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戴笠对母亲很孝敬，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
戴笠，又名春风，字雨农，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是农村妇女，能认识不少的字，也能记忆和背诵一些封建教条，如《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朱柏庐家训》之类的蒙馆学童必读的课本。戴笠对他母亲很孝敬，也很怕他母亲出来说话。每当其发牛脾气不可理喻时，只要他母亲一出面，轻言数语，他便会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戴笠死后，大家瞒着她说是出国了。由于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两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对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等人发起为戴母庆贺80大寿。她活到近90高龄才死去。
戴笠有一个同胞弟弟名云霖，年龄比他只小3岁，形象与他很相似，脾气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权势，保送到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过训。他取得高教班受训的资格后，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师长的马志超为之管教（马志超是军统的大特务。笔者注）。马便称之为“二老板”，安置其为军需，不久提升到军需处长，大概是云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34年秋，当马志超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而离开西北时，戴云霖也离职了。
戴笠早年有结发的妻子毛秀丛，于抗战初期因患子宫癌死去。毛氏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家庭妇女，对其夫千依百顺、畏惧异常。毛氏有一个胞弟名毛宗亮，为戴笠做过管家，在特务训练班作过事务员一类的小差事，对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叹地说：“毛家的风水被毛人凤、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霉而死，我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戴笠有一个独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过高中教育，也在厦门大学混过一年。戴笠曾与十人团拜把兄弟中的王天木拉姻亲关系，将王的女儿要来做儿媳订过婚。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个女子结了婚。戴笠从此对儿子不满，对儿媳也很冷淡，安置在乡下随祖母生活。戴藏宜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自称校长，因为十分怕他的父亲，一直乡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县硖口镇从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实的中等地主，拥有良田庄园和林场，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这一代，家产无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亲张罗，做点针线活补助家用，苦苦撑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是一名团丁队的打手。每当团防出动清乡镇压农民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不辞劳累地去起到猎犬一般的作用；特别是遇到山岭崎岖、地势险要的艰难情况时，他便选择在风雨交加或者大雪纷飞的深夜，攀藤附葛，亲自探龙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后，在乡间地主武装民团中混的时间不长，以后便投到新江军阀周凤岐部队中当兵，大约只有两年多，又脱离部队，只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后戴笠每一谈及他的打流生活，连笑带骂，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发迹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听来，便是他无赖的丑史。他的丑史只能由他自己谈出来，绝不许他的部属说长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会灾难临头。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时候，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和陈果夫等人
戴笠1920年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有落脚栖身之所，只好寄居在表弟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夫妻俩睡在床铺上，他就打地铺，弄得表弟夫妇的生活很不安。张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小职员，当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亲，短时间内尚无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则不免冷言讽语的。后来戴笠发迹了，念着表弟待他的一点好处，引为亲信，一直将张安置在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也为戴笠管私财。张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衔的经理组长。可是戴笠对表弟的妻子一直视同仇人一般，有时指桑骂槐，大骂黄脸婆。张妻不失为有骨气的女性，并不因为戴笠有权有势而假以颜色，多年来都是怒而不言地对立着。有一次戴笠到香港与杜月笙有所密谋，张冠夫在港管外汇，因事须向戴笠汇报，欲带着妻子一道登门问候，借以消除多年来的积怨。可是张妻怎么也不听其夫的劝说，一硬到底，坚持不去，戴笠也无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几天是经常的事。后来混不下去又来到杭州，在一个夏天里，他只穿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他没有别的衣服，每穿一两天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就去灵隐寺旁边的湖里假装洗澡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涤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探亲访友。他甚至自夸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干净净，比之穿绸着纱还要好。
有一次他在灵隐寺旁边洗澡洗衣时，认识了胡宗南。当时胡宗南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杭州某小学当小学教员。有一天，胡领着一队小学生去灵隐寺湖边游览。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用小石子压着，他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后来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两人畅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21年，蒋介石同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又从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开始时，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不过是差使跑跑脚、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关心的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来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
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但戴笠对陈果夫的使唤却很不满意，非常讨厌他那股老爷气，经常在背后骂陈果夫是个肺病鬼。有时陈果夫叫他小瘪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瘪三。
没有多久，蒋介石一行人回到广州，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创建黄埔军校。
戴笠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他在黄埔军校专事搜集情报，致使周恩来等200多人被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后，蒋介石在广东初露头角。这些情况，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听到传说，也间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蒋介石事迹的报道。于是他便在儿时的好朋友毛人凤的建议下，到广东来找蒋介石，他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没有毛人凤那么幸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想到去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找校长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先当勤务兵再说。从此，戴笠便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他一生中青云直上的起点。
戴笠当了4个月的勤务兵，他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蒋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搜集来，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作字纸丢到字纸篓里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里拾起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偶尔面授机宜，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戴笠明的是一个学生，暗地里却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报通常都是直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况。
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为知交朋友以后，他得风气之先，入了黄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营长的地位，是经常为戴笠提供情报资料的一人。1926年3月12日中山舰事变前，胡为戴笠提供的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当年在第一师充任政治部主任兼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种种活动，收集的情报资料都交给了戴笠。不久，周恩来及第一师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党代表等等，不论共产党员或涉嫌的，自周恩来以下两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来的是杨光钰。二十几年后，杨在解放战争中于清风店被俘后，曾坦白交待过这个问题。
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五”广东大屠杀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对进步学生和官佐们，极尽诬告迫害之能事。戴笠与胡靖安勾结起来所干的罪恶活动，每每从胡靖安的牢骚中反映出来。有一次军统局宴请高级干部聚会时，忘记发请帖给胡靖安，被他知道而来到宴会厅，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指责戴笠看不起他，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记得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
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虽然没有毕业，总算是取得了黄埔学生的学籍。但是他学骑兵，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他是跑上头，写信通报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看样子他的来头很大，所以没有谁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报的天赋，他在黄埔军校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他特别喜欢当采买，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长交待下来的挂名学生，来头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怀疑他是有任务的，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见过一面的，即使十多年不见，一见面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蒋介石对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密报”二字。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从那天起得到校长手谕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他进入江浙境内，利用他在社会上打混时认识的朋友来搞情报，然后用米汤写在纸上，并派专人将这些情报送给蒋介石(米汤写的情报，用碘酒一涂，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由于他的情报大多数是准确的，所以也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劳。这为他日后取得蒋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期间，他还北上到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开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华北五省，有条有序地组建了自己庞大的特务网。自此以后，凡是内战都少不了戴笠这个角色。
在上海时，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天，杨虎带了戴笠去拜访杜月笙，戴笠只不过30岁的年纪，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他刚离开军校不久，受在军校时的影响，谈吐也很得体，在杜、杨二人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报的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戴、杜、杨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
1927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武力20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生智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归属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介石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笠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词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以后戴笠引为美谈，频频告人，还将周列入十人团的前列。周在军统大特务中，居功而骄，目中无人，连戴笠有时也只好让他三分。
在“双十二事变”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蒋介石，深得宠信。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蒋介石决定成立军统
戴笠平日喜欢夸耀的，是他持有蒋介石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这是他初出茅庐随东路北伐军出发前校长亲笔写给他的。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当军统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时，“十人团”的成员(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黄雍)，在熬夜工作这点上，谁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有时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这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骄奢淫乱，挥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两人。特务头子唐纵每每谈到，在鸡鹅巷的岁月里，能够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只有他一人。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介石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1932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戴笠的亲信范汉杰潜伏在十九路军中作参谋处长，对于十九路军的部队番号、作战部署以及团长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郑介民亲自去厦门、福州策动指挥，弄得十九路军四面受敌，不战而北。1936年6月，“华南王”陈济棠兴师反蒋，蒋介石引为大患。戴笠派郑介民去香港策动，利用老牌特务邢山打入陈的空军内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一夜之间使陈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空军部队和机群，几乎全数起飞投蒋。后来陈部余汉谋又被蒋介石收买过来，于是不可一世的“华南王”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黄埔学生打出天下；以CC派包办党务，也就是以党治天下；以政学系出谋划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三大台柱中，又以黄埔学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也就成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于1932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后来作恶多端的军统。
因此戴笠原来的“十人团”，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
同年4月，蒋介石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就是后来的“军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笠，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子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啰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1934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剿共”，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五个字。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当了替罪羊，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但让蒋对戴笠最满意的地方是出谋划策擒杀“山东王”韩复榘一事。
成功诱杀山东王韩复榘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9月4日自南京发来支电，令戴笠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等。戴笠接电后，经与杜月笙几次协商结果，复电遵命办理，决定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为临时办公地点，指定沈醉为办事处长兼人事科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拟订了组织大纲及别动队总指挥部和各级部队的编制预算等呈报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有委员9至11人，聘请杜月笙、戴笠、俞鸿钧、杨虎、刘志陆、俞作柏等人为委员，公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书记长。戴笠设立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一手操纵包办，充分暴露出抓军权的野心。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戴笠推荐杨仲华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卫登陆成功，国军被迫撤退，溃乱不堪；别动队全告瓦解，以后经过收容整训，尚余2000多人。杜月笙对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从此不再过问。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诸事，于11月15日前后，离沪赴港。后来这支残部经过补充训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先后委派俞作柏、周伟龙、马志超等为总指挥，将这支部队扩充到20余个支队，号称10万之众。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联系，想让忠义救国军在山东立住脚跟，日后反攻上海。韩复榘因与蒋介石有矛盾，没有答应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所属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后于1937年12月22日弃济南，继后又丢失泰安、曲阜、兖州、青岛。几天之内，使山东大半陷入敌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冒火，可一时对韩复榘无可奈何。他从有关方面获悉：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已与韩复榘有勾结，妄图在山东建立伪政权。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但没有应日本人之请亲自签字。同时，韩又同刘湘、宋哲元密商倒蒋介石活动。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韩复榘参加，令戴笠去徐州将韩复榘逮捕。不料，韩复榘系山东一霸，听说委员长对丢失济南有所指责却哈哈大笑说：“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应当由谁负责呢？”于是拒绝出席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实，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土皇帝，反蒋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拥有3个师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本来答允给他每个月60万元军饷，后来一直没有兑现，韩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山东的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促使蒋、韩矛盾激化。蒋介石杀韩决心已定，遂问计于戴笠。戴笠觉得机会来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韩复榘于死地的计划。
先是，戴笠佯装奉命至河南开封，为筹划“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汉至郑州，后到开封，一路上向有关方面透露消息说，政府要在中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会前要妥善布置出席会议者的住所，尤其如山东省韩主席要来参加，还须准备警卫部队住宿的地方。郑州警察局局长杨蔚心直口快，对韩复榘公然有所批评，戴笠立即严加斥责。戴笠的小道消息传进了韩复榘的耳里，韩复榘果然宽慰自解，对蒋介石的疑虑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当，会了一下在开封驻军的老友汤恩伯，而后从开封急返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又请示了开会的时间。蒋介石指示开会定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开。戴笠建议以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为借口，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夜晚7时，接着又示意军委会致电韩复榘伪称：“因沿途不靖，蒋委员长关照保证韩主席的安全，特请多带卫队，严加防护”云云。韩复榘看过军委会的电报，面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卫一个团，随身警卫员10人，由陇海路挂专列，浩浩荡荡，开往开封赴会。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凤、王兆槐先到开封。11日，戴笠亲随蒋介石到开封。当日，韩复榘亦到开封，接待人员奉戴笠之命到车站迎接，转告韩复榘说是警卫团住地尚在打扫，请暂留在车厢稍候。韩复榘随带警卫员10人脱离警卫团至开会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礼堂，时已傍晚。
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经戴笠精心布置，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各位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下车后，进入第二道门口，见左旁的门房上贴着“随员接待处”字样，韩的卫兵被留在“接待处”。随后，韩复榘来到“副官处”，又看到上面贴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召开高级军理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礼堂，请将随身携带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俟会议结束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不疑此中有诈，将两支手枪交给了副官处。不想韩复榘交了枪；开封空袭警报大作，韩复榘稀里糊涂被拥挤进入礼堂。他那留在车厢里的警卫团，也被火车头强行拖走，飞驰至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被解除了武装。
过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都已到场。会议开始，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答带有此书。蒋介石指责道，在俘获的敌人身上，常发现带有此书，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意战时训练。蒋介石随即把话题一转，又说，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命令。你自己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能听你的指挥？蒋介石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复榘而发的。韩复榘此时在座位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中间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半小时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战场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押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将军特别激动，当即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请委员长原谅他是一个粗人，从轻发落。”此时，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遂即宣布散会。
原来，韩复榘一离开会场走进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凤和于兆槐指挥一批打手挟持韩复榘到开封火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列。由他和龚仙舫直接指挥，宪兵便衣荷枪实弹，外加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押送。当夜专列开至汉口，将韩复榘关押在军统局汉口招待所，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鉴于韩复榘被捕后，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等人一直在设法营救，宣扬韩复榘北伐战争时作战有功，只是个性很强的军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员长要能原谅他才是，无论如何留他一条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国……1月24日晚7时，戴笠奉命派两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谈话，请跟我们走，你看家里还有没有事？”韩复榘听了吃一惊，回答说：“我没有家。”遂起身下楼，一看院子里，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自知死期将临，便对两名特务说：“我脚上的鞋子，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手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背后“砰砰”飞来两枪，韩复榘连中两弹，当即毙命！
戴笠杀了韩复榘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说：“本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法院审判决(正本)。被告韩复榘，男，47岁，河北霸县；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理终结，判决如左：（主文）韩复榘不听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杀后，尸体于1月25日收殓，移至武昌长春观内暂厝。尔后，由其二太太纪甘青及其亲信王恺如等，运往豫南鸡公山安葬。
戴笠诱捕韩复榘成功，自始至终得到汤恩伯帮忙，也讨得蒋介石的欢心。
1941年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与英国合作举办中英情报合作所，并共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戴笠乘此机会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派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设司令部于重庆小龙坎周家湾，先后成立了7个纵队。然而这些部队一遇到日军，便作鸟兽四下逃散，根本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戴笠所始料不及的。
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很密切
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汤恩伯有“中原王”之称，两人都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原来是没有联盟关系的。胡宗南一心打造黄埔系统，想做穿黄马褂的头，然后才能做蒋介石的接班人。他估计与他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陈、胡的秩序排列的。戴笠很了解胡的内心世界，便为胡、汤充当牵线人。这对戴笠本人来说，三人之间的联盟一成立，也是极其有利的。
1943年秋，在洛阳的龙门石窟，胡、汤、戴三人坐在南面的桥头上，指手划脚，不知在谈些什么？一直谈到十点多钟，三人才慢慢走过桥来。戴笠挥手对手下的一个副官说：“你陪胡、汤两长官先到石窟去休息，我随后就来。”说罢，他带着两个卫士爬到香山自家的最高处，四处了望了一下，打一个转转便赶上了他们。胡宗南笑着对戴笠说：“用不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戴笠答复：“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接着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戴笠仰天一阵哈哈大笑。
他们三人走进石窟，副官将准备好的食物安排在石桌上，然后故意避开走出洞外。约半小时后，戴笠高声大喊叫副官进去。副官走进石窟，只见三人一边在日记本上写着，一边口里喃喃作声，不知在做些什么。戴笠一见副官便高兴地说：“请读读胡长官写的诗。我不会作诗，但很喜欢诗。”胡谦逊地说：“聊作永久纪念，献丑，献丑。”胡将他的日记本递给副官，上有多次改涂过的一首《盟誓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汤恩伯与戴笠的关系，远远超过胡、汤之间的关系。1943年至1944年之间，戴笠曾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只要戴笠一到，汤恩伯立即带着亲信将领到场陪宴观剧。戴笠大模大样，那副骄横的神情，连旁人看了都过意不去。在座作陪的有汤恩伯的下属孙元良、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等一批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杂牌部队的将领则有何柱国、沈克等人。在这些人当中，论资历，论年龄，都超过戴笠，可是他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里摇头唾骂。
1943年年底，汤恩伯与戴笠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恩伯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连的那就更多了。以后这一案件，由汤恩伯移交给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作进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叛徒袁晓轩则被岳烛远派人护送到渝请赏。以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既被派到军统所属的特务训练班充任过校级教官，也利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而又在东北军系统中混过多年的关系，被调到军统局渝特区的岗位上，做了东北组的少将组长，以伪装东北军老军人的身份，专门在东北军系统中爱国民主人士里活动，吃亏上当的人不知多少。
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8年，戴笠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戴笠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孔祥熙的推荐，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戴笠接过局长后，保张果为负实际责任)。汤恩伯所控制的苏、鲁、皖、豫四省边区地带的界首，正是武装走私的大好通道。戴笠如此插入财界，据说是得到张学良身边的王公简(此人是青年党，经胡宗南介绍给戴笠的)献计献策而来。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长刘艺舟为河南缉私处长，兰训班教官刘鸿烈为甘肃缉私处长，兰训班副主任王孔安为宁夏缉私处长，前川康区长廖宗泽为四川省缉私处长，前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为陕西省缉私处长。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制豫、陕、甘、川、宁五省的“八阵图”。戴笠又派其老牌亲信张树勋、王兆槐为界首货运分处处长，配备道奇牌载重汽车数百辆，日夜奔驰于豫陕川道中，抢运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资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岚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伪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军统局以戴笠的兼职而设的机构外，为了打通路线，抢运物资，还得保证安全运到重庆，一时在界首、临泉设立的特务机构如林，例如以陈旭东为界首特别站长，以周兆祺为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刘国宪为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以周麟祥为临泉特别班的副主任，以刘培初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长。与此同时，戴笠在第一战区长官部还设立晋冀豫鲁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戴笠特别重视这个总队，原来想要张严佛兼任总队长，张知难而退，戴笠便从陕西缉私处岗位上将乔家才调来担任总队长。(陕西省缉私处长改调金闽生接充。)此外，戴笠将东北军老将领袁佐唐，以华北策反专员的名义调驻界首，令帮会大头头刘明德与袁相互策应配合。他关照两人要跑满台，苏鲁皖豫边区都要跑到，晋冀鲁豫边区也要显神通。戴笠有的是假伪钞，多花点没有关系。
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早在1938年3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时，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及中统)，同时奉命扩大为局，即：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将第二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先后以钱大钧、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有关这一改组扩大的情况，关系到戴笠升局长的资历问题。蒋介石认为复兴社是学德意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他认为戴笠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并把戴笠叫去谈话，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蒋介石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很快，戴笠就入了党。
戴笠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他手中握着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译无线电通讯密码。从1933年12月开始，戴笠就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1936年魏大铭破译出一封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
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的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由侦察台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的电台，再由密码破译人员针对发报电台的性质，估计可能的内容，先从虚构摸索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逐步得出一份电报的全文，又日积月累地逐步构成较完整的密码本。若破译成功可以说是涉及到敌我双方生死存亡，其情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视破译的技术研究工作，后来专门成立了以温毓庆为主任的特种“搜术研究室”，聘请《美国黑室》一书的作家亚德利为顾问。
1939年，戴笠于日本俘虏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日文50字母组成方法之概况，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由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对研译日本军部密码的工作获得日益进展，每天都有十几份经破译出来比较重要的情报电文呈送给戴笠亲阅。如日本驻美大使白鸟敏夫从日本去美国赴任，从沿途发回日本国内的重要电报，均由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每天由姜毅英少将呈送戴笠亲阅，从而使戴笠对白鸟敏夫的动态了如指掌。戴笠对这种材料极为重视，收到后当天必读，并择要转呈蒋介石。
1941年冬天，重庆杨家山公馆的办公室内，戴笠穿着少将衔军服，皮鞋在地毯上盖印似的压过来又压过去。
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未定。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的“日本方面派来栖三郎去美国见罗斯福总统，想拉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的一份重要情报，呈交给戴笠，戴笠阅后忙向蒋介石呈报。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情报后，迅即示意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必须拒绝日本的请求，并应明确向日本宣战。美国不能出卖中国，如果美国要和日本人妥协而出卖中国，那么，中国就只好自己出卖自己了。”蒋介石这里所说的“自己出卖”，就是暗示中国要在迫不得已时主动向日本投降。
郭泰祺用宋美龄的署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电报，这一手果然起了作用，罗斯福很快拒绝了来栖三郎的请求。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戴笠由此预感到日美之间必然风云险恶，剑拔弩张已是指日可待，他来回地在室内踱步，策划着下一步棋的走法。
“报告！”室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的音色有些尖细，戴笠一听便知是译电组少将组长姜毅英。当即回答一声“进来！”
姜毅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原名姜鹤根，江山县新塘边人，杭州高中毕业，身材苗条，容貌美丽，五官迷人。不知情者，决不会知道她是木匠的女儿，现在是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的权威之一。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神情略显紧张，一开口就用江山话说道：“报告局长，今天破译出一份重要电报，11月26日早晨9时，日本特遣舰队有30艘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悄悄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雷，似有朝珍珠港方向进发的迹象。”
戴笠因为他对日美关系的判断得到证实，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姜毅英拥抱起来，随即放开手说道：“记住，蒋介石总裁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其中很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姜毅英凑趣说：“这个嘛，自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局长也有必要物色、培养一位像‘夫人’一样的贤内助了。”(意指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余淑衡送美国去留学、培养，并预定作为未来的太太之事。)戴笠决定把日本人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转告美国，借以显示军统局破译密码的神通，并讨好罗斯福总统。于是在呈经蒋介石批准后，指示毛人凤立即把消息通知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由肖勃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德权接到情报后，急忙转致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司令部。
岂料，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听了戴笠提供的情报，竟然捧腹大笑。他们根本看不到军统局的情报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意图破坏美日关系。西方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认为日本在军火方面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美日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日本海军为了迷惑美国海军无线电台的谍报工作和掩盖它偷袭珍珠港的企图，除用改变航向的办法来迷惑美国海军外，又于12月1日零时更换了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致使美国方面对日本的意图全无警觉。而这一点，戴笠对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所获得的消息的可靠性，却是深信不疑，十分清楚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眼睛”盯着日本分属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赤诚、加贺、苍龙和飞龙等四艘航空母舰的行踪，但是无法查明它们的下落。
由于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将军们骄傲自信，目空一切，对戴笠提供的“日本人有偷袭珍珠港迹象”的重要情报，竟一笑置之。结果，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舰艇、飞机，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舰外，均遭到毁灭的命运。有40艘舰艇被击毁击沉，总共有2405人丧生(其中包括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1102人)，另有2000多人受伤。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得逞后，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痛定思痛，才想起戴笠事前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于是，美国海军情报署便立即找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自然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在戴公馆大宴宾客。
不久，肖勃陪同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准将到重庆，帮助戴笠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经蒋介石同意，前后在重庆建立了大小近500幢房屋，强占不少民房及田地，涉及30亩左右的范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为了接待梅乐斯和戴笠到西安视察，身为军统人员的警察局长肖绍文将玄枫桥13号花园别墅修葺一新，作为戴笠的临时住所，以为是适合戴笠的心意了。这花园别墅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军需处长王维之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派系的人全倒了霉。
西安特工处长领他们到这所花园时，戴笠闷闷不乐，叫人立刻把警察局长肖绍文找来。肖来后，他劈头盖脸地大骂肖瞎了眼。接着一把拉着肖走到大门外，指着门牌号码，气冲冲地骂道：“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身为警察局长，明天就有外宾到来，还能用这个号头吗？”他这一骂，肖才恍然大悟，只好将13号改为“甲14号”。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戴笠也像他的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一生最怕13这个数字对他不利。
戴笠在陪同梅乐斯去东南沿海视察时，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以示威风。家乡有人问戴笠何以会同美国人合作共事？戴笠很得意地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有一张珍珠港王牌。”
军统局从破译敌人密码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也正由于研究密码的工作的开展，使军统局本身遭受严重打击。
原来军统局有一个研究破译密码的报务员李开锋，竟偷偷地去投靠汪精卫特工总部，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门从事破译军统局的通讯密码。李开峰住在杭州汪精卫的政治保卫局内进行密码研究，经常把军统局的无线电波收下，破译出来，弄得戴笠火冒万丈，指令毛森务必除掉李开峰。
神通广大的毛森，策动投靠日本人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想尽一切办法，伺机把李开峰搞掉。果然，在1943年的大年夜，李开峰从杭州至上海，随同一群汉奸给陈恭澍辞岁拜年。这天，他们吃酒赌博，狂欢直至深夜。刘全德便假献殷勤，于1944年正月初一凌晨，用陈恭澎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住处去。车至富民路长乐路口，刘全德偷偷拔出手枪，向李开峰连发两枪，打死了李开峰，然后飞身下车，迅即潜逃，后来至浙江省江山县峡口，暂住在他丈母娘家里，并从戴笠那里领得10万元奖赏。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
从1941年至1943年之间，蒋介石政府军事部门先后与苏、英、美三国在军事情报上进行情报交流合作。最先是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罗申出面，要求中苏合作并成立中苏情报合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因德苏战争紧张，苏联无暇东顾而告撤销。接着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派遣驻渝的情报人员，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的伪装下，以安德逊的名字出现，要求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所，并提出合组一支游击部队，由中国出人由英方担负所需经费和武器弹药等。蒋介石批令军统局办理，戴笠则将周伟龙自忠义救国军以代总指挥的头衔调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在小龙坎周家湾准备成立中英情报合作研究所。这时英国远征军元帅蒙巴顿，派遣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约40余人，来华学习游击战术。这个团到过西北、中原、东南等游击边沿地区实地察看，然后送到湖南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这个班名义上是派李默庵负责主持，实际讲授的教材及主要的教官人选，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提供保荐。叶将军亲自住班协助，才使这个班初具规模。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借机招摇撞骗，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他吸取了周伟龙不善于侍候洋大人的教训，认为要抓住美国佬以自重，就非亲自出马不可。他自封为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为副主任。梅乐斯派他的得力助手贝乐利中校为美方参谋长，听说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戴笠岂甘示弱，经精心挑选的结果，便调来李崇诗为少将参谋长，潘其武为少将主任秘书，黄天迈为总翻译，谢力公、陆遂初等为各组组长。为了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戴笠还大兴土木，赶建了办公室、宿舍、仓库以及别墅等等。从缫丝厂重庆特警班、立人小学起到杨家山止，在20多华里内的山谷中，建筑了数以百计的房屋，形成新的禁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误入其境的，便有遭受逮捕、拷打成招、永远监禁的危险。
中美合作所，从美方来说，只是属于美国海军情报系统的一个支派，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它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1945年11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美方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即宣告结束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
但是中美合作所并没有因为美方的退出而结束，从1945年开始，中美合作所成了人间的活地狱，在这里，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遭到惨无人道的血腥摧残和迫害。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前夕，还下令将关在原中美合作所的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全部屠杀，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家人。
1943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洛宛自北非战场飞到重庆。杜洛宛与梅乐斯是各有系统，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戴笠热烈欢迎这个美国特务头子，比之蒋介石政府中的任何一次的招待都要丰盛。戴笠与这个特务头子多次长谈，欢迎杜到军统局设在罗家湾的局本部参观各处室，还邀杜洛宛在扩大的纪念会上讲演，戴笠率领在重庆的大小特务到场恭听。参观各处室本来是特务机关不容许的事，戴笠便以“不见外”而欢迎杜洛宛参观指导。这个美国特务头子特别欣赏军统局人事处设置的人事卡片，查人查事比查字典还要方便。当戴笠说明军统局有内外勤的职业特务20余万外，还拥有武装游击部队近20万人之多。那个美国人感到很诧异，伸出舌头，跷起大拇指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另外，杜洛宛认为军统局的无线电设备，条件虽然受到限制，但制度管理的办法好，敏感效率高……也得到了赞许。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
从1942年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达到了露骨的阶段。日本政府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也正在加紧进行中。蒋介石政府的党、政、军、特的高级头目，纷纷投敌附逆，达到了高潮。因此，“曲线救国”的呼声，也就成为投敌附逆者的护身符。蒋介石对汉奸曾使用过暗杀锄奸的手段，后来为了安抚汉奸们并为其找到所谓出路，主要手段则是采取策动待机反正归来。到了日本快投降的前夕，则又喊出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将策动汉奸反正列为最重要的一着棋。策反任务主要交给军统局，由中统局和政工局协助辅行。戴笠对待策反任务的执行，在局本部内指定主任秘书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为正、副主任委员，成立策反委员会以主持其事。外勤单位除各区、站、组的策反任务之外，在上海统一委员会之下，派沈醉负责主持一个策反委员会，以汪伪政府及东南五省为策动对象地区。军统因人因事因地因时之不同，派出的军事特派员、专员、组长等等名义的策反人员，满天飞，多如过江之鲫。
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又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二人。所谓候选，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戴笠对老头子有言在先，不能不贯彻到底。他的算盘是打在讨主子的欢心和信任二字之上，党官还是放弃的好，于是再次坚辞不干。然而他却使出花招，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投顺水人情的一票。他自己站在干岸上，只要自己的伙伴下了海，不愁龙王不献宝。戴笠的“不怕龙王不献宝”这句话，意思是将二陈操纵党权，垄断选举机器，比作龙王，把自己比作孙悟空，没有他这一闹，操纵党权的龙王是不会放松选票和席位的。由此可见，戴笠又一次坚辞中委及成全郑介民、唐纵之顺利当选，用心之深而且险恶了。难怪郑介民于当选后向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这几句话，确实是看穿了变戏法者的心灵深处。
同年夏，正当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的节节胜利中，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以华北宣抚使的头衔，带着一批高级随员胡介眉、丁述本等飞到汉中。熊斌以为汉中行辕主任李仁宗可以协助，结果李无能为力，于是又飞到西安。熊斌深知胡宗南向来一把抓，不见得对他会有何帮助。他忽然想起了戴笠向他交代的话：如华北地区汉奸部队反正有何困难时，可找他。
熊斌是日本陆大高材生，曾任前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华北地区的军事汉奸大头头，如庞炳勋、吴化文、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等等，几乎无一不出西北军之门，这就是他出任宣抚使的优越条件。于是他派高参胡介眉，通过高树勋驻西安的办事处长傅正舜等来与军统的人商谈。军统的人事先得到戴笠的来电，也向胡宗南面报必须协助的道理，胡表示同意，但也要给他一些面子。
军统的人与熊斌见面后，立即要胡介眉等拟出计划，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经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解散，或倒向八路军一边。他们很快就拿出了方案：第一：立即以宣抚使转奉蒋介石命令，委任华北地区的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等10余人为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电令拍发给新乡情报组组长李叔晋，责令孙殿英将原电星夜派员送达各接受命令者手里；第二：保荐军统局少将级特务头目龚春浦、陈仙洲、张振武、陈轶珍、谭松艇五人为华北宣抚使署专员，携带加盖关防印信的委任状，星夜出发，赶到各路先遣军总都亲自传达命令，亲交委任状，完成任务后返西安复命；第三：各地业经明令发表的先遣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不得擅自移防，要以维护治安秩序为重。
上述情况，在华南、东南、华中、东北等地区，大同小异，都是在军统预谋计划下行动的军统局控制了汉奸元凶，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等，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鲍志鸿说，戴笠对于“满洲国”东北军系统的大汉奸，发了不知多少绸子信，派陈旭东等人将绸子信缝在衣里内，分送到鲍文樾这样的大汉奸手里，也到过“满洲国”策动过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另外，广东系的大汉奸，曾经与蒋介石同过学，在粤军中共事的招桂章，是日本直接控制下的广东要港司令，军统派站长何崇校经过千难万险，终于策动了过来。华南15万汉奸武装部队是最先归顺的。
1945年春节前后，戴笠来到北方区所属的西安视察，北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省。戴笠向北方区区长询问了对五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之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多，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他为了抚慰亡故人员的家属，沽名钓誉一番，便想着竖立牌坊碑石之类的东西，以励来滋。但是，这些人员干的都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不便树碑立传，只得埋上一块石碑，一个字也没有。凡是到过缫丝厂杨家山戴笠公馆和中美合作所的，都会知道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面山坡上，于1944年前后建立的一块无字碑。由于碑石正反两面都没有刻有文字，当然也就不知碑的来历。当这块石碑竖立后，戴笠在一次扩大纪念的周会上，命名为“无名英雄碑”，并大肆表扬死难特务们的“功绩”。戴笠之所以要竖立这一碑石，也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干特务有十年；另一动机，是他听到中美合作所许多美国特务常常说到欧美各国无名英雄碑的故事，向往已久。
自这块碑建立后，不少已故特务的家属带着流离失所、无人过问的子女，纷纷到碑前去嚎啕痛哭，大吵大闹，声言要向老头子(指蒋介石)告状。戴笠知道这一情况，认为丢了他一人的脸事小，丢了团体的脸事大。所谓团体，是指军统特务组织而言。因此，他迁怒于人事处长龚仙舫，龚被骂得狗血淋头。戴笠还要惩办哭碑为首者，后来经四一图书馆长毛子水老先生出面劝阻，才算没有追究下去。为防止再有哭碑事情发生，他令警卫团长杨清植派岗哨巡逻，不许家属走近石碑。龚仙舫受责骂后，赶忙成立“烈士”灵堂。但有堂无鬼，终不成体统。于是龚又急电各公密单位，不论是否烈士，凡是死了的、失踪了的都报上来，这样一来，名单上的“烈士”竞达八百余人之多。龚仙舫新任人事处长不久，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戴笠一看名册上竟有八百余人之多，火冒三丈大骂“以往的人都死光了”，还把名册撕得粉碎，弄得龚莫名其妙，戴笠连骂三天，连毛人凤也不敢见面。
无名英雄碑引起的是非，还不止一起。有一次，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医病，曾到缫丝厂跑了一趟。当他走近无名英雄碑时，守护的哨兵说，这是无名英雄碑，要脱帽、肃静。哨兵没见堪梁，不知梁是十人团的元老，当然伤了梁的尊严。梁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戴笠对梁骂的事无可奈何，连饭也不敢请，暗地里骂梁骂个不休。戴笠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
戴笠的红运，到抗日战争结束，从顶峰开始走入绝境。
他在蒋介石大打内战20余年中，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天日的坏事。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积极准备打新的内战，主子的野心和阴谋，奴才当然能窥察得很清楚。每当特务头目外放到地方工作时，戴笠必定邀请共餐。餐后，他便得意扬扬地传授他的经验。每每这时他才会放下凶神恶煞的架子，谈笑风生。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他说只要抓住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于抓住了对方的灵魂，则无往不通、无往不利了。究竟五字诀窍又是怎么凑到一起而成为必当亲自传授的诀窍呢？
他每每首先点题说，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千里眼，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他说：“我之所以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把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他说完五字诀后，然后就举例为证。
在戴笠的眼里，中国最难对付的人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别人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戴笠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他打听到阎与其堂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里的事。于是他授意乔华堂(即乔家才)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戴笠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打通那一关后，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诚了一些时日后，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介石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到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将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阎便认为黄是功臣而不疑。
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戴笠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着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内务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相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山西省立医院院长李希绍是黄埔六期学生李希纯的胞兄，通过其胞弟吸收加入军统组织。此人能出入阎的宫帏，阎视为最可信的医师顾问，阎慧卿和梁、吴等心里当然明白，不过只是将阎蒙在鼓里，各卖各的药。李希绍于1945年夏，自渝返回山西途中，被美国飞机误炸而死，蒋、阎双方都为李大开追悼会，其中的奥妙，也是属于“五字诀”的运用。
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东北三省为苏联红军所暂时控制。戴笠虽没有到过东北，却对东北这块新天地比之关内任何地区都要注意。照他的说法，东北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既是苏美之争的焦点，也是国共之争的焦点，决不可让沦陷14年的国土，又落入苏俄之手。他出于反苏反共拥美拥蒋的立场，遵循蒋介石的意旨，要在遣送日本侨俘归国的幕后耍一套阴谋手段。他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曾千方百计地想将特务机构的魔掌深入到关外，但在日本严密的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特务分子只有在临澧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活到日本投降后被释放。
当时，关内各地要遣送回国的日侨俘约为250万人。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1946年春节前，戴笠的亲信沈醉被任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用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名义作掩护。这时，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自北平和山海关先后迁到锦州新城。杜聿明统率的部队，正在利用停战协定，暗中限令抢占承德、朝阳之线，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从北平发电给沈醉，要其做好与中共开战前的一切情报工作。
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一游，以往在重庆、上海、青岛等地与戴笠就早有勾结，这次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戴笠之所以一再拉拢他，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柯克这次在北平停留了约10天，戴笠陪着他跑遍了故都的名胜古迹。
生性好色，玩弄无数女性，与影星胡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但戴笠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叶与戴笠相好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赵霭兰，嫁给了他的朋友、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却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在戴笠的干预下，胡蝶和潘有声离了婚，后嫁给了他。为庆祝他和胡蝶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笠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几次差点被蒋介石“赐死”；他死后，章士钊为其撰墓志铭
1946年3月初，戴笠在他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他曾说过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笠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做了替罪羊；如此等等。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派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周旋，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一天下午，戴笠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一通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令戴笠立即返渝参加研究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共为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戴笠接电后，沉不住气了，找来沈醉，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他又接着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罢后，他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沈醉考虑再三，感到这样的复电很不好着笔。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等三人，都是黄埔第一、第二期的老大哥，名单中列在前面。从蒋介石处理此事来说，是放平了的。郑介民、唐纵当然不会从中捣什么鬼。为何毛人凤不将此电先给他们看看呢？很显然，这是戴笠、毛人凤两个江山佬在画小圈圈。而且八人中，又有老牌的陈焯，他以往是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才变为相从的地位的。沈醉分析了许多情况，总的来说，与其说是戴笠的难关，不如说是蒋介石的难关，“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沈醉起草的呈复电，大致有如下的内容：重庆以炎兄亲译。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死后，沈醉去渝参加追悼会时，与主任秘书毛人凤相晤，问到那封复电已否上呈？毛人凤答复说：“那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保密局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这祸福莫测，因而建议删去。谁料到老板（指戴笠，笔者注。）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电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但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另外他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号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
1946年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
戴笠死后，军统局于4月1日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内外勤的头头都到了，蒋介石亲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欺骗特务喽啰的话。礼毕，蒋介石在一批所谓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含泪以泣，家属们嚎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追悼会就此结束。
戴笠坠机焚化未尽的残体，葬于南京灵谷寺附近的烈士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阳是吴稚晖题的“戴笠雨农将军之墓”几个字；碑阴是章士钊先生所撰并书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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