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2)
吃完饭,还要送上礼物,有皮包,有衣服,还有购物卡,每次都是几千元,甚至是上万元的。
于艳梅每次出席回来,就对王一鸣提醒说:“这不好吧,我们接受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是要犯错误的。”
王一鸣说:“有什么办法?你要在众人面前拒绝他们,或者推来推去,他们就觉得,我们不信任他们。吃了喝了,又收了礼物,人家才放心。你要是不收,一场饭局也不参加,等到了换届的时候,他们给我打的考评,都是不及格的,到时候上级部门才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些厅局长们,也得罪不得啊,他们手中有选票啊,省部级干部的民意测验,主要就是这些人参加,你说我要是一个也不接触,谁的礼物也不收,谁的饭局也不参加,他们就认为,我看不起他们,到时候他们合伙和我对着干,我也难在西江省呆下去。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实在是没办法,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样你自己,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还怎么做事情?”
于艳梅说:“好吧,我们就是收了礼物,也不干非法的事情,这些包,可以拿来用,购物卡,还交给小龚,你们到了年底,用到那些穷孩子身上,这样我们没有坏良心,就是有人查了,我们也能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做官,可不能不知不觉的,成了贪官污吏,那样就是活着,也不安心啊!你看那些出事的官员,多可怜,自杀的自杀,被枪毙的枪毙,一辈子平平安安的活着不好吗!咱们不学他们。”
王一鸣说:“你就放心吧,我这是同流而不合污。不这样,考评通不过,在西江省就不能立下足,到时候灰溜溜的回北京,那多丢脸啊,见了赵老怎么说,他该说,我太没有政治智慧了。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希望。”
于艳梅说:“好,我相信你,一定要把握住,咱金钱方面不出事,男女关系方面也洁身自好,就没有大的污点了。”
王一鸣说:“放心吧,我会把握好的,我的抱负,还没有施展呢,就让我灰溜溜的走,我不甘心。”
休息了几天,看留在省城里,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了,王一鸣就向杨春风提出,自己要到最贫穷的地方,到那些边民那里,实际看一看情况,心里有数。在年底全省开扶贫开发会议的时候,也好有的放矢。
杨春风说:“好,是应该去看看,你先去探探路,等中央领导来了,我们好安排。每到年底,都有中央主要领导,来西江,以前我们安排的地点,他们都看过了,你这一次,可以选几个新点,如果合适,我们就把中央领导下一次往那里带,让他们也看一看西江最贫穷的地方,有了中央领导的指示,那些跟着的各个部委办局的头头脑脑,就会在发放补助的时候,多给我们下发一些。他们大笔一挥,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到了我们这里,可以办不少事情了。”
王一鸣说:“好。”
于是让游金平联系了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团省委,省民政厅等各有关厅局,派员参加。
星期一上午,十几辆汽车,前面是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向边境的沿边市进发了。
沿边市的领导接到王一鸣要来边境考察的传真后,马上就组织人制定好了接待方案,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市委书记和市长,带着随员,早早的就等候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了。
王礼坐在王一鸣身旁,于艳梅嫌一家人都去,影响不好,就留在了省城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到了市里,先在宾馆里住下,下午三点,听了市委书记做的工作汇报,在市里看了看几家企业,都是轻车熟路的路线图,每有上级领导来考察了,当地的官员们,总会出于炫耀自己政绩的考虑,把当地最好的几家企业,作为标本,让上级领导看一看。
王一鸣这一次本来是考察扶贫开发的,他们也安排,因为这个是亮点,会对上级官员,留下好的印象。几家企业,有的是食品企业,有的是服装企业,有的是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生产经营都是最红火的。现在哪里,都能找出几家这样的企业,当地的官员们,也就是靠这一手,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他们害怕,上级领导来了,什么好的也没看,你就把他领到全市最贫穷的地区,那些穷的就差当掉裤子的边民那里,那对你的工作,有了这么一个印象,还能有你的好吗!所以,不管你是考察什么的,都让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是有亮点的,那些穷的边民,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一届领导可以解决完的。跟我的领导水平,没有关系。这样他们的官也就保住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汽车就往边境出发了。
越往边境走,公路越来越窄,路况越来越不好。到了大山深处,连找一块开阔地,都不好找了。两边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七月底的大山里,上午气温逐渐升起来,临近十一点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晒在身上,就非常烤人了。王礼坐在车里,感觉不到外面的温度,他感到非常好奇。路边偶尔经过的村民,都是戴着斗笠,穿着白色的长袖衣服,就那他们的脸上,也被周围的温度,烘烤的红彤彤的。当地人的皮肤,都是又黑又红,在房前屋后,看到的小孩子,皮肤晒得黑的快赶上非洲人了。
车子停稳后,大家下来,才知道是一个村委会的院子。当地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在路边等着了。
王一鸣下来,和当地的干部,一一握了手。大家徒步就往附近的几十户人家走去。村支部书记一边走,一边向王一鸣介绍整个村子的情况。
王一鸣问:“你们这里,平均年收入有多少了?”
村支书说:“去年向乡里报的,是650。就那还把村民每家每户养的鸡、养的羊都算上了,要是不算上这个,连500都不到。”
王一鸣问:“这么多钱,能生活吗?”
村支书说:“哪里够?连吃饭都不够。要是没有乡里的补助,每家每户,都过不去。打的那些包谷、稻谷,只够吃半年的。”
旁边跟着的乡长说:“我们给这些边民,从去年开始,都上了低保了,一个人一个月,有50块钱,每年还有一批大米。”
王一鸣说:“这个标准,还是太低了吧。”
乡长说:“没办法,乡里已经尽力了,财政困难,现在乡里光借的债,都有六百多万了。都是历年欠下的,现在每天到乡里要债的,都成堆,没办法,我们也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下去,就拖。”
王一鸣问:“怎么借了那么多钱?”
乡长说:“我也不完全清楚,反正一年一年,就累积下来了,有的是乡干部的集资款,有的是村民存在乡基金会的存款,后来基金会垮台了,账都是乡里背。还有的是建筑赊账,有一部分是吃喝费用。前任领导借的,调任了,就给后任领导留下来了。”
王一鸣问:“现在乡里有什么收入?”
乡长说:“不让乱收费了,各种提留也没有了,能够收上来的钱,只有一项计划生育罚款了。其他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花多少钱,都是县财政统一预算,乡里没有单独的预算了。有一些办公费,人头费,都是寅吃卯粮,日子过得轻松不了。”
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靠借债卖地过日子,对这个情况,王一鸣是知道的。因为国家自从在1994年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后,几乎所有的优良税种,中央政府都弄到手了,地方上效益好的国有大企业,税收也被收归了中央,而地方上,事情没有少,原来有好多可以收费的项目,都被中央明令取消了,财源一下子少了许多。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等,要干的活多,手中掌握的钱少。怎么办?城市政府还好点,因为手中有地,他们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独家经营,靠哄抬地价,卖地过日子。
到乡镇这一级,发达地区还好些,老少边穷地区,哪里有什么房地产开发,于是只好是捉襟见肘,靠借债过日子。王一鸣在部里时,就了解这些问题,现在的国家,是中央财大气粗,手中有花不完的钱,一个项目,几千亿。而地方上,就成了叫花子一个,到处是到北京跑项目要钱的。这是典型的头重脚轻。
说着话,就到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连一个院子也没有,就是孤零零的两间屋子。王一鸣看那房屋,是用木板拼的,由于木板不规则,有的地方,露出有鸡蛋大小的洞。上面蓬着的是石棉瓦。这样的房屋,雨下得大了,也是挡不住的。到了冬天,更不挡风。甚至风刮的大了,屋顶就被掀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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