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茶馆——好！

　　        前门楼子跟前开了座“老舍茶馆”。朋友约我去坐。往八仙桌旁一坐，盖碗一端，耳边丝弦一响，心里就腾的一热！觉着北京城又像北京城了，我又生活在北京人中间了。如今30岁以下的北京人都没见过茶馆。这词儿都是从老舍先生那出戏里听来的。

　　        实打实地说，老北京的茶馆并不是专供财主们消闲的地方。倒退几十年，上哈德门、鼓楼、前门外的茶馆看看，倒还是平民百姓居多。有的行业（比如拉排子车）工人找活干，上茶馆：夹包卖古玩的，上茶馆；说合拉房纤的，上茶馆；朋友聚会，编辑约稿，也上茶馆。上茶馆不光为了解渴，那是个交流信息、洽谈生意、约朋会友的交际活动场所。说句新词儿，是搞公共关系的方便所在。

　　        茶馆当然也是娱乐场。在旧社会，拉车的、赶脚的，大徒弟、小力笨，只要一天能混饱两顿窝窝头，腰里有俩闲钱，也想找点乐子。大剧院、跳舞场跟他们钱袋和喜好都没缘分。走进茶馆，一毛钱泡壶高末，二分钱听个段子。这点享受费用还花得起，也花得值。不能管这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有听的，自然要有唱的，而适合茶馆演出的莫过于曲艺评书，茶馆就又成了艺人献艺和练艺的场地。翻翻曲艺老艺人的自传或简历，有几个不是从茶馆里先唱出名的？我走“背字”的头几年，白天劳动完了，夜夜去茶馆听评书。今天能写两句“京味小说”，实在是从茶馆得益匪浅。就这么个群众活动的去处、大众娱乐之场所，说声绝迹，居然就消失了几十年。您说茶馆得罪谁了？

　　        近两年跟着人“办洋务”，有机会走出国门，反倒能坐坐茶馆了。香港的“陆羽茶楼”，我有机会就去。看到香港的电影明星、新闻名人也常在那儿品茗谈事，也算古为今用。纽约、洛杉矶的茶馆我也去过，倒也座无虚席，并不比咖啡厅买卖差。小胡同里的咖啡厅也比中国新引进的时髦咖啡厅地道，不光咖啡地道，排场地道，唱的流行歌也是原装货，可那儿照样有中国茶馆。我问一个弄电脑的美国朋友：“您是地道的洋人，怎么不去喝咖啡要喝茶？”他说：“我喝咖啡，也喝茶。这是两种不同的享受，不光味道两样，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气氛。品品茶，听听评弹，领略一下东方情趣，生活不更多彩吗？喝完了仍然去摆弄我的电脑，有何不好？坐茶馆不碍现代化。”

　　        当时我就想：我们在引进西方优秀的科学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咖啡厅和酒吧，这当然挺好（就是贵点！）。外国的茶馆是从中国传去的，生意不错。咱能不能来个出口转内销呢？

　　        我把这想法对朋友说，人家都笑我，说是“你这套想法跟你的小说一样，全是翻过去的一页了。现在人们要喝‘可口可乐’，‘雀巢咖啡’，跳霹雳舞，唱流行歌。谁进茶馆听大鼓书啊？落后，可怜，可悲！”

　　        正当绝望之时，想不到凭空跳出个尹盛喜来！尹盛喜带着几个待业青年卖大碗茶，几年间发了大财，如今握有千百万的资财，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总经理，当上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要说新潮，也够新潮了。他竟投资把这个“老舍茶馆”在前门箭楼旁边开起来了。开张几天，座无虚席，许多几年不见的老朋友都在这儿见面了。我来的这天，正碰上孙书筠和关学增来参加演唱。这两位都年岁已高、息影舞台了，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孙书筠说：“我唱了一辈子京韵大鼓，爱上了这门艺术，我怕它绝了。我这个年纪，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趁着能活动，多为振兴曲艺作点实事。茶馆开张为曲艺提供了演出场地，咱出点力帮它发展兴旺起来。”关学增说得更绝：“近来常有人打听，关学增这人还有没有？我怎么没有哇？这不好好的吗？有，怎么没听见他唱？我这几年没唱，你上哪儿听去？退休了，我不能去给人家添乱，可我还想唱。有这个茶馆就好了，没事咱们就来聚聚，爱听的听，爱唱的唱。这也是一乐！”

　　        也许有人说：坐茶馆的这套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维持不久。黄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爱去咖啡厅，就有人爱坐茶馆。还是那位洋人说得在理：“坐茶馆不碍现代化。”

　　        至于能否维持长久，这就难说了：认真办点事很不易，这茶馆目前也还有不少难题。别看尹经理卖大碗茶能挣钱，卖小碗茶可要赔本。好在他明白这是在做文化投资，搞精神文明建设，有了赔钱的准备。话说回来，有这么多热心人帮助它，支持它；群众——就算是一部分群众吧，需要它，也未见得就没有前程。北京还是有个茶馆好。“老舍茶馆”是个好兆头！尹盛喜，您真有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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