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摄制组在伦敦租的一套公寓,在昆士卫一条叫“莫斯科大街”的陋巷内。这有点嘲弄意味,似乎在提醒我们尽管到了伦敦,可还属于“东方集团”。昆士卫也算条热闹的街,是类似**湾仔、北角那种热闹,格调不高。街上有阿拉伯人摆的干果摊和糕饼摊,有些杂货铺。有一家旧货店卖的衣物比北京寄卖行的货品要破旧得多,很怀疑这样的东西在北京是否允许出售。在美国和**这类东西是只能放进塑料袋交给垃圾车的。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地方。拍片之余,宁愿多走点路去剑桥大街或唐人街玩。陶到伦敦的第二天下午,在大英博物馆拍完外景,就到唐人街去吃晚饭,等上菜的时候,他去了一下报摊。这里的报摊很有超脱政治的味道,台湾报,大陆报,欧洲、**、美国、新加坡的中文报纸,不分政治倾向,都放在一块卖。上午是一份一份卖,到了下午,报纸快要失去时效了,就把几种报搭配在一起,用买一份报纸的钱可以看到三份报纸。由此可见,商品搭配之风并非中国大陆首创,乃是全盘西化的结果。只不过中国在洋为中用时稍加变化而已。陶找到了关于搭配风的依据,很高兴。就用花两份报纸的钱买了六份报纸,拿到餐桌上供大家阅读。 陶拿着报纸乱翻,看经济新闻,看商品广告,看女明星秘史,看黑社会内幕……看着看着在**报纸上发现一篇报道。这份报纸的老板是中国政协委员,海外公认这是张中间偏左的报纸。他的读者比纯左派“大公”“文汇”多得多,观点也比较容易被接受。那篇报道说几个学者文人在欧洲开讲演会获得极大的成功。记者以极热情的口吻赞扬中国近年民主之发展,知识分子思想之解放,对他们大胆抨击腐败现象与落后状态的勇气表示钦佩。看得出文章作者是对中国充满了热爱,对中国改革有很高评价的,陶看着如吃一杯凉茶,浑身舒坦。看到最后,有几行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会议中,也有人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但被某教授严辞驳回了。因提问者系台湾出身,有人怀疑此人是否有其他背景,在下以为文人聚会,不宜参入政治意识,想来该公不致如此……” 陶看后,倒吸了口冷气,心想这一定就是指的余,与肥仔说的正对上号么!幸亏没去那女人家,谁知他那位先生有什么背景呢? 接着往下翻,又翻到一张代表台湾官方观点的欧洲报纸,上边也有关于这个会的新闻。这篇新闻的题目就叫《演讲会上的闹剧》。文章以嘲弄口吻说,记者有幸聆听了大陆名人的演讲,虽作开放之状,仍看得出欲言又止的尴尬心态。但能如此指陈大陆政治弊端,确也已属不易。从会上也看到潜在的极左势力之顽强可怖。有来自欧洲某处之某公,当场用红卫兵的左式语言对演讲者提出质问:“儿子不嫌娘丑,你们这样骂自己的母亲,就不知道我们听了是什么滋味吗?遭到演讲者怒斥,扫兴而去……” 陶看完,觉得已经弄明白的事又胡涂了。这位余先生,既是有台湾背景,台湾系统的报纸怎么也骂他?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把两边都得罪了?肥仔说他拗,看来不是一般的拗,八成是个很难相处的人物。怪不得能做出宁叫他太太失约,也不请自己到他家去的事来。再想想他叫自己太太学法文的方式,足见此人是够不通人情的。看来那位女士生活得也未必像肥仔描述得那么好。只不过她从贫困的山东农村来到巴黎,生活水平提高,就算满意而已。幸好没到他家去,若真去了,可能会把原来的想象都破坏,失去一个创作素材,倒不如这样留下想象的余地,反倒可以引出一篇有趣的作品来。 饭菜早已上来,陶边想心思边往嘴里填,不一会儿肚子满满的了,却完全没注意到都吃了些什么,有什么滋味。 饭后,陶心情好了点,就和朋友们去逛街。他们在一个小广场碰到一群庞克,有的把头发理成竖着的齿轮形,使一排尖尖的齿牙刺向天空。有的剃一半留一半,在额头再画上一只眼睛,使人以为中国的二郎爷在*****中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斗歪了那只慧目,偷渡到英伦三岛来了。还有一位女士,把头发染成红黄蓝三原色,脸又从中间分开,左侧涂青,右侧涂白,青的那边以原来的眼睛作基础,把它画成个鸡蛋那么大的一只眼,白的这侧又把睁着的眼睛画成闭着的模样。他们穿得也奇形怪状。有的皮裤皮衣,有的全身褴褛。还有位把大小三面国旗做成短裤乳罩;另一位在帽子上该钉帽徽的地方顶着一个生殖崇拜的图腾。陶看着有趣,想拍张照片,可又有点害怕,怕他们发现揍自己一顿。便叫一位同伴站在面前,装作拍他,实际远远地拍那群庞克。谁知被庞克先生发现了,一起走到陶的面前,客气地说了些什么。陶还以为是提出抗议,谁知翻译说,他们问能不能和他们一起拍张照,他们还没和中国人一起拍过照。陶听了大悦,立即同意,一口气拍完半卷胶卷,便和他们谈起来。一经接触,发现这些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凶恶。他们只是觉得这样生活有趣,并不想侵害别人,对人还是非常客气,很讲礼貌的。陶记下他们的地址,答应照片洗出来后给他们寄去,他们便做义务向导,领他们到了一条有名的古老街道,才友好地分手。这条街上多半是小店铺,有印度人开的首饰店,东南亚人开的餐馆。说不清是哪里人开的服装店,商品五光十色,价钱比较便宜,陶为他太太买了条纱巾。按旅游指南找到一家据说是莎士比亚常光顾的咖啡馆,可惜咖啡馆已成危房,正在修缮。正待要找车回公寓,忽然听到有中国歌声传进耳鼓,依声寻源,找到一间小咖啡间,装饰还算高雅,估计不会有太出格处,便掀帘进去,屋内灯很暗,但一个个小桌上都点上了蜡烛。靠屋子一头,有个小小的乐台,在两个乐手伴奏下,一位炎黄子孙,年轻男士,扭着美利坚舞步,正引吭高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在外国见到自己同胞在弘扬祖国文化,大家自然十分高兴,连价钱都不问,就坐了下来,要了几杯咖啡,凝神欣赏。 那歌手看见新来的是中国人,一边唱着一边扬扬手,并且点了点头,更加卖力地唱了下去。 陶坐下看了一会儿,发现这人面熟,细一瞧,不是外人,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名叫呼尔文。这位朋友是个天才,会画画,参加过七十年代末北京民间办的一次新潮美展;会写小说,曾发表过至少一篇小说。前些年到了美国,在一个大学学文学,陶有次去美国,此人还临时替他当过两天翻译。共同工作中他们闹过一点小摩擦。就是这位朋友总爱热心地指导陶的言行,口头语是:“别这么说(做),美国人不是这么说(做)法的。”有天陶就跟他说:“您注意。我可是个中国人,他们美国人到我们那儿,我们可并不叫他们按我们的口味说和做!”从此他就不再那么热心,过了两天便换了人。此后想起这事,陶还后悔自己太爱激动。他说他的,不按他的办不就完了?何必得罪人呢?此事过去数年,陶已忘却。没想到世界这么小,今天竟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歌手在零零落落的掌声中下了台,就直奔中国人这桌来了,而且马上就认出了陶。人家丝毫没有记恨前嫌的意思,伸出两手说:“幸会幸会,什么时候到的英国?”陶一面答话一面向众人介绍。歌手立刻拉把椅子坐下,要了杯土耳其咖啡,和大家聊天。陶说:“你可真多才多艺,呼尔文,呼尔文,怎么又忽而唱起来了?”歌手说:“在外边闯世界,就得拳打脚踢,哪样能挣钱就干哪样,有钱才能立住脚跟呀!”陶问他:“那么文学呢?你还写作不写?”歌手说:“小说不写了,写那玩艺儿太费工夫,这地方时间就是金钱。但还写诗和散文;不过英国这地方没什么中文报刊,写了还要寄到别国或**发表,很麻烦。”陶问:“你和欧洲的中文报纸有过来往?”歌手说:“是的,差不多的我都发过稿。”陶就拿出执台湾观点的那张问:“你了解这张报的背景吗?”歌手看看说:“台湾官方办的,不光台湾出钱,连编辑、排版都是在台湾,作好再空运到欧洲去印刷。怎么?你对这上面哪篇文章有兴趣?”陶把报纸推给他,指了一下说:“你看看这篇!”歌手拿起来匆匆读了一遍,笑道:“这位余某人是够讨厌的,这类人我在英国也见过。人家刚揭露一点中国的弊病,他们就以卫道者的姿态表示愤愤不平,甚至会痛哭流涕,好像只有他们爱国。你这么爱国,你回中国去呀,为什么还在外边作假洋鬼子呢?”陶说:“不能就凭这个断定他是台湾国民党的人吧?”歌手说:“还要什么呢?若不怀有敌意,怎么会提那种问题!你看看,学者们谈了什么?不就是说中国穷,中国落后,中国缺乏民主吗?不全是事实?还说中国封建专制,腐败愚昧,这不也是事实?我看还揭露得很不够呢。学者文人敢于揭露,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也表明改革开放的成效,所以外国人听了叫好。可这位余先生说什么,他居然说看这几位同胞踩估自己的国家,他感到痛心!还问人家,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用嘲笑自己母亲丑陋来取悦于人,你们有什么感想?呸!这类卫道士,马屁精,*****中我见多了……” “等一会儿,我怎么越听越胡涂!卫道士?你说这位余是卫道士?” “是的!” “他卫哪种道?” “极左之道呗!” “你不是相信他给台湾干事吗?” “当然是台湾派去的,反对改革开放,给言论自由泼冷水,不是台湾派来的谁会这么干!” “那为什么台湾报纸也骂他?” “给他打掩护呗,造个假象,表明他和台湾没关系呀。你刚才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吗?这不就是证据?台湾越骂他越证明他们是一伙呀!” 陶知道和这位歌手是绝对谈不清楚的了,便笑笑说:“多谢老兄指教。不过你老兄的逻辑我一时还理解不透,让我自己再琢磨琢磨吧。咱们换个话题如何,告诉我你近来生活得怎样?” 歌手连连点头,谈起他的境况。他对自己的境况,还是很满意的。经济上过得去,日子过得满舒服,陶问他是否以哪一位红歌星为目标,钻研歌唱艺术?他说:“为什么我要以别人为榜样?NO。我自己唱我自己的,我怎么唱得舒服怎么唱!”陶说:“这么说,你已经自成一家了!”他说:“为什么要成一家?做人么,自己过得愉快就行,干么非要成家呢?成家意味着对别人负责,我干什么要对别人负责?唔,老兄,你这些观念已经过时了……”正说着他的同伴来叫他到别处去赶场,他就匆匆告别而去。陶他们也不想再坐下去,就扬手招呼侍者来买单。侍者过来笑笑说:“先生,你们的帐已经有人付过了!” “谁付的,是刚才唱歌的那人吗?”陶有点意外地问,并掏出几张钞票给侍者,“我不要他付钱,请退还他。” 侍者没接钱,往后退了一步说:“不,不是那位先生付的,是另一位。” “谁?我们这里再不认识别的人了。” 忽然从身后一个桌上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不认识就不可以请客吗?”声音很低,有点沙哑,却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口音。大家惊奇四顾,没看到哪里还有中国人。这时从最邻近他们一桌站起一个老太太来。 这位老太太高高的个子,和身高比起来,显得瘦了些。纯粹的欧洲人面孔和体型,看不出多大年纪,但从脸上的皱纹和那老式的披肩来看,总是比他们要长一辈。那位老太太伸出手说:“不认识不要紧,现在认识也不晚,我叫夏洛特。英国人。愿意和我闲谈一会儿吗?”大家高兴地和她握手,齐声表示欢迎,又原地坐了下来。老太太便把椅子拉过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大家说:“初次见面,怎么好意思叫你付帐。”她说:“小意思。我倒要请你们原谅,刚才我听到了你们和那位歌手谈话,开头虽然是无意的,可是我后来注意听了,很对不起。”陶笑着说:“既是在咖啡间谈的话,当然没有保密性,何况谁也想不到会有懂汉语的朋友在座,而且汉语这么好!比我这苏州国语讲得好多了。” “我母亲是中国人,我出生在北京,在那里读完中学才到英国来的。不过我也是很久没说汉语了。” 陶说:“现在中国到国外来的人很多,这里也有不少华侨,还是有机会说汉语的吧。” “我是个过时的人了,你们那里来的人,包括台湾来的人多半都是新派,他们看到我这样的老古董都扭过脸去。我也不愿意找难堪,所以不大去主动搭讪。至于这里的华侨社会,也不太令我好感。中国人不团结,我看了伤心。比如,人家犹太人在一起总是互相帮助,你在这条街开店生意好,我就不在这里再开店了,另外再开辟新地盘去。中国人呢,你在这里开个饭店生意好,明天他一定也挤到这里再开一个,还要卖得比你便宜。自己人挤兑自己人,叫外人既得利又看笑话……唔,你看我又扯到哪儿去了,难怪人家不愿和我谈话。” 陶说:“不,你谈的这些,对我们不说都是新闻,听着也很有兴趣。” “我只要讲得自己高兴,并不管人爱听不爱听。刚才你们说话我听见了,我想冒昧地谈点我的看法,一个爱中国的外国老人的看法。” 大家说:“那太欢迎了。我们洗耳恭听。” 老太太说:“你打听那位反对演讲的先生有没有台湾背景是吧?” 陶说:“是的,因为报上这样说。” “为什么问他是哪边的人呢?我看在这件事上,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有没有道理!不要管他哪里来的,谁说的对,真理就在谁这边,你们说是不是。”大家点了点头。 老太太接着说:“我没看过这张报纸,不知那些学者文人说了些什么,刚才那位歌手不是说他在英国也见过卫道士式的人物吗?碰巧我在这里也听过国内来的人演讲。我说的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两处。我是抱着了解中国的愿望去听的,听完后我的感觉,可以打个比方来说明,这比方还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受到的启发。比如我们去动物园看孔雀,那个讲解员叫我们蹲在孔雀屁股后面看它开屏。并且说这就是孔雀最美的形象,我们会怎样想呢?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不是真实的存在,可我们也绝不能承认我们看到的就是完整的孔雀,因为这不是孔雀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孔雀的主要特征。真正使孔雀成为孔雀的,是人们从正面看到的它开屏时的模样。我们能说这是个好讲解员吗?如果这孔雀是他饲养的,他绝不会这么干,因为这对孔雀不公平……” 老太太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摇了摇头,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听的人也屏住了气,有的低下头在想什么,有的下意识地做着小动作。扶扶杯子,摸摸下巴。 老太太平静了一下自己又接着说:“我有次听这样的演讲,听完就像报上骂的那位先生一样,想站起来问问,你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在台上骂中国,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半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滋味?知道不知道在座的外国人在拿什么眼光看中国人?我长得不像中国人,他们不用那种眼光看我,但他们在用怜恤、轻视的眼光看过中国人后抛给我一个同类之间自得的、默契的眼光,使我心里更难受。中国是我母亲的国家,我不能嫌我母亲的国家丑,也不允许别人嘲笑我的母亲丑,因为我爱中国,我把中国人看作我的兄弟姐妹,这就是我要请你们喝咖啡的原因。我不是说中国样样好,哪个国家也不样样都好!样样好还谈什么改革呢?可做个中国人,你总得看到中国的好处,而且得承认自己也有使它越来会越好的责任。那位挨骂的先生我不认识,甭管他是哪儿来的,他比报上夸的那些人更叫我喜欢,八成他也像我一样是个老古董!” 老太太喝了口咖啡,吁了口长气说:“也许你们觉得我有点太感情用事了吧。好,抛开感情,讲公理吧。大家不是都拥护民主喜爱自由吗?好,你有揭露中国阴暗面的自由,有批评**的民主,听众不也有和你意见不一致的自由?反驳你的观点的民主吗?你在台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人家在台下唱唱反调怎么就要群起而攻之呢?好像中国的左右两派,在这点上倒像是精诚合作了,我感到悲哀!” 老太太过于激动,停下不讲了。人们就由衷地说了些赞同的话和安慰的话,随后,为了使心情轻松一下,又换个话题,谈了些英国的风俗民情。分手时向老太太要名片,她说:“我不印名片,记不记得我的名字没关系,只要记得海外还有我这样半个炎黄子孙,还有这么一种爱中国的人就好。” 这晚上陶很久没睡着,他想如果有机会去巴黎,他还是要认识一下那位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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