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怀古

　　        关于吐鲁番，人们谈得够多了。它的葡萄和葡萄干，它的轻歌曼舞，它的全球之最的海拔低度，它的烧饼烤炉式的酷热干燥的气候……不说家喻户晓，总算是驰名中外。临去之前我已下了决心，不再写什么关于它的文章了。

　　        然而终于忍不住还是提起了笔。

　　        这“忍不住”开始于交河古城（就是大诗人岑参“饮马傍交河”的那个交河），在颓壁残垣之间，朋友随手拾起一只麻履送给我。麻经呈淡黄色，浅帮，高脸，后跟上有袢，是元以前的旧物。我把玩再三，为了尊重参观制度，临行时把它郑重地放到鼓楼残迹的台阶上。这地方没看守人员，我想过不多久就会被牧羊人或是游客丢弃。但我还是郑重地摆好，带着纷乱的心情离去。此后，在阿斯塔那墓群，在高昌古城，这心情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由吐鲁番县城去阿斯塔那墓地，途经火焰山下，读《西游记》，我很佩服吴先生的想象力。来到火焰山下，却又惊叹人的想象能力的可怜，怎么也赶不上造化的鬼斧神工。八百里火焰山一片赤红，山的皱褶逼似狂燃中的烈焰，在高温气流的折光下摇晃升腾。放眼望去，视界之内所有地面全是火红色，不见一个人，不见一棵草，不见一丝有生命的物质。我正在想，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可是汽车拐了个弯，尖叫着刹住，这就到了阿斯塔那墓群。古墓是在戈壁滩地下的，地表似乎没有封土。一共五十多个墓，我们只看了三五个。斜长的墓道，方形墓坑，有浓艳精美的壁画，有干尸。其它的主要出土物已经送走，展出在乌鲁木齐的展览馆。来此以前我看过。更以前，我在被驱出社会生活，蛰居在一间地震棚中时，读过关于这几个墓的发掘报告。因此，从这墓地到高昌古城，我一直沉迷在幻象中，置身在那个既远离了我们，又几乎是可见可触的世界里。

　　        高昌古城，好大啊！城墙大部完整，垛口整齐庄严，成片的住房，有些只是少了屋顶。街坊市巷，残迹宛然，寺庙中塔楼上，在一个龛里甚至还残留下一尊佛像。院落、官署、王宫的建筑，虽然只剩下了四壁，但格局依然清楚，不难想出身穿窄袖襦衫，长裙曳地，眉贴花钿的唐女当炉卖酒的景象。这门前应拥挤着蓄短髭，着皮靴的武士。官署前来往的是头戴乌纱，着对襟宽袖褥衫，下着白裙的官员。骑马匆匆而来的胡商，应是头戴尖顶卷沿毡帽，帽两侧绣出菱形图案，深目高鼻，大胡子卷在项下。若逢上吉日庙中作法事，香烟缭绕，唱佛号之声是要响遍全城的。

　　        这景象我不是想到的，而是“看”到的，我看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众多木俑，木俑中甚至有一个剧团，几个丑角的面部表情，使我们想起肖长华、芝麻官和川戏的名丑们。几个扮小生的演员，官帽后边露出发髻，证明越剧中女演员扮小生在中国不是独创，竟是千年前的老惯例了。

　　        在千年之前，这片火洲之上能有如此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景象，是我们的祖先经过血与汗的搏斗争来的。斗争的关键就是要统一还是要割据，要团结还是要分裂。

　　        这些木俑，出自阿斯塔那二百零六号墓室，这墓的主人名叫张雄，是个在历史上应当用笔大书的人物，可惜至今除了几个考古学家外，别人还没大注意他。

　　        翻开地图看一看，人们就会发现吐鲁番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半，河西走廊的西口外。从长安出发，不论走北路去乌鲁木齐、伊犁，奔里海；还是过了哈密往南折去楼兰、龟兹，西往波斯，以致南穿塔里木沙漠奔印度，这八百里火洲都是必经之地。所以不论玄奘也好，岑参也好，以及后来发配伊犁的林则徐也好，都在吐鲁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样一个重要地区，自然要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重要据点。汉朝时这里称为“高昌壁”、“高昌垒”，“壁垒森严”是为了保护东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边陲。晋以后，中央政权衰败了，这里就成了几个民族、几股势力角逐的场所。你杀我砍，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主人，到后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拥为高昌王，局势才稳定下来。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势力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还是离心离德，关系着国家兴衰。按历来规律，凡是中央政权稳定、强盛时，地方势力就容易顺从和拥护；中央政府衰败，中原局势不稳，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就增大。张雄却是在中央政府权力更迭、中原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尽全生精力来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张雄出生于隋开皇四年（五八四年），卒于贞观七年（六三三年）。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唐初由乱到治的时期。中原正在捉对儿厮杀，当然顾不上边陲的吐鲁番，弹丸之地的麹氏高昌，只得周旋于周围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权的“铁勒人”派官员给他监国，一边又设法和反铁勒拥中央的实厥结亲，并千方百计去和隋朝联系，争取中央政权的领导与支持。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高昌王伯雅去朝见了他。并隋炀帝去了长安，参加了隋朝征高丽的战争。大业八年，隋朝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双双回到高昌。临行之前，伯雅向隋炀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以示效忠祖国。隋炀帝很高兴，当即下诏：“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势，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不论炀帝干过多少坏事，搞了多少女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地方势力这件事上做的总算正确。

　　        可是这却惹恼了极力控制高昌并心怀分裂野心的铁勒人。他们先是通过监国官员威胁伯雅，使他改变衣冠的计划，因为“畏铁勒而不敢改”；继之煽动对伯雅不满，怀有篡权野心的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台，撵到吐鲁番以外的地方去了。可见搞霸权，弄颠覆，也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恶癖，怪不得一提霸权，世界人民都反感。

　　        伯雅去长安四年，家里谁替他掌政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估计可能就是张雄的父亲。因为张雄的祖父是高昌国官员，死后追赠“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亲是“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和伯雅是郎舅之亲。张雄的姑母是伯雅的“太妃”，并且生了太子文泰。

　　        伯雅被迫流亡时，张雄是陪着一块出走的，就在这次流亡中和后来的反攻中，张雄立下了大功。他的墓志上记道：“属奸臣作祸，伪（指高昌）祚将颠，公出乾候，兵缠绛邑，君执羁靮，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勖隆复郢”。

　　        伯雅和张雄流亡到什么地方，也是没有记载的事。考古学家吴震认为他们逃到突厥统叶护可汗处去了。我赞成此说，因为突厥与铁勒是仇家，他们当时是拥护中央政权的，二来突厥统叶可汗的夫人正是伯雅的女儿，是张雄的表亲。

　　        我们现在反对把私人关系搅和到公事中来，因为这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但发生在封建社会里的这类事，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央政权和高昌、突厥，用一条姻亲血缘的带子连在一起，在当时是有利于祖国的团结统一的。伯雅张雄的复辟战争，不能看作个人权力之争，实在是团结与分裂，统一与割据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张雄的功绩也就在于为维护统一和团结而奋斗不息。

　　        伯雅从下台到复国，用了六年时间。他回来时中原虽已换了王朝，但天下仍未安定，隋朝的王世充和河北的刘黑挞尚在与瓦岗英雄们进行较量。伯雅无法和唐王朝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只好待机。到了贞观初年，可以和唐朝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了，他却死了，换了伯雅的儿子、张雄的表兄弟文泰来当国王。

　　        伯雅被推翻的六年，谁在高昌当权呢？史书不载。从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上看，这六年用的是“义和”年号，（伯雅第一次执政用延和，延和十二年发生政变。他回来后改元重光，表示重新光复，大地重光之义）看来并非铁勒人自己出面，而是用了高昌人作傀儡，我很怀疑就是这个文泰。一则没有见到他跟他爹同时出走的记载，二则他上台以后就一反他父亲的拥护中央的政策，大搞起称霸一方的分裂政策来，凡是途经高昌上中央进贡的西域使节，他一律扣留，抢劫财物，认为“阻漠凭沙”有恃无恐。玄奘去印度取经，也几乎被他留住，真唐僧并无孙猴保驾，只得绝食抗议，这才允许他走了下去。张雄多次劝文泰改弦更张，皆被拒绝。这个忧国忧民的汉子终于忧愤成疾，郁郁死去。死时的官衔是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感谢吐鲁番的干热气候，把他的遗体保存得极好。我在乌鲁木齐展览馆见到这位将军的遗体时，依然身高体大，威武雄壮，只是脸上满是愁苦相，证明忧郁致死的说法可信。

　　        李世民对麹文泰开始是极力团结、争取的，贞观元年赐文泰妻花钿一副，贞观四年召见文泰时，又赐文泰妻姓李，并且封为常乐公主，而文泰一面向唐王朝贡玄狐，献□林狗，一面却背后搞分裂活动。而且在贞观六年和十二年两次袭掠焉耆。唐朝皇帝是有心机的，开始时不动声色，等中原稳固，生产恢复之后，立即下诏叫侯君集帅兵去灭高昌。历来的阴谋家两面派很少不是胆小鬼的。文泰自我扩张，作了几年小霸，仿佛不可一世，一听侯君集带兵来打，竟吓得呜乎哀哉了。只得由他的儿子先行继位，马上就请罪投降。

　　        唐朝灭高昌国后将此地改为西州，州治也挪到交河去，所以岑参的诗上写交河。但唐王朝对高昌国的君民，待遇却是宽大的，对张雄一家的忠于祖国，也颇重视。灭国之后，把他们弄到洛阳住了几年，随后就封文泰的儿子麹智湛做了“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张雄两个儿子，张定和当了“前庭折冲都尉”张怀寂当了“西州行参军”，张怀寂后来又累任了“张掖县令”、“叠州长史”。长寿元年，张怀寂随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平定叛乱立功，受到褒奖，又升任了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司马。

　　        唐朝直接管理西州地方后，这里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昌盛起来。这在张雄墓的两次随葬品中有着极鲜明的反映。张雄死时，随葬十九个木俑，都是用半圆木条刻的，制造简陋，人物的穿着还是黑帷帽，黑衣白裤，女性也没什么修饰，不过多一条长裙。五十五年后张雄的夫人下葬时，木俑的形象却是精雕细作、绢衣彩绘了。而且数量品种都多得多，骑马俑十个，文官俑五个，武士俑五个，另外还有一个剧团的各色戏弄俑，两组驼马人物俑，人物表情生动，衣饰色彩之华丽，充分表现了在中央政权直接管理下，走向繁荣富足、文明昌盛的新高昌的面貌。五十五年前的随葬品，在这相比之下，那封建小国的生活状态就显得十分寒伧落后了。

　　        我站在高昌古城的宫墙下，把这城市、木俑和张雄将军的遗体在想象中组合起来，仿佛置于那个远离了我们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历史发展的一课。人类总是要进步的，而进步则必须由人自己付与血和汗。团结和统一，也是要用斗争所换取。我们一代人只是整个历史链条的一个环结，我们会把属于我们的这一环铸得更坚固完美，光彩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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