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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华人领袖


我让老包打听打听阿旺的消息,老包通过领事馆收到消息,阿旺死了。我非常震惊,连忙追问怎么回事。

        老包说:“阿旺扛着箱子去送货,路上撞倒一个醉酒的英国佬,英国佬怒气冲冲上去推开阿旺,并且砸坏了屏风,阿旺的犟脾气也上来了,冲上去抓住英国佬叫他赔钱,英国佬想一拳把他挥开,阿旺就是抓住他不松开,英国佬的拳头不停的朝阿旺头上砸去,英国佬身强力壮,阿旺渐渐地就没声了。”

        我问他:“那现在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了。”

        老包摊开手,说:“英国人在香港享有特权,打死人的英国佬又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公子,阿旺无权无势,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很愤怒,感觉胸中的那团火就要烧起来了。是呀,多少次看到外国人像踢打牛马那样对待我们的同胞,不,一般外国人爱护动物,不会踢打牛马,我一边的理智告诉我他们有特权,拿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忍耐,但是另一边我的情感却备受煎熬,侮辱、愤怒、悲哀,各种情绪向我涌来就快把我淹没。

        我大骂:“他妈的,见他鬼的特权,太混蛋。”

        我看了看老包,想到他也是一个外国人,我这样说他会不会不舒服。

        老包看着我,认真地说:“我的母亲是一个爱尔兰人,我算是半个爱尔兰人,我深知种族歧视的痛苦”,他说,“munny,他们都是傻瓜,种族歧视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像月亮的两面,一面是阴暗面,一面也有光明面,外国人在中国的侵略、蛮横是野蛮凶狠的一面,老包这样的人也让我们看到国外先进、文明的一面。

        我说:“我要为阿旺讨回公道,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老包点点头,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和老包出了报社就直奔阿根嫂那里,阿根嫂住的地方是偏僻的陋巷,老包这个外国人怕引起反感,我喊了一个黄包车和他坐进去,又让老包用团扇遮住脸,就在巷口,几个小童发现了老包,他们捡起地上的石头朝他扔去,一个石头砸到他的脸,外国人在广州经常欺负中国人,小孩子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好。我转过脸看去,老包眉毛上流血了,我赶紧下车作势要批评这些孩子,老包下了车,却没有一点生气愤怒,只是叮嘱孩子们要注意安全,还拿出包里的糖果分给他们,小孩愣在那里不敢接过,一个大小孩飞快接下带着一帮孩子们跑走了。

        走进屋子,阿根嫂子正面如死灰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阿旺的衣服,码头货船上的人已经把阿旺的死讯带回来了,我和老包凑了一些钱带给阿根嫂子,这趟生意是我介绍的,现在阿旺出了事,我心里也责怪自己。阿根嫂子只是请求我把阿旺的尸体带回家乡安葬,不能让他客死异乡。

        我和报社告假一个月,出发去香港。临上船前,老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怎么能少了他。他家里亲人在香港,我可能会需要帮忙。他不由分说一屁股坐到我地旁边,我张了张嘴,感谢地话又咽了回去。

        香港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了英国,缘起于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一个深海港,适合军舰停泊,被英国武力抢夺去。当时两广地区盗匪很猖獗,社会动荡,不少人移居到香港。我幼时看到唐家村的一个富户家里曾经遭到一伙强盗抢劫,这群人辫子盘在头上,光着上身,有一股危险的味道。他们远远地就大喊肚子饿,要借粮,闯进了富户家。富户的一个邻居帮着说项,最后富户赠给他们几十担粮食。邻村也不断发生盗匪绑架富户的事情,一个晚上邻村一个富户的6岁儿子从家里被绑匪强抢,要挟勒索钱财,富户去交钱,一去不回,第二天发现他被强盗绑在一根竹竿上沉了湖,直到浮出水面才发现。有不少富户怕出事,都移居到香港,带起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当时香港的英国人有一万多人,华人有十几万,华人的数量增加,但是华人的地位却没有改善,香港实行西方律法,可是西方律法适用于英国人,华人犯罪受到的刑法更加残酷,鞭刑打得犯人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打死,这样残酷的刑法只针对华人。

        香港存在种族歧视,比如香港的电车是双层的,最上面一层是富人专座,可能因为视野较好,在乘坐时可以欣赏风景。法律解释有利于英国人,英国人和华人犯罪是双重标准。英国人在香港有殖民宗主国的优越感,认为华人和英国人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甚至把鞭刑带入香港,鞭刑用的鞭子不是普通的麻绳,是用九股浸过桐油的粗麻绳合成一股,犯人在公开市集上被反绑在柱子上行刑,一鞭下去打得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打死,每次行刑都有一大堆人围观。英国自诩为文明大国,但在殖民地却使用过去原始野蛮的刑法,美其名曰这样可以使华人受到震慑减少犯罪,但是他们自己却早已在法律中废除了鞭刑,可见,他们还是以香港的太上皇自居,只要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他们必定想办法阻止实施,动辄就上书殖民地大臣和女王,香港的华人不过是二等公民。

        我曾经在廷芳那里听到一个法律案例:一个华人因为虐待老鼠而遭到逮捕,因为老鼠在家里太猖狂,到处偷吃食物,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主人气不过把一只老鼠的四肢钉在四角板凳上示众,法院以虐待动物罪判他罚款10元,他嘴里嘟囔不公,只得缴纳罚款。英国人在香港山上四处打猎,残忍捕猎的行为却没有受到处罚。

        我和老包借住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寓,他的朋友从一个认识的熟人那里打听消息,阿旺的尸体送到皇家医生处要解剖,我大惊,忙问:“尸体不能领回安葬吗?”

        老包说:“香港的医疗法规定死后要按照英国的下葬方式火葬,为了检查是否死于疾病,尸体先要解剖。”虽然从公共卫生方面有一定好处,但是明显西医是凌驾于中医之上,不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下葬方式。我想既然答应了阿根嫂,看看能不能有变通的办法运尸体回广州安葬。

        老包说:“华人反对剖尸,有钱人都重贿皇家医生,把尸体带走安葬,无钱的人只能任人宰割了。”

        我问老包,“这种做法没有华人反对吗?”

        老包说:“反对没有用,凡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都遭到英国人的反对,其中还涉及到皇家医生的特权,阻力很大。”

        我又问老包:“打死人的英国人怎么判?

        老包说:“打死人的英国人是一个官商之子,其中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关系所在,事情被压下来了。”

        “那赔偿有吗?”我已经愤怒之极了。

        老包说:“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也没有判刑。”

        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受,觉得不能就这样白来一趟。

        我对老包说:“我不相信香港就没有正义之士,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向民众公布,争取民众舆论的支持,通过社会舆论把是非曲直陈述清楚,不能只让英国人主导发声,愚弄大众。”

        老包点点头,说:“黄胜在香港办了中文报纸,主要对象是华人,我们可以在上面刊载消息。”

        我和老包联系了黄主编,老包主笔报道此事,他用中英文报导,可以唤起英国人的注意。我请汤神父写了一篇讣告,讲述他帮助教会收养盲童的故事,附上他对阿旺品行的保证,一起交给老包刊登。黄胜联系当地的华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请愿团,要求总督重新审理此案。

        消息刊出以后,长期受到压制的华人愤怒了,许多华人组织起来声讨、抗议,法院迫于舆论压力,答应重新审理此案,可是他们并不甘心,提出要有一个具有大律师资格的华人当阿旺的代理律师才能审理,我学的是美国律法,和英国律法还是有差异,不能够出庭。就在我左右为难之际,远在英国的廷芳看到消息回来了,他说他要为阿旺代理这场官司。

        廷芳在英国林肯法学院学习,朝夕钻研法律,精通英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林肯法学院是世界四大著名法学院之一,他的资质文凭都得到法庭认同。

        上庭以后,他一一驳斥对方谬论,援引法律条文和案例,法官被驳斥地哑口无言,一直自诩为英国绅士的法官已经不顾形象大吵大骂起来,辩论变成了吵架。廷芳毫不畏惧,予以争锋相对的驳斥,法庭庭审一度中断,择日宣判。

        新闻报纸把整个过程报道出来,一时舆论界哗然,为了显示法律公正,挽回负面消息,总督介入此案,法院改判那个英国佬入狱五年并支付巨额赔款。

        廷芳乘胜追击,向总督递交了华人的请愿书,要求香港废除针对华人的鞭刑,最终总督轩尼诗同意废除鞭刑的提案。香港的华人视廷芳为华人“领袖”。港督轩尼诗很赏识廷芳,经常找他到总督府商量意见,轩尼诗比较同情华人的处境,他认为香港的繁荣要靠所有在港华人一起努力,承诺改善华人的的待遇,提高华人的地位。

        香港的英国人认为港督袒护华人,联名上书给女皇反对此事,要求调离总督。为了维护华人的利益,轩尼诗的去留非常关键,廷芳联络黄胜,让他发起华商联名上书请愿留任港督轩尼诗,还向殖民地大臣提交了香港在轩尼诗总督任期内经济繁荣发展的报告,英国决定轩尼诗继续留任,廷芳大获全胜。轩尼诗投桃报李,想招揽廷芳到立法局任职。廷芳辞谢总督轩尼诗的挽留,准备返回英国继续学习国际公法。

        就在此时,一位六十多岁的大清进士郭嵩焘正心急火燎地派副手刘锡鸿到香港截住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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