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面相合适就好了

影响我们看待他人的奇特因素并非只有身高一项。

        过去，我们的毛发可比现在要多。当我们还是猿人时，我们的脸上和身上都覆盖着浓密的毛发。然而，经过上万年的演化，我们的大部分毛发都已经退化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那是因为我们逐渐离开了阴暗的森林，而冒险到温热的大草原上居住，所以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毛发保暖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身体和脸部毛发的退化是为了降低滋生传播疾病的虱子和寄生虫的概率。可是，有些人选择了逆转进化，开始展现各种类型的脸部毛发——蓄须。然而，这么做已经不知不觉改变了周围人对他们的感知和看法。

        1973年，心理学家罗伯特·佩莱格里尼研究了脸部毛发对性格感知的影响。他设法找到了8个乐意为科学之名把满脸胡子刮个一干二净的年轻人。佩莱格里尼在理发师对他们的胡子下手之前给每个人拍了一张照片。接下来，在他们脸上只剩下山羊胡子和八字须的时候又拍了一张，在只剩下八字须的时候再拍一张，最后在胡子完全刮干净之后又拍了一张。佩莱格里尼请随机选出的几组人评估不同照片中的人个性如何。结果发现胡须越多，人们越有可能用阳刚、成熟、优越、自信和勇敢等形容词来描述照片中人的个性。佩莱格里尼表示：“在每个刮净胡子的男人体内，或许都有胡子尖叫着想要冒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前研究的结果就为这种需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佩莱格里尼的研究可以说颇具深度，然而却忘了问一个很重要的品质：诚实。如果他问了，可能就不会得出那么积极正面的结论了。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西方民众认为不留胡子的男士要比满脸胡须的男人更为诚实可靠。很显然，胡子会让人跟动机不纯、刻意遮掩和糟糕的卫生习惯联系在一起。虽然留不留胡子跟诚实与否完全没有关系，但关于胡子的刻板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高居前100名的人中没有一个留胡子的，从1910年开始，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中也没有一个留胡子的，或许这正是原因所在。

        心理学家已就脸部特征对个性和能力感知的影响做过诸多研究，有关胡子的研究只是其中一个很细小的部分。

        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托多洛夫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脸部特征在人们的政治生涯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托多洛夫让学生们观看几组黑白的头部特写照片，照片上的人分别是2000年、2002年和2004年美国参议员选举中的胜出者和落选者。托多洛夫请学生们针对每组照片指出其中的哪一个人更能胜任参议员。虽然学生们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这些照片，但他们的选择跟实际选举结果的吻合程度竟然高达70%。不仅如此，依据学生观点的差异程度也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到选举结果。如果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某组照片的某个人看起来最有能力，那么这个人显然就是在选举中胜出的那一位。如果学生们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就不太可能准确地反映出实际的选举结果了。

        如果人们对于脸部特征的刻板印象能够影响投票箱内的选票的话，那么还有没有脸部特征显得至关重要的其他场景呢？比如说，这种对人脸特征刻板印象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在法庭上如何给被告定罪呢？

        那么请问陪审团，这看起来像是冷血杀手的脸吗？

        在第二章里，我描述了如何在罗宾·代伊爵士的帮助下做了我的第一个大众传媒心理学实验，当时的目的就是探讨撒谎的心理。三年后，我又回到同一间演播厅做了第二个实验。这一次的实验规模更大，而且也比第一个实验复杂多了。这一次，我们想要看一看正义是否的确是盲目的。（译者注：原文为justice  is  blind，本义为“正义不看人面”，作者在这里刻意将blind曲解为“盲目的”。）这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我偶然看到的盖瑞·拉尔森漫画《远征》。漫画的场景是法庭，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在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律师指着被告说：“那么请问陪审团……这看起来像是冷血杀手的脸吗？”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不过这个人的脸并没有出现，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典型的漫画式笑脸：两个黑点代表的是眼睛，一个凸向下方的半圆代表的是微笑时的嘴形。就像所有优秀的喜剧一样，拉尔森的漫画让我发出了源自内心的笑声，但随后也让我陷入了沉思。

        陪审团要做的决定都是很严肃的，所以他们必须尽最大可能保持理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想如果通过实验的方式来测验一下这种所谓的理性肯定非常有趣。于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王牌科技类节目《明日世界》的直播中，我们请观众来扮演陪审团成员。我们会播放一段模拟审判的视频，然后请观众确定视频中的被告是否有罪。观众可以通过拨打两个不同的电话号码进行投票。

        不过，电视观众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把全国分成了两个大组。我们发现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是通过13个不同的发射器覆盖全国的。通常来说，这些发射器传输的都是相同的信号，所以全国电视观众看到的节目也都是一样的。然而，为了配合这次实验，英国广播公司专程为我们开了绿灯，让这些发射器传输两种不同的信号，从而将英国的电视观众一分为二，两组观众看到的也就是两种不同的节目。

        被告被指控破门而入偷走了一台电脑，所有电视观众看到的犯罪证据都是一样的。然而，两组观众看到的被告是不同的。其中一个被告的脸部特征与人们通常想象的罪犯非常吻合——塌塌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另外一个被告的脸部特征则给人以清白无辜的印象——婴儿脸和清澈的蓝眼睛。为了确保实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两名被告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样的，坐在被告席上完全相同的位置，而且都面无表情。

        我们仔细拟定了法官的陈词，说明了被告为何被指控犯有入室盗窃罪，然而，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和出庭的证人都不能确凿地证明被告是否有罪。比如说，被告的妻子说他在案发时正在一家酒吧里喝酒，但另一名证人说看到他在案发前30分钟左右就离开了酒吧。案发现场的脚印跟被告的鞋子非常吻合，但很多人都有那个牌子的鞋子。

        节目播出后，我们焦急地等在电话机前，不知道到底能接到多少电话。很显然这个实验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做撒谎实验时，我们接到了大约3万个电话，但这一次，打进电话的观众人数至少是上次的两倍。在判断被告是否有罪时，公正、理性的观众只会关注证据。然而，实验结果证明，很多观众的判断都受到了被告脸部特征的影响。大约40%的人认为塌鼻子、深眼窝的被告有罪；只有29%的观众认为蓝眼睛、娃娃脸的被告有罪。很多人忽视了犯罪证据的复杂性，单凭被告的脸部特征就草草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电视演播厅里的模拟法庭相对而言具有非常明显的人为痕迹，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效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亚利桑那州梅西赫斯特学院的心理学家约翰·斯图尔特曾花费数个小时在法庭上评估真实被告的吸引力。他发现，对于外貌英俊的男人，法院的量刑要远远轻于那些犯有同样罪行，但长相不太有吸引力的人。

        在《影响力》一书中，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将这项研究与一个极不寻常的实验联系在了一起，实验的目的在于探讨在监狱里对病人施行整形手术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矫正脸部出现的损伤，纽约市监狱的一群犯人被施行了整形手术。研究人员发现，与没有接受整形手术的犯人相比，整过形的人再次犯罪入狱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罪犯所接受的改造看起来并不能防止他们再次作案，比如教育和培训。但外貌却好像能够解决这一切。实验结果引起了一些社会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他们表示，社会上的刻板印象是导致一些人屡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所在，而改变其外貌特征是一种阻止他们再次作案的有效方式。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不过，西奥迪尼却利用詹姆士·斯图尔特获取的数据对实验结果做出了另外一种诠释。整形手术对于罪犯是否会再次作案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外貌得到改善后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被投入监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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