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故乡平原

　　        ——为一张照片写的补充说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笔后我习惯地翻阅当天报纸，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现一张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几个农民挑选布料和针织品，说明写道：“山东省平原县去年农业又获丰收，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农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读者可能随便看一眼就放开、忘记的。

　　        然而我激动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泪水把手背沾湿了。

　　        中国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这地方，自战国“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这是第一次“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头一次被当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来，登在报纸上，向整个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泪、怎能不失眠呵！

　　        我很想找个人谈一谈。邻居已经睡了；是不是去打个传呼电话，把女儿从床上喊起来谈几句呢？

　　        这孩子还算老实、俭朴。可我担心她不会把这“二百八十元”的数字当回事。会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块钱么？”

　　        是的，我们国家尽管穷，一个大学生毕了业，第一年工作就会“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达到六百多元。比起经济发达国家来并不算多。他们也还不大满足。把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里，也有他们的理由。

　　        我并不赞成那种刻板的、向后看的“忆苦思甜”运动。但是，难道不应该叫孩子们知道，这二百八十元对他们的祖父、曾祖、老祖宗们甚至对他们的叔叔、伯父们说来意味着什么吗？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艺在平原东乡是出名的。他生了五个儿子，可饿死俩，还卖了一个。我父亲十来岁给人放牛，冬天赤着脚，冻僵了就把脚踩到新拉的牛粪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梦到过“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时代？

　　        “七七事变”那年，我已六岁。中央军一队又一队穿过村子往南撤。乡新们把麦种都碾了，磨了，婶子大娘连夜烙饼、蒸馍送到军人们手里。求他们不要走，不要把祖坟和百姓扔给外国人。他们吃饱了说：“往南撤是委员长的一计，不出一个月就打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平地拉起数不清的土匪团。“张八军”，“胖娃娃”，枪口挂着红绸，肩上扛着铡刀，进村后先杀猪打酒，然后把村民赶到打麦场上，把几个上年纪的捆起来，脖子卡在铡刀刃下，宣布“马上给我们筹一百大洋给养费！过十二点凑不齐就开铡！”新媳妇摘下包银镯子，老大拿出银挖耳勺，一个鸡蛋、一筐线穗地凑这一百大洋啊！那时候二百八十元是几条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价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军”到了，带来了数不清名目的汉奸队。烧杀抢掠之后，汉奸队要给养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们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抠不出一百大洋。他们不像电影上的汉奸们那样阔气，非吃鸡鸭鱼肉不可。他们要给养只要高粱饼子、棒子窝窝，一次几十个，半拉的也行，发霉的也要。但为这个，老百姓也还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几十个高粱饼子也拿不出来。日本人抓夫修据点，开公路，地里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树皮，种田人忘记粮食的模样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买多少粮食，只记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邓某人死了，是饿死的。死后人们发现他屋里还藏着两口袋麦子。人们当笑话说了多少年，笑他宁可饿死也不肯动这两口袋粮食。我长大之后，终于明白了这秘密：他是“首富”，是“乡绅”，凭这地位他在村里说话说上句，拉屎占上风，汉奸政权也高看他一眼，收税要差对他总客气些。而他所以能有这点特权，就是比别人多这两口袋粮食。他是宁舍命也不舍这高贵的首富地位的。

　　        两袋麦子卖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旧社会，人们盼清官，说是“官清民自安”。我们平原是有过清官的。“刘玄德携民渡江”。刘备是当皇上的材料，该算清了。可他在平原当县长却没什么作为，最后只得从下水道溜出城开小差了事。颜真卿是个爱国名士，毛笔字写得尤其出色。他当了一任郡守也只是留下一块“东方朔画像赞碑”，至今由文化馆替他保管，在改变县民受苦命运上并没留下可称道的记载。民国年间似乎也有位县长政声不错，每到问案就脱下鞋来亲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却有几千人饿极了去抢大户，拉起杆子当“匪”。

　　        这么苦的地方，人们活不下去，就只好四处流窜。于是在军阀混战时，不管直系奉系，南军北军，打枪拼命的大兵多说山东话；天津卖水的，北京掏粪的，铁匠炉，锅饼铺，打拳卖膏药，唱曲闯江湖的大多是齐鲁方言。我父亲给张大帅扛过枪，和“骆驼祥子”搭过伴，所以我才能写两笔京津风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个乡亲，当雇佣兵和伙夫走遍欧美两洲，最后落在东京街头摆地摊，卖“各国西餐”（全是“兵营风味”的食品）。

　　        “越穷越革命”这句话，后来遭到滥用，不大兴时了，四十年前在我们家乡却实在是真理。所以八路军一到，人们的革命热情就迸放了出来，平原成了抗日根据地之一。我参军的时候，同一个部队里常有来自一个村的三四代人。因为多是同族，孙子当班长，爷爷当伙夫，重孙子当通讯员的“父子军”并不稀罕。至今我村军属多，烈属多，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多。平原人，远的不说，从闹义和团算起，为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命运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鲜血啊！

　　        今天我终于看到它“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了。只有共产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才有这奇迹！今夜怎得安眠呢！这二百八十元得来不易呀！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这幸福温饱的景象一度是距离我们这么近、看得这么清晰的。可是阴错阳差，又远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线”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以示我这“戴帽右派”要继续革命，并从此兄弟间断绝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不久之后，一个四十年前领导过我的老同志来北京看病，见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平原一带，就打听家乡真相，他沉默了许久，低声说：“平原人为革命出过力。作为共产党员，我怕见他们。咱们没把事办好啊……”我很困惑，从此，我再不敢打听家乡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随着又有两个同志来访，信是德州地区文化局写来的。来人是距我村只有半里路的一个乡亲——我弟弟的同学。他们说家乡在办一个“小说写作学习班”，叫我去讲点什么。我的天！是我听错了还是当真又“换了人间”？家乡的老百姓居然不仅要看小说，而且还学习起写小说了，这可得是先吃饱肚子才能有的“闲心”咧！曾经有朋友出于善意，批评我的小说是“吃饱饭后的文学”，我并不反感，因为我暗自以为，人在饥火如焚的时刻是无暇顾及什么“三言二拍”、民族风格、现代派、意识流等等闲事的。于是我去了。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访问，看到我离开三十五年后的日本的变化，我是很惊异的。可这一次在家乡所见，其心情就不能用惊异二字所能概括。因为惊异之外还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责、自疚和惭愧。

　　        山一样的棉花，海一样的新房，农民家中的电视机，村姑脚上的新皮靴，这些都使我兴奋。但最使我动心的，是人的变化。有位同部队的战友，渡江战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乡后几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难”。他除去扛抢打兔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他说“干一天活买不来俩鸡蛋，干个啥劲？”可是队里一分东西就去要，人家不给就吵：“老子的伤疤是狗咬的吗？”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几子都离他远去，出外谋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包了块地种瓜，种葵花，两年成二万元户，盖了房，置了车，还养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规定的承包费，他还要多交几百元，并且把买来的机器、农具、牲畜主动供大家使用。他说：“这些年穷得我没脸没皮，成了全村的累赘。现在我这个共产党员要起点作用了，要为国家和乡亲们作点贡献了。”我回村去探望，没想到流落外地几十年的弟媳带着孩子到村头接我。我当年骂他们没有骂回家来，政策一改变，还没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们就自动回来了。她说：“家里有面，有油。哥，回家给你炸馍馍吃。”我的另一个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难，对他妈照顾不好，他妈分出去单过，族人颇为侧目。这次我到他家去，新盖的屋内却端坐着一位本族的叔叔。原来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头，孤身一人，生了几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们悄悄告诉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赶上三中全会，赶上今天，这儿子说不定还是个孝子呢！以前是真穷啊！孩子太多……”我不赞成“衣服食足然后知礼义”的说法，在国外我见过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当人的人。但若说穷限制了人们充分尽到应尽的某些义务，或许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山东这地方却也是勤劳刻苦、古风极盛的礼义之地。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历史形成的某些病变会除去，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会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照耀下获得新的质变与发扬。

　　        在我们村里，我看到领导人已经多半换成我弟兄辈和子侄辈的人了。当年离家时，送我参军和每月往家中运抗属补助粮的祖父、父辈的老党员、老干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现在的领导人，年轻，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满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从抗日时就当村干，几十年来忽而上去，忽而下来，一会儿是“先进人物”，一会儿是“落后典型”，受过乡亲的感激，也挨过不少咒骂，现在退居第二线，这次回家，我母亲特别嘱咐我去看看他，说，“你这叔叔当了几十年干部不容易，邓庄的老百姓不能忘记人家的好处。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众更难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样受穷挨饿，还比群众多受了许多气恼！”回村我见到他，把母亲的话说给他听。他头发光了，牙掉了，头脑却极清楚。听后连连叹气说，“可不敢这么说！我管事的时候，咱村饿死过人啊！你二大娘饿死了，我这个党员总觉着欠全村的债呀！现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像个党员的样子干事了，可我也老了，你们这一代好好干吧，好好干吧！”而年轻的一代人却是很少谈这些往事。他们总是跟我讲“咱村的棉花还不行，得向邻县看齐。”“咱这新房盖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还有草顶呢！还得变，瞧入莲花池，一砖到底的大瓦房，还洋灰抹地咧。只要政策不变，咱们的生产生活就会大变，越变越好！”

　　        现在十二大开过，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也开过了。正确的政策已作为党章国法定下来，乡亲们安心了。他们来信叫我寄一些学文化、学农业技术的书（以前来信不是要钱就是要粮票）。人们显然悟到了一点真理：要改变几千年来的贫困状态，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蛮干也不行，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科学。平原和全国都要大变，越变越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孩子，别小看这“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这是个历史的界标。以此开始，我们甩掉了几千年没断过的饥寒。从此为起点，我们会永远甩掉贫困和落后。应当把这“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几个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价值不会低于颜真卿那块“东方朔画像赞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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