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魏晋名士的养生文化
在谈药、酒与名士风度的那一章里提到魏晋的养生文化,但没有多讲,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提出来单独谈一谈。
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有系统的养生理论首见于魏晋时期。有关养生的问题,虽然先秦已有零星论述,两汉也续有发挥,但真正成为关注的热点、形成讨论高潮是在魏晋。魏晋时士族兴起,养生文化在知识阶层开始流行,并借由知识阶层逐渐走向民间。所以魏晋时期在中国养生文化发展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养生意识缘自对自我生命的珍惜,所以早期的养生文化只是局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如皇帝(故早期养生术著作都假托黄帝与素女、神仙的问答),因为社会财富贫乏、贵贱悬殊,只有顶端的人才有珍惜生命的需要与讲究养生的可能。到了魏晋时期就不同了,门阀士族在社会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有了充足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皇权的全面依赖,士族中的精英分子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之可贵了。前面讲过一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濛别传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王濛临死的叹息和刘惔的悲痛,最能说明魏晋士族精英分子对生命的留恋和对自我的珍惜。而且,这种对一己生命的留恋与珍惜,在魏晋名士中并不只有一两例,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正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表达的: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种强烈的情感是摆脱了把自己定位于皇权的奴隶和工具—所谓“莫非王臣”—的心态,意识到我就是自己的主人的人才会有的。所以魏晋时代养生文化的发达是以士族社会为背景的,没有士族阶级的产生,就没有个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个体意识的充分觉醒,就没有养生文化的逐渐普及。
魏晋人珍惜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社会的大动乱,而且还继续生活在这个动乱的余波中。这场大动乱就是汉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由农民大起义所引发的军阀大混战,和随之而来的饥饿、瘟疫、死亡。在这场大动乱里,中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了80%—90%。据金兆丰《中国通史·食货》统计,汉恒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户,人口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万户,人口剩下560万,几乎减少了90%。曹操的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诗也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这基本上是写实,并不夸张。这场大动乱极大地消耗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和民族的精气,所以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不仅政权更迭频繁,人的寿命似乎都普遍缩短,如果我们统计一下魏晋名人的寿命,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享高寿者甚少,而短命的甚多。比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除了曹操活到六十五岁,孔融活到五十五岁,其余曹丕(187—226年)、曹植(192—232年)、王粲(177—217年)、刘桢(?—217年)、徐幹(171—218年)、阮瑀(约165—212年)、陈琳(?—217年)、应玚等人都只活到四十来岁。魏时的荀粲(约209—约237年)、王弼(226-249年)只活了二十几岁,嵇康只活了三十九岁,其余如何晏(?—249年)、夏侯玄(209—254年)、钟会(225—264年)也不过四十来岁。西晋的“二陆”:陆机(261—303年)、陆云(262—303年);“两潘”:潘岳(247—300年),潘尼(约250—约311年);“一左”即左思(约250—约305年),也都只活了四五十岁。这些人或死于疾疫,或死于政争,善终的很少。魏晋士族虽然生活都相当优裕,却无法避免早死,因此如何延长宝贵的生命,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渴望与理想。这种心态造就了养生文化的肥沃土壤。
在魏晋养生文化中,嵇康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古代第一篇系统讨论养生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文章。嵇康写了《养生论》以后,他的好友向秀写了一篇反驳他观点的文章《难养生论》,于是嵇康又写了一篇《答难养生论》,更详细地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合在一起看,才能更系统地看出嵇康关于养生的理论。这两篇文章在古文中算是很长的,这里只扼要地介绍嵇康的主要观点。
首先,谈养生得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生到底可不可以养,或者说生命的长短究竟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变数。儒家有一个观点,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常常被一些人做庸俗的解释,结果就变成阎王掌握人的生死簿,生死簿上记载着人的寿命,都是早就定好的,多活一刻少活一刻都不可能。如果按照这个观点就不必谈养生了,养与不养都一样。道教则与此相反,不仅认为寿命可以延长,而且只要修炼得法,人还可以长生,变成不死的神仙。嵇康的《养生论》首先就反驳这两个极端,说它们“两失其情”,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
就是说,神仙有,但学不成,而普通人的生命不是定数,通过修炼可以延长,达到几百岁、千把数都是有可能的。立了这个观点做前提,嵇康接下去就谈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如何“导养得理,以尽性命”。嵇康提出了许多至今也没有过时的重要观点,简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一,形神相须。嵇康把人的生命分为形(物质的)、神(精神的)两个部分,认为这两个部分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
二,神为形之君。形神虽然互相依存,但有主次之分,神是主,是君;形是次,是臣:“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所以在养生中,养神重于养形,养心重于养身,养生要“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三,养神养形,都要慎微。无论服药饵(嵇康认同“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节饮食、慎寒暑、寡嗜欲,都不能忽视点点滴滴的努力,即所谓“一溉之功”(用给植物浇水做比方,每一次灌溉都是有功效的),避免“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
四,兼养为功。养生要注意到各个方面,哪个方面都不能忽视,都必须兼顾到。而一般人很难面面俱到,所以嵇康说: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精散,此五难也。
除了这五难之外,还有各种来自其他方面危害生命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嵇康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庄子·达生》讲到有个叫单豹的,养生养得很好,七十岁了还像个年轻人,结果却被老虎吃掉了。又有个叫张毅的,外功练得很好,能够飞檐走壁,结果却得了内脏发炎的病死掉了。就我们今天的情形讲更复杂了,大至战争、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小至人为事故、流行病、车祸,都可以夺人性命。如果养生不能兼顾这种种方面,还是达不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嵇康之后,养生问题进一步上升到哲理高度,变成玄学清谈中一个重要的辩论题目。《世说新语·文学》第二十一则: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可见,养生问题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已经变成经常性的话题。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它进行理论探讨,自然也有不少人付诸生活的实践。如东晋的葛洪(284—约364年)也有一篇《养生论》,大意与嵇康差不多,但远不如嵇康深刻,不过有些地方讲得较细。下面择要介绍几点:一,养生要除六害。六害是:一名利、二声色、三货财、四滋味、五佞妄、六沮嫉。这跟嵇康说的差不多,但增加了“货财”,认为蓄货贪财也是对生命有害的。另外“佞妄”“沮嫉”特别概括了几种负面心理,比嵇康说得具体。
二,养生要保全真气。不消耗精气神,做到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
三,养生要注意饮食起居。不要久坐,不要久行,不要久视,不要久听。不饿的时候不要勉强进食,不渴的时候不要勉强饮水。身体要常常活动,但不要过分,吃东西要少一点,但不要到饥饿的程度。冬天的早上不要空腹,夏天的晚上不要饱食。早上不起太早,晚上也不睡太晚。
四,养生要保持好的心态,做到气定神闲,宽泰自居,恬淡自守。不行欺诈,不跟人争斗。要行善,不要作恶。
另外,他所著《抱朴子》一书中,对于养生问题还有一些讨论,大体上跟《养生论》中意思差不多,只是对更多的养生禁忌进行强调。下面一段摘自《极言》,文字比较浅显,就不解释了: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
显然,在养生方法上葛洪主张把握中庸之道。他在这段话的前面引《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不伤生就是养生。把握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不伤生。这个道理对我们现代人的保健养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人为了追求强身而大量运动、强力锻炼、挑战极限,或过分追求营养、不必要地进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葛洪之后,著名的养生家还有齐梁时代的陶弘景(456—536年)。陶弘景和梁武帝萧衍颇有交情,他虽然三十六岁之后就隐居句容的茅山不做官,但梁武帝每遇军国大事常常咨询他的意见,所以时人给了他一个“山中宰相”的外号。陶弘景读书甚广,尤其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等著作,尤以《本草经集注》最为著名,对隋唐以后药物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陶弘景幼读《抱朴子》,对葛洪很佩服。葛洪提倡服药、炼丹,陶弘景也长期从事药饵、炼丹的研究。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炼化杂术》《集金丹黄白方》等炼丹服饵著作。
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最重要的有导引(如五禽戏、八段锦等)、行气(如各种气功)、炼丹服食(如五石散之类)、房中(如男女双修之类)四派。这四派的研究在魏晋时期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讲。我只想特别指出,炼丹一派本是为了养生、延寿,却意外地变成了后世化学的鼻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有充分的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界的共识。
比陶弘景略晚的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在《颜氏家训》中专门有一章谈养生。琅邪颜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之一,在家训中谈养生,正可证明养生文化在当时士族中的流行。颜之推对养生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代表性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其实跟嵇康差不多,认为神仙或许有,但不鼓励子弟去修炼,他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但爱护身体,讲究养生,则是可行的:“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贡献,在于他特别注意到养生与环境的关系。古时求仙的人往往想与世隔绝,躲到深山里去修炼,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人不可能离开生长的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养生必须在环境中养,必须在社会中养,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养,人总会受到环境或者社会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养生的问题就不能不联系环境和社会一起来考虑。
环境对人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整个地球环境恶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如果不能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让它继续恶化,人类再怎么讲究养生也是徒然。关于这个问题,在颜之推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社会跟养生的关系,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颜之推在《养生》中告诫子孙:“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要先考虑避开祸患,保全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养生,生命保不住,谈养生就是白谈。这里提出“虑祸”的问题,就跟环境和社会有关,而侧重于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充满动乱的时代,一个人的生命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考虑养生问题,就要格外注意避开社会尤其是政治对人的伤害。颜之推特别提到嵇康和石崇的例子,他们两个都很注意养生,讲究服食,但两人都在中年即死于政治斗争:嵇康被司马氏所杀,死时才三十九岁;石崇死于八王之乱,死时也不过五十一岁。这两个人都注意养生,却都没有注意“虑祸”,尤其是政治斗争之祸,结果养生就白养了。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坚持儒家思想中追求生命意义的积极一面。人和动植物都有生命,但人有灵魂,人需要意义和价值才活得下去,动植物则不需要。所以人的养生就不可能跟动植物一样,一只乌龟能活几百年,一棵树能活几千年,这样无知无识无灵魂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并不是人所追求的。人的养生在根本上是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让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更长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养生是要养有意义有价值之生,不是养无意义无价值之生,养生是要在追求品质的前提下去追求长度,如果两者不能得兼,则宁可取品质而不是取长度,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不讲究生命的品质而只是活着,这叫苟活,如果养生只是注意长度而不注意品质,这叫苟养。生不可不养,但也不可以苟养。
颜之推讲:“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苟惜”就是没有原则的爱惜。爱惜要有原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生命都可惜。怎样失去生命是可惜的呢?颜之推说:“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这里讲了四种情况,第一,“涉险畏之途”,就是没有必要而走危险的道路,这样死掉是可惜的。举个例子,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抢一秒两秒,冒险穿过马路,结果被车轧死,这是不值得的。有人故意开快车,所谓“飙车”,与同伙争胜,抖威风,结果撞死,这也是不值得的。长江涨大水,还有人故意去游泳,表示自己很勇敢,结果淹死,这也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中死于这种没必要的冒险之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第二,“干祸难之事”,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尤其是犯法的事,这样死掉也是可惜的。例如拉帮结派干坏事,争风吃醋,聚众斗殴,贩卖毒品,因而被打死或判罪而死,这样的死显然是不值得的。第三,“贪欲以伤生”,因为贪财或纵欲而伤害身体,这样也是可惜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尤其普遍,贪污腐化、卖官行贿、包养情妇、纵欲伤身,几乎每天报纸上都可以读到这样的故事,如果因此而伤害身体甚至丢掉性命,自然也是不值得的。第四,“谗慝而致死”,被人陷害,被人说坏话,或自己说别人的坏话,陷害别人,因而致死。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过程中,显然也是不值得的。
什么样的死是值得而无须惋惜的呢?颜之推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行诚孝而见贼”,因为做忠臣孝子(这里“诚孝”就是“忠孝”,“忠”改为“诚”是为了避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的讳)该做的事,而受到坏人的陷害;“履仁义而得罪”,坚持走仁义的道路而得罪了当权者;“丧身以全家”,牺牲自己保全家族;“泯躯而济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国家。因以上四种情况而死,这是值得的,“君子不咎也”,“不咎”就是不批评,不责备,认为应该,认为值得,无须惋惜。
惜生不能苟惜,养生不是苟养,这是讲到养生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从来不把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孔子认为仁、信都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也认为仁义道德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后世文天祥临死前在《绝命辞》中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活得好就多活几年,自然是好事,值得追求。但是,如果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丧失了人所崇尚的道德价值,只是偷生苟活,那么多活几年只是增加了羞耻,有何意义呢?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所以文天祥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可惜很多人就是想不透这个道理,“自古艰难唯一死”,多少人在死亡面前不能坚持节操,临难求生,不惜做变节叛国之徒,最后还是不免一死。颜之推感叹说:“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之推的上述观点对我们今天谈养生仍然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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