；山河镇之敌趁机从山河镇攻出来，对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红军就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他再也顾不得李杰夫的反对，仅仅留下一小部分人马向山河镇发动佯攻，集中大部分兵力，沿着从西峰镇开过来的敌人奔去，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等待敌人的援兵进入到阵地跟前之时，突如其来地向增援之敌发起了攻击。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迅速改变部署，由围攻城池，改变为围城打援，不做准备，人马一下子就倒下了一大片。等待敌人回过神来，准备展开反攻的时候，谢子长已经率领人马猛勇地冲进了敌人的阵形。

        红军在山河镇面前一再受挫，早就积蓄了满腔怒火，此时爆发出来，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势不可挡，一下子就歼灭了两百多个敌人，迫使剩余的敌人不得不撤出了战斗。随即，谢子长命令佯攻山河镇的部队立即撤出战斗，随着主力部队一道全部撤回了寺村塬。

        队伍刚刚回到寺村塬，谢子长就接到了旬邑县地下党组织送过来的情报，说是旬邑城里只有敌人警卫团下辖的两个连兵力和一部分民团武装，不仅警戒疏忽，防守不严，而且队伍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一旦红军向旬邑县城展开攻击，地下党组织可以在暗中协助，红军一定能够拿下旬邑县城。

        两次攻打山河镇都失败了，虽说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却部队仍然因为攻打山河镇失利而士气不高，这的确是一个振奋士气、扩大红军影响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红军围攻山河镇失利，刚刚撤回了部队，旬邑县的敌人一定不会提防红军仍然有能力奔袭旬邑县城。因而，谢子长权衡一番，决定采纳旬邑县地下党组织的建议，命令队伍准备好云梯和攻城的用具，便星夜从寺村塬启程，长途奔袭旬邑县城。

        游击队是4月20日从寺村塬出发的。次日拂晓，部队就抵达了旬邑县城的城郊。一支庞大的队伍突然出现在城郊，一下子就惊动了敌人。敌人在城墙上布设了火网，准备迎击红军的进攻。谢子长立即命令阎红彦率领第一大队猛攻东城，吴岱峰率领第二大队攻击西堡山寨。

        阎红彦、吴岱峰接到命令以后，立即从各自的队伍里抽调十多个神枪手，把冲锋枪交给他们，命令他们组成敢死队，朝城墙上的敌人扫去，掩护其他的红军战士抬着云梯，朝着城墙边扑去。

        很快，敌人的火力就被压制住了。主力红军抬着云梯，冲到了城墙下面，架上了云梯，就要朝城墙上攀登了。却神枪手第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完了，正在换弹匣之际，敌人从城墙上探出头来，举枪就要朝正在攀登的红军战士打去。恰好神枪手已经飞速换完了弹匣，密集的子弹又准确地扫向了城墙上的敌人。敌人再一次龟缩回去。趁此机会，有的红军战士爬上了城墙。却敌人虽说龟缩了，仍然关注着红军的动静，一见红军出现在城墙上，连忙扣动扳机，就朝红军打去。第一批快要爬上城墙的红军受伤以后，从云梯上跌落下去。第二批红军战士一边朝城墙上爬，一边扔上去几颗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的机会，终于登上了城墙，然后猛勇地朝着敌人的火力点攻去。很快，敌人的火力点被拔除了。

        城头一被攻克，登上城头的红军战士立刻打开城门。主力红军早就蓄势待发，城门一打开，就犹如离弦之箭一样向城里冲去。他们一冲进旬邑县城，就迅速按照谢子长事先的命令，兵分几路，朝着县政府、警察局、敌军指挥位置、民团团部冲去。

        很快，县长被揪出来了，警察局长被活捉了，民团团总以及敌军两个连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

        红军控制了整个县城以后，立即打开监狱，放出了关押在里面的无辜民众，枪毙了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和警察局长。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打下一座县城，不仅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将士的士气、激发了民众对陕甘游击队的热情，而且令西安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动。

        李杰夫眼见得攻打中心城市已经取得了首次胜利，就准备在这里开展建立根据地的一切活动了。然而，谢子长深知，西安一旦产生震动，敌人很快就会出动重兵，前来围剿红军，红军继续留在旬邑县城，一旦遭到了敌人的包围，即使能够突围出去，也会因为周围是平原地带，而无法利用地形的掩护来脱离敌人的跟踪追击，后果不是全军覆灭，就是过度消耗了红军的力量，因而坚决带领队伍撤离了旬邑县城。

        这样一来，谢子长和李杰夫因为路线之争，两人之间的矛盾就非常尖锐了。李杰夫连夜给省委其实也就是给杜衡写了一封长信，把谢子长如何不执行省委的指示，不主动攻打中心城市，总是围绕梢山打游击，攻下了中心城市也不建立根据地等等情况全部告诉了杜衡。

        杜衡看完李杰夫的信以后，觉得红军队伍犯下了严重的右倾路线错误，决计亲自出面，将谢子长拉下马。

        于是，杜衡以到部队巡视工作为名，来到了寺村塬，召集陕甘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开会总结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经验教训，并且事先就给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省委的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在于谢子长没有执行省委的指示。

        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杜衡进而指责谢子长率领红军在梢山一带打游击是“梢山主义”，攻下了旬邑县城以后又主动撤离是“逃跑主义”。这两顶大帽子往谢子长头上一扣，杜衡便趁机撤消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其离开部队，去甘肃平凉继续做兵运工作。紧接着，他便率领部队南下。（4）（参见《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45页）

        这时候，陕甘游击队走了谢子长，却回来了刘志丹。

        原来，刘志丹向省委汇报了三嘉塬事件以及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整体情况以后，就被省委派到渭北地区搞农动去了。既然杜衡决心要把谢子长从陕甘游击队驱赶出去，红军总得有一个掌舵人，才能远航千里。鉴于刘志丹的威望与能力跟谢子长不相上下，而且，说到底，西北地区第一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武装，是刘志丹拉起来的，省委便把刘志丹重新派回了陕甘游击队。

        其实，杜衡不仅对谢子长不满意，对刘志丹一样不满意。因为他对这两个人都非常熟悉，知道他们都不会完全执行他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为了防止陕甘游击队偏离预定的路线，杜衡在旬邑马家堡对队伍再度进行了整编，撤消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事实上，这就意味着中共游击队委员会随之而解体了。

        在杜衡的主导下，撤消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之后，整个队伍被整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各支队主要负责人是：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李杰夫兼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黄子文，参谋长杨仲远。

        第三支队接到的命令是：前往西兰公路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第五支队领受的任务是：开赴三原县新字区、武字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参见《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6、57页）

        本来，这时候红军曾经攻下了旬邑县城，造成了敌人的惊恐，敌人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对红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红军理应集结在一起，形成拳头，共同对付敌人才是，不料却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刘志丹、阎红彦等人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执行命令，把部队开往杜衡指定的位置，去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争取终于得到了正面回应，省委根据他们反映的情况，以及得到敌人已经在调集人马，准备对陕甘游击队实施包围清剿的情报，认识到在陕甘游击队的人事安排与活动范围方面都存在不妥当的地方，于5月初重新下达了命令：游击队迅速北撤；为了统一指挥部队作战，恢复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由刘志丹担任红军总指挥兼第三支队支队长、游击队党委书记，李杰夫担任政治委员，黄子文担任政治部主任；队委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正确的决定。

        接到省委的最新指示以后，第三、五支队迅速行动，于5月10日在旬邑清水塬完成了集结。随即，刘志丹主持召开了队委会，分析敌情，准备迎击敌人发动的围剿。

        为了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行动，最好的办法是在敌人的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前，首先选择一路比较好打的敌人，集中力量，一举将其全歼，以便造成全局的震动，迫使敌人不敢进一步围剿；或者，在敌人实施围剿之际，迅速转移红军的攻击方向，依次一股一股地歼灭敌人。

        战争的主要思路已经确定，剩下的就是具体选择首先打哪一路敌人了。侦查得知，在敌人出动的几个旅的围剿兵力之中，驻中部、富县、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战斗力较弱，距离榆林、西安都很远，一旦红军主动攻击这一路敌人，敌人难以增援；这一带又是山地，游击队经常活动其间，在民众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作战。（6）（引自《刘志丹传》  白黎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0、201页）

        据此，队伍会做出决定：首先攻打这一路敌人。

        命令很快就下达了。5月15日夜间，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了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一部分民团，缴枪两百余支。17日，接连歼灭了凤凰山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以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的民团共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一天之内接连取得了三场胜利。这样一来，红军面临的局势有了一些好转。

        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刘志丹命令队伍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镇压了土豪杨百万，打开粮仓，向民众发放粮食，并且进行扩红工作，使得红军一下子扩充到了一千五百余人。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迅速扩大，军需一时出现了困难。游击队军需主任刘约三为了保障部队生活所需，带领供给部人员，克服一切困难，设法从地主、土豪和当地民团那里搞粮食，咸盐，布匹和钱。一次，刘约三带了两名战士，天黑前赶到旦八镇，在半夜，利用绳索偷偷的爬上旦八寨子，摸进了民团头子曹俊章住的窑洞，用枪顶着曹俊章的脑门，强迫曹俊章的家丁牵来八头骡子，准备了八驮粮食、咸盐、布匹和几千块大洋。人们赞扬刘约三的机智和勇敢，至今在群众中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旦八寨子两头尖，东靠洛河西靠山，南北悬崖兽无路，易守难攻稳如盘。红军里头有好汉，半夜爬上刘约三，为筹军饷不怕死，吓的团总身打战”。

        20日，红军继续向敌人展开攻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

        27日，部队进驻富县吉子岘，打了土豪，正在组织民众开仓分粮的时候，一部分敌军身着便衣，混入民众之中，趁着敌军主力从南面上塬向红军发动攻击之机，从内部制造混乱，策应敌军主力的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志丹一面派遣兵力肃清内部的敌军，一面急令骑兵队向敌人展开冲击。强龙光率领骑兵一阵猛打猛冲，就把敌人压往下塬去了。随后，敌人增加兵力，在重机枪、迫击炮掩护下再度向红军发动冲锋。此时，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一个营也从西北面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刘志丹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舍弃辎重，抢渡洛河，向东突围。恰在这时，天色突变，暴雨倾盆，红军一踏上洛河左岸，河水就陡涨，洪峰咆哮而下，把敌人隔在对岸。红军得以安全地撤到洛川交道塬休整。

        这里是一个三岔口，往东可至黄龙山，往西直达南梁，也可直上陕北。根据刘志丹的建议，队委会决定率领游击队向南梁挺进，在那儿建立根据地。却杜衡没有同意，命令游击队孤军深入平原地区，东进韩城。

        30日，游击队进至洛川、富县、宜川三县交界的牛武镇，接到了群众报信，得知井岳秀部一个营的兵力刚刚进驻英旺镇，企图拦截红军东进。队委会研究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于是，次日，游击队兵分两路，奔袭宜川英旺镇之敌，歼灭了敌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三百余支，子弹两万余发。

        至此，敌第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部、宜君、洛川民团武装基本被歼，基本上实现了队委会制定的消灭这一路敌人、迫使敌人停止围剿的目标。不过，在结束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以前，红军在攻打临真镇的战斗中却失利了。

        这次战斗的大体情况是：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领第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第三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委员高岗率领第二大队的人马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的攻击。战斗一开始，阎红彦就率领第五支队的人马攻入了临真镇，高岗也领导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占领了东山的制高点。只要高岗率部能够坚守该制高点，阎红彦就能够攻克全镇。可是，敌人一样意识到东山的战术意义，东山丢失以后，立刻就组织力量展开了反扑。高岗一看敌人的力量太过强大，自己手下唯有十多个人，一时被敌人的猛烈攻势吓破了胆，率领人马临阵脱逃。敌人占领东山以后，立刻就朝镇里展开了反攻。阎红彦部腹背受敌，饶是英勇善战，在付出了伤亡七八十人的代价以后，还是无法抑制敌人的攻势，被迫撤出战斗。

        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党委会开会研究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7）（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二十八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85页）

        在粉碎了敌人的一路围剿大军以后，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刘志丹率领人马于6月上旬自富县向东转移，在宜川县集义镇消灭了一部分民团以后，派遣阎红彦率领部分红军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筹集粮款，配合主力，扩大政治影响；主力部队则进抵韩城的上官庄，准备在这里开辟游击根据地。

        然而，敌人的围剿行动打破了红军准备在韩城开辟根据地的梦想。6月下旬，敌人探知了游击队的动向以后，立即派遣第十七路军之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二五〇团，附山炮、骑兵各一个连，集结起来，向红军主力展开攻击。

        因为敌人的力量太过强大，红军伤亡较大，部队难以在上官庄立足。刘志丹只好率领残部从强敌的围攻当中，打开一条血路，不停地撤退，从韩城一直撤到了浦城、白水、宜君等县。这时候，游击队还是未能完全甩脱敌人的追击，只有继续西撤，一直撤到甘肃正宁县麻子掌，才终于把陕军扔在了陕西境内。

        部队经过屡次战斗和毫无休止的撤退，以及战斗减员，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中途逃亡等等因素，整个队伍锐减到只有二百余人了。

        红军的出路在哪里？红军应该向什么地方发展，才能彻底摆脱困境，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自从部队打了败仗，一路向西撤退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萦绕在红军主要指挥员的脑海里，甚至连普遍士兵的脑子里也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一旦红军发展势头强劲，一直打胜仗，即使内部存在再大的问题也会被掩盖掉；一旦打了败仗，各种各样的疑问就会纷纷出笼，不解决这些问题，红军别说想找到立足之地，就是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也很成问题。

        部队一抵达麻子掌，刘志丹便召集队委会成员开会商讨解决之道。

        矛盾就此公开化了。李杰夫、黄子文认为渭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主张部队南下三原新字区、武字区打游击；刘志丹与杨仲远、白锡林、吴岱峰、强龙光等人则反对南下，认为三原一带是平原地区，距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太近，游击队不易立足，因为桥山中段敌人的统治薄弱，地域开阔，回旋余地大，主张北上桥山中段打游击。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李杰夫、黄子文又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愿南下南下，愿北上北上。

        这样一来，队伍岂不是造成了分裂的局面吗？全部人马合在一块就无法应付敌人，一旦分开，岂不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吗？刘志丹等人坚决反对。可是，李杰夫、黄子文竟然自作主张，把他们率领的队伍拉出去另外驻扎在一个村子，使得持南下、北上不同意见的部队各住一村，分裂局面似乎势在难免。

        刘志丹一面继续做李杰夫、黄子文的工作，一面派人去跟与主力分开行动的阎红彦、杨琪联系，让他们立刻赶回陇东。

        阎红彦、杨琪一回到陇东，为了把两方捏合在一块，提议在宁县梁掌堡重新召开队委扩大会，讨论决定行动方针。在队委扩大会上，全体干部到齐，阎红彦立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坚决反对部队分开，部队就地打游击，建立根据地。

        这一新的方案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因为阎红彦在关键时刻赢得了众人的支持，刘志丹辞去总指挥一职，由众人推举阎红彦为总指挥，将游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由高山保担任，黄子文担任政委；刘志丹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吴岱峰任副大队长；强龙光担任骑兵队队长。

        游击队经过整编以后，根据梁掌堡会议的决定，阎红彦派遣第一大队北出合水、庆阳；刘志丹、吴岱峰率领第二大队南下旬邑、耀县；阎红彦自己则率领骑兵队和少先队在盘客塬一带居中策应。

        7月9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新编警备第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领两个连队举行起义，加入到了这支红军队伍，被编为第三大队。中共陕北特委和三原党组织也向游击队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再加上分头活动的红军队伍开展了一系列的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的活动，使得红军队伍逐渐恢复元气，扩大到七百余人。与此同时，通过发动群众，自从4月下旬游击队离开以后基本解体的以正宁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游击队一红火了，根据地一重建起来了，敌人就闻风而动，调集兵力，准备对游击队和根据地实施大规模围剿。

        这时候，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将李杰夫调回省委机关，派遣省委军委主席李艮前来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治委员，以便推行左倾主张。

        说起李艮，他的革命历程颇不简单。此人1908年生于陕西长安。1926年春在西安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领导了该区共产党人开展农动、建立农民武装的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长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领导了三桥农民暴动。1928年10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1930年冬越狱，翌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渭南县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1932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和贾拓夫等赴三原武字区指导工作。同年4月，李艮回到西安，代表中共陕西省委部署领导了西安学生反日驱戴的爱国斗争。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会议期间，李艮曾暂时主持中共陕西省委的日常工作。在来到陕甘游击队之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主席。

        李艮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委，就是因为杜衡觉得李杰夫心肠太软，没有魄力，无法贯彻省委的指示精神。他不能辜负杜衡的器重和期待，决定使出霹雷手段，将杜衡的指示精神贯彻到底。因而，一来到部队，他根本不去了解部队的现状、部队周围的敌情社情以及一切与军事斗争准备相关的问题，无视敌人正在积极准备朝正宁根据地展开进攻，要求游击队全面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限令游击队在二十天之内，必须给民众分完土地。

        8月初，游击队打下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正宁县五顷塬。这里周围的集镇都有敌军驻守，距离正宁县城山河镇也只有三十多里地。游击队虽说暂时攻占了五顷塬，却很快就会引来敌人的反扑。可是，李艮不顾这个现实，反而觉得游击队一旦在五顷塬成功地分配完土地，并进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能够产生很好的连锁效应，因而，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抛开七十二村的工作不管，跑到五顷塬去作土地分配的试点。（8）（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4页）

        鉴于敌人已经逼近，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人告诫李艮：分配土地，建设政权，都必须紧紧围绕战争展开，一旦军队打了败仗，一切都无从谈起。因而，强烈要求李艮根据以往游击战争的战争经验，切实做好反围剿的准备，不要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却李艮拒绝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继续我行我素。为了党的事业，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人开始抵制李艮的行动。

        这样一来，李艮恼羞成怒，竟然于8月8日，将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以及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集中起来整训，强行贯彻他的新路线。整训一连持续了好几天，使得游击队的正常工作陷入停滞。

        利用这一机会，敌人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根据地中心寺村塬与湫头塬之间的许多地方。

        8月12日，敌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了，李艮才不得不停止了整训，命令游击队仓促转入反围剿的斗争。

        最好的反围剿斗争时机已经失去了，游击队已经陷入到极大的被动之中。此时，任何不正确的决定，都会致使游击队蒙受极其惨重的损失。在如此严酷的敌情面前，李艮不仅不依赖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这些具有游击战争经验的指挥员来带领游击队走出困境，竟然照搬省委的指示，机械地要求部队立即停止游击战争，强令部队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命令游击队在险要地形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修筑防御工事，跟敌人血战到底。

        李艮的做法再一次引起了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人的质疑。他们据理力争，试图让李艮回到正确的游击战争轨道上来。却李艮一面给他们扣上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的大帽子，不准他们继续在耳边唱反调，一面固执地命令游击队对敌坚固的据点王朗坡土围子实施攻坚战。

        游击队强攻了一整天，不仅弹药消耗殆尽，而且伤亡严重。如果此时此刻李艮能转而听从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或许，游击队仍然有可能把伤亡减到最低。然而，李艮一意孤行，命令游击队第二天继续围攻王朗坡。不过，游击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进攻，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游击队发动了攻击。游击队与敌军激战一天，蒙受了更大的损失，不得不于当晚撤出战斗，转移到了三嘉塬。

        这时候，李艮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把游击队没能打开敌人堡垒的原因推到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人身上，指责他们革命不坚决，没有执行省委的路线和决定。紧接着，他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的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  9）（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5页），命令游击队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

        结果，当敌人向三嘉塬发动猛攻的时候，游击队与敌人苦战一天，深陷敌人的包围圈，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不得不突围至牵马塬。

        游击队接连蒙受巨大损失，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人批评与抵制李艮错误做法的声浪越来越大。李艮横下一条心，成立了秘密队委会，认定“阎红彦是反革命”，“吴岱峰是地主和旧军官出身，有反革命嫌疑”，“杨仲远有反革命阴谋”，对他们实行残酷的打击迫害，开除了吴岱峰，勒令刘志丹做饭三天。（10）（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6页）

        8月21日，敌人的骑兵追至牵马塬。在大雾弥漫的情况下，游击队虽说在阎红彦、刘志丹等人的率领下，跟敌人展开了惨烈的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冲散。几天以后，等待游击队重新在马栏附近集合的时候，仅余七八十人。

        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之后，根据地失去了强力的支柱，寺村塬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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