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归来

　　        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漏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请我去吃饭，我无竟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所以，回国之后，要想写篇文章记录这次旅行，就十分困难。反法西斯同盟军会师的易北河，发表了有历史意义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骑在酒桶上飞翔的那个地下室酒馆，哪一处不值得一写呢！

　　        我只能先写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怀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和同行们。

　　        我读过坎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第三颗钉子》，给我印象极深。他写的那些“关系学”在我们中国随处可见。他现在是民主德国作协**，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访作协时见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个子，充满机智和幽默的目光，马上就认出了他。我说：“你就是钉那棵钉子的人吧？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远镜，把中国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会写得这么像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挤挤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国画作纪念时，他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学》主编沃瓦·沃伊斯基不约而同地问我：“这是不是‘画儿韩’伪造的一幅假画，你拿来骗我们？”

　　        我们在笑声中发现，两国作家尽管中断来往二十多年，可谁也没忘记谁，大家都注视着对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协副**舒尔茨教授是个更富有学者气质的人，他高个子，男低音，说话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与形势》杂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与建设出版社”有工作联系。这个出版社为向民主德国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探索》就是他们出的。前不久他们又出版了《天云山传奇》。在地铁火车上，在饭店大厅里，我都见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读它。也许这个书名不好记，我问一个姑娘，“你在读什么？”她说：“鲁彦周。”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很喜欢，这里写的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这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我说：“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因为这样水平的小说，中国有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出来。”她先把眼睛睁得很大，“噢”了一声，随后说：“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尔茨教授，他说：“这两本书确实很受欢迎，《探索》出来三个月，已经准备再版了，在民主德国这是少有的。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批作品，我尽快找人译出来出版！”此后每次见面他都提醒我这件事，到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千万把这事记住。

　　        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关心也表现在许多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电台的女编辑，在柏林要见我，我没抽出时间来，她跟踪追击，在莱比锡找到了我。我以为她是来采访的，见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说她决心在电台安排一个固定时间，专门播送中国当代的广播剧或独幕剧，可她不知哪儿去找剧本。她带来一本1977年出的中国广播剧选，问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还是**前后的作品。

　　        我说：“这是本过时的作品，有些错误观点早被我们否定了。”她焦急地问：我到什么地方能找来你们新的作品呢？我告诉了她应当找中国的广播电台和戏剧家协会，并且答应替她传递信息，她十分感谢。

　　        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也关心中国作家，尤里·布雷赞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国作协的副**，又是民主德国少数民族——索尔维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处流传，而他自己则深居简出住在葆琛的乡下，一般有外国作家来访，他都拒绝接见。我们到柏林后，作协打电话给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了，问他有时间会面没有？他说：“当然有。”9月9日我们一早到了葆琛。访问完民族联合会去吃中饭时，他已在餐厅等我们了。他满头白发，身体却十分健壮。他从乡间这么远开车来招待我们，使我们很不安。他说：“这不算什么，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还打算骑着车上北京去访问你们呢！”我说：“中国有几个人正在骑车来欧洲旅行，他们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这个雄心，他们会吸收你作队员。”他说：“也许我骑车在半路上会碰见他们，正好向他们打听一下，去中国哪条路最好走。”

　　        饭后我们去参观一个索尔维族学样，他非要陪我们一同去不可。在学校里，孩子们为我们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尔维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风习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点。我们对这里的一切极感兴趣，和老师们谈话时间就长了些。我担心布雷赞同志会疲倦，谁知离校时，他却极郑重地对我说：“这儿离我家不远了。我想请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赏光！”我说：“当然愿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劳吗！”他说：“能有这种荣幸的机会，怎么会疲劳！”他立刻打电话请他夫人作准备。

　　        我们在他的写作间受到了家庭般温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纪念册给我们看，上边有贺敬之、黄药眠等同志的照片，有冯至、田间的签名。他说：“瞧，你们距离上一批中国同行来，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会再隔这么久。”天黑以后我们才和他告别，可他却说：“不不，我要陪你们去吃晚饭，不能这么早就告别！”那天是在一个乡村小酒店吃的晚饭。环境、风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几杯酒后，布雷赞兴致更高了。他告诉我他读了《探索》这本书，也读了《画儿韩》，这真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验。中国有一个和欧洲的、西方的美学经验完全不同的美学体系，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特色。用你们的特色来丰富世界文学吧，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宝贝去照搬别人手法。”

　　        像布雷赞这样热诚的老朋友，我们几乎走到每个城市都碰到。在魏玛，曾在我国工作多年的哈里·吐尔克，自己开车陪我们去参观布痕***集中营、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听丁玲身体情况，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和杨宪益住邻居时的各种笑话，问我：“他还那么喝酒吗？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异功能，从来没见他醉过。”在柏林，汉学家梅慧华把我们请到她家时：拿出她北京大学同班同学照片给我们夸耀：“我们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这是陈丹晨，这是谢冕——谢冕在当学生时就特别胆大、爱发表独立见解，这是张炯——”比她低两班的尹虹很文弱、轻声细语地说，他们那班素质也不错，不过时间赶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干扰。她现在正致力于中国当代戏剧的研究，对目前中国话剧舞台的状况十分关心。梅慧华教授为欢迎我们到来，专门在洪堡大学的亚洲院开了一次汉学家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讨论全用中文，我们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们这次十四天的访问，能如此顺利而愉快，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位陪同我们的德国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用心来接待我们，那是三颗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协的外事秘书。我在作协搞外联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们忙得团团转，头昏脑胀。她就是一个人，面对五大洲，广拓八方客：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干。不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划个弧形，高声说“古——得”，就全齐了。所以我学会的唯一一句德语就是“古——得”；她请我们去她家作过客，我发现她爱人舒曼先生对她的指挥才能比我们更心服口服，所以她们家也秩序井然，气氛温暖和美。舒曼先生是个自由职业的翻译家，对波兰的历史、文学极有研究。因为他在家中工作，家务劳动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们去旅行。我说：“这几天舒慢先生会轻松一点了。”芭芭拉说：“不会。我临走给他留下了作业，回来我要检查的。他不敢偷懒。”可是她爱他爱得要命，说她能安心把作协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后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个好妻子。没照顾好他！”

　　        翻译施白兰，看起来还像小姑娘，像我们五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信仰坚定、热情、坦率又有些固执。我们在一起常忘了是两个国家的人，为一些小事争论下休，一边争一边笑。越争论越亲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中文。毕业时俄文倒是学好了，中文却不大理想，为此她又到中国来工作了几年。平心而论，她的汉语满不错了，可她不满足，还想到中国进修一次。她常常一边翻译一边虚心地问我们她哪句话说得不对。刘绍棠很赞佩她的求学精神，就故意逗她，专用一些生癖的，连邹荻帆也听不懂的北京土话跟她聊天：“邓友梅没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别让她有猫溺——”她越听越糊涂，最后急了，哀求说：“刘绍棠，你别说这种话了，我完全没办法了！”引得我们大笑，她却认真地把这些听不懂的话全记在本上，不断地复习。

　　        至于我们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机克劳茨，我只能说我永远不忘他对我们的热诚与负责，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司机个个都有他这么好的技术和这么好的工作态度。跟我们在一起，开车成了池的副业，一切生活杂事他都包下来了。从葆琛去莱比锡的夜里，我们走错了路。一向以记忆力好自夸的刘绍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发号施令了。克劳茨只好一个人到村子里去挨门求教，打了三家门才找到个老人问清路线。他始终笑嘻嘻的毫无倦色。

　　        我们在民主德国欣赏过好几次音乐、舞蹈、戏剧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莱希特剧团演出的“三便士歌剧”。我一向敬仰这位大师，他的剧本凡译成中文的我都找来读了，也看过中国人演的布派戏。甚至自己也写过一个没有人演、也幸亏没有人演过的“布式”剧本。这次一看地道的布莱希特剧团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莱希特和它的本来面貌相差极远。当然，各国可以有各国的“布莱希特”戏剧，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莱希特，但认识一下地道的布莱希特却是十分必要的，总要看看庐山真面目，才可以评论和发挥。我想，对整个的民主德国也是如此，亲自看看，才知道这是个有着多么深厚文化历史传统，而又有着多么强大现代活力的国家，才知道那里的人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谊。

　　        离开民主德国的前一天，我们登柏林的电视塔。有几个朋友陪我们一道去参观，在路上他们笑着说：“你们来以前，我们作过一个估计，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大家说，会彬彬有礼，会握手，不会有深入的谈话，更不会拥抱。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谈了，而且拥抱得很紧！”我说：“为什么那样估计呢？我们不都是马克思的学生吗！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吗！”他们说：“是的，我们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称作同志！”

　　        友谊之花盛开的。喂，同志，一齐加把劲来培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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