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杨春风看他还谦虚地站在那里，就透过老花镜的玻璃镜片，看了他一眼，用手中的钢笔向下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来说话。得到明确的指示，高天民才拉开旁边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等着老板发话。

        杨春风把文件顺手递过来，说：“你先看看这个。”

        高天民连忙双手把文件接过来，捧在手上，打开仔细看了两遍，立即明白了这份文件的分量。尤其是最后一行字，已经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即将到西江省任职的王一鸣，在今后西江省政坛上的特殊地位。这样写，接班人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对于王一鸣，高天民也是知道一些的。虽然王一鸣到西江多次，但因为业务上两人没有交叉，出门接待王一鸣的，一般都是省政府那边的。高天民陪同杨春风到北京“跑部”，到部里汇报工作时，也是部长出面接待，王一鸣有时候参加，有时候不参加，反正双方都是一大堆人，乱哄哄的，分坐两排，大家见面了只是礼貌上握握手，笑着点一下头，走到大街上，再见面，几乎都不会认识。

        倒是西江省驻京办的主任汪忠，特意和高天民提起过王一鸣，说他在部里，对西江省特别关照，只要是西江省的事情，找到他，能办的，他会一口答应下来；不能办的，他会毫无保留地指出问题所在，怎么样加以改进，找谁具体运作。不像那些官场上的老油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就变本加厉地不办事。逼得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很是为难。不送礼吧，事情办不成；送礼吧，太轻了就更加逗弄起他们的胃口；送大礼吧，肯定是违法的事情，况且都是为公家办事，谁也不会掏自己的腰包，还得瞒天过海，想办法，从公家的口袋里打些主意。但一旦出事，就把自己牵连进去了。为了给公家办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你说我们冤不冤？所以啊，像王一鸣这样的京官，简直是太难得了，又年轻，又清廉，还平易近人，每次到他办公室或者家里，都是客气得不得了，他老婆于艳梅，也是落落大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当外人看，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还跟你聊几句家常。我们这些人，你说算什么人？说白了就是各个省份驻守北京的奴才、联络员，所送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搁哪个副部长的家里，都不算什么东西，人家有的人怕麻烦，就不跟我们地方上的人来往，你千辛万苦送的东西，人家根本就不领情，就是到了门口了，也不会给你开一下门，让你进去，坐上一分钟。我就有多次这样的经历。送年货的车子都到楼下了，我低声下气地打通电话，说：“是某某部长家吗？”

        接电话的是个女性，开口就是冷冰冰地来了一句：“你什么事？”

        我说我是西江省驻京办的汪忠，我们省杨书记到部里汇报工作时，我曾经陪同去过，部长和我握过手的。部长常年对我们西江省没少关心，这不快过春节了吗，省委杨书记安排，要送点我们西江的土特产，表示一下心意。

        对方口气略微缓和了一下，就是：“那不用了，心意我们领了，你们请回吧，部长不在家，有问题到办公室谈吧！”说完不等你讲话，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汪忠说：“你说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一个孙子似的，屁颠屁颠地把礼物送到人家门口，却连门口都不得进，还吃了这么个闭门羹，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他们那些京官，咋就这样看不起我们西江人哪！”

        高天民看着自己的部下，说到伤心处，一个五尺高的大男人，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也激动地从自己的老板椅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转着圈说：“小汪，你的辛苦我理解，不容易，简直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这几年，是你们驻京办工作最难开展的几年。大环境如此，短期内不好改变啊！要怪都只能怪我们上一届的领导人，尤其是我们省的谢青松书记和钱名贵省长，他们一个锒铛入狱，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一个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被处决的省部级正职高级干部，他们的腐败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使我们西江省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听说，前两年，谢青松和钱名贵刚被抓的时候，北京的官员只要一听说是我们西江省的官员要到办公室汇报工作，都紧张得不得了。连忙打开办公室的门，故意大声说话，或者喊一个人，在旁边记录，生怕别人说，他会见了西江省的干部，私下里又收了什么好处。弄得我们西江省在京城里臭名远扬。我们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在京城里摆好酒宴，想请一个部长、副部长的吃顿饭，谈谈公事，通融通融感情，都是非常难。看来这人哪，都是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啊！”

        王一鸣这个人，在高天民的印象中，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对西江省雪中送炭的人之一。没想到这么凑巧，王一鸣竟然到西江省出任副书记了。看来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了。

        高天民翻来覆去地把文件又看了一遍，才轻轻放到杨春风的面前，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杨春风，问了一句：“老板，你的意思是……”

        杨春风用手习惯地梳了梳他那耷拉在头顶上、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说：“看明白了吗？有什么想法？”

        高天民一听，就明白了，杨春风是要自己先谈一谈看法，和他自己的看法印证一下，他这个秘书长，说白了，就是为杨春风服务的，是省委的大总管，也是一把手身边的高参。事情要会办，还要会谋划大事情，没有这个能力，窝囊废一个，谁也不会把你放在这么关键的位子上。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他高天民已经练就了非凡的本事，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前省委书记谢青松和省长钱名贵双双出事的时候，作为地市级的市委书记，得以自保，一点事情也牵连不了他，仍然稳居自己的市委书记的位子。在杨春风出任省委书记后，他又从本地官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新省委书记的信任，迅速升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谢青松和钱名贵先后锒铛入狱后，牵连了一大批的官员。受到审查的地市级的书记和市长，有六七个，各个委办厅局的正职和副职，有几十个，最后被撤销职务的，有十几个，锒铛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有五六个，一时间引起了西江省的官场地震。中央鉴于西江省的严重情况，从外地大批地调进省部级干部，充实各个领导岗位，省委书记杨春风和省长刘放明，都是从外面调进来的。三年来，整个西江省提拔的省委常委，本地派，就是他高天民一个人而已。历经几朝都安然无恙，别人私下里都叫他官场上的不倒翁，高天民有时候也会为自己的政治智慧而暗自高兴一番。当然那都是在老婆面前，在最私密的场合，在最得意忘形的时候。

        他老婆范金花早年是县棉纺织厂里的一朵花，省纺织学校毕业，一米六五的个子，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走路袅袅婷婷，前凸后翘，是厂子里出了名的美人。她老爸是这家国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军转干部出身，曾经是副师级干部，而当年的高天民，是一个贫穷的乡下孩子出身，高中毕业后，在农村的中学当了几年的代课教师，恢复高考后，好不容易考上了省里的财经学院，上了三年，混了个大专文凭，被分回了县里。正好棉纺织厂财务部缺乏财务人员，他就到了厂里的财务科，做了一位出纳会计。

        当时的高天民个子不高，穿着又土，其貌不扬，在上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更是入不了美女们的法眼。当时范金花由于各个方面的条件很好，追求她的小伙子，是一打又一打。范金花在厂里的人事科，高天民在财务科，都在一层楼，低头不见抬头见，但高天民发现，范金花甚至都没正眼打量过他一下。

        那个时候，正是美女范金花做梦的年龄，21岁的年纪，她在心里把那些认识的小伙子的面孔逐个过滤了一遍又一遍，想从中找一个，作为自己的如意郎君。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高天民，会成为她最终的老公。

        高天民到了厂子里，很快就因为自己的聪明肯干，获得了上上下下的好评。他做事严谨，滴水不漏，凡是领导交给他处理的事情，都能够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最关键的是他细心，善于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有一次厂党委书记老范要到省里的工业局开会，临走之前，说要带一个办公室里能喝酒的人，到了省里，一旦应酬起来，好为自己当当挡箭牌，抵挡一阵子。但办公室里女同志多，能喝酒的是不少，但老头害怕别人说闲话，说女的就不带了，带个男的吧！选来选去，别人就提醒他说，财务科新来的高天民据说有些酒量。过年的时候，大家聚会，他一口气喝下半瓶西江大曲，脸不红，像没事情一样，照样坐下吃饭。问他能喝多少，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在省城里读书时，参加同学们的聚会，从来就没有喝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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