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迷迷糊糊间，我看见一些面孔，停留，又退去。他们弯身望着我，问我问题。他们统统在问。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我身上哪里发痛吗？我知道我是谁，我浑身发痛。我想告诉他们这些，可是痛得无法开口。这些我从前就知道了，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两年前，也许是十年前。我想和一个脸抹胭脂、眼涂黑影的男孩说话。那个孩子。是的，我现在看见他了。我们似乎在轿车里面，那个孩子和我，而我知道开车的不是索拉雅，因为她从来不开这么快。我想跟那个孩子说话——似乎跟他说话是顶要紧的事情。但我忘了自己想说什么，或者为什么跟他说话那么重要。也许我想告诉他，让他别哭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也许不是。由于某种我说不上来的原因，我想谢谢那个孩子。

        面孔。他们全都戴着绿色帽子。他们进进出出。他们说话很快，说的语言我不懂。我听见别的声音，别的噪声、哔哔声和警笛声。总有更多的面孔，俯视下来。我谁也记不清了，只忆起一张面孔，头发和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上有喱水，帽子上有非洲地图似的污迹。肥皂剧之星。那很好笑。我现在就想笑。但发笑也会疼痛。

        我昏过去。

        她说她叫艾莎，“跟先知的妻子一样”。她头发有些灰白，从中间分开，扎着马尾辫；她的鼻子穿着太阳形状的扣子。她戴着眼镜，双眼看上去突出。她也穿绿色衣服，她的手很柔软。她看着我凝望她的笑容。用英语说话。有东西插进我胸膛一侧。

        我昏过去。

        有个男人站在我床边。我认识他。他皮肤黝黑，又高又瘦，胡子很长。他戴着帽子——这些帽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毡帽？帽子斜斜戴在一边，像极了某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著名人物。我认识这个男人，几年前，他开车送我到某个地方，我认识他。我的嘴巴不对劲。我听到一阵泡泡的声音。

        我昏过去。

        我右臂灼痛。那个戴着眼镜和鼻子穿着太阳状扣子的女人弯身在我的臂膀上，插进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她说那是“钾”。“好像被蜜蜂叮了一下，对吧？”她说。确实是。她叫什么名字？似乎和先知有关。我也认识她好几年了。她过去常常扎着马尾辫，现在它朝后梳，挽成发髻。我和索拉雅初次交谈的时候，她也是这个发型。那是什么时候？上个星期吗？

        艾莎！想起来了。

        我的嘴巴不对劲。那东西插进我的胸膛。

        我昏过去。

        我们在俾路支的苏莱曼山，爸爸在跟一只黑熊搏斗。他是我小时候的爸爸，飓风先生，高如铁塔，孔武有力，是典型的普什图人；不是盖着毛毯那个委靡的人，不是那个脸颊深陷、眼神空洞的人。他们，爸爸和黑熊，在一片绿草地来回翻滚，爸爸棕色的卷发飘扬着。黑熊吼叫，或许那是爸爸的叫声。唾沫和血液飞起，熊掌和人手相击。他们倒在地上，发出巨响，爸爸坐在黑熊的前胸，手指插进它的鼻孔。他抬头望向我。他是我。我在和黑熊搏斗。

        我惊醒。那个瘦长的黑汉子又在我床边。他叫法里德，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和他还有一个男孩在车里。他的脸让我想起了铃铛声。我口渴。

        我昏过去。

        我不断清醒了又昏过去。

        原来那个有着克拉克·盖博胡子的男人叫法鲁奇大夫。他根本不是肥皂剧明星，而是一个专治颅颈的外科医师。不过我总是把他当成阿曼德，某出背景设在一个热带岛屿的肥皂剧的主角。

        我在哪儿？我想问，但无法张口。我皱眉，呻吟。阿曼德笑起来，他的牙齿真白。

        “还没好，阿米尔。”他说，“不过快了，拆了线就好。”他的英语带有浓厚的乌尔都语翘舌音。

        线？

        阿曼德双臂抱胸，他的小臂毛茸茸的，戴着一条结婚金链。“你肯定在想你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很正常。手术后总是有这种茫然的状态。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我想问他线的事情。手术后？艾莎在哪里？我想看见她的微笑，想拉着她柔软的手。

        阿曼德皱眉，扬起一道眉毛，看上去有点自以为是。“你在白沙瓦的医院。你在这儿两天了。你伤得很重，阿米尔，我得对你说。要我说，你能活下来真的很幸运，我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伸出食指，像钟摆那样来回晃动。“你的脾脏破裂，幸运的是，很可能是后来才破裂的，因为你的腹腔有出血的初期症状。我那些普通外科的同事已经给你做了脾切手术。如果它破裂的时间早一些，你也许会流血致死。”他拍拍我的手臂，插着输液管那边，露出笑脸。“你还断了七根肋骨，其中有根引发气胸。”

        我皱眉，试图张开嘴巴，却想起有线。

        “也就是说，你的肺被刺破了。”阿曼德解释说，他拉着我左侧的一根透明塑料管，胸腔又传来阵痛。“我们用这根胸管弥合裂口。”我顺着那根管子，看见它一头插在我胸前的绷带之下，另一头插在装着半罐水柱的容器里面。泡泡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你身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创口。也就是‘伤口’。”

        我想跟他说我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是个作家。我想要张开嘴，又忘记缝着线了。

        “最严重的创口在上唇。”阿曼德说，“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从人中裂开。不过别担心，整容医师帮你缝好了，他们认为你会恢复得很好，不过那儿会有道伤痕。这可避免不了。”

        “你左边眶骨组织破裂，就是你左眼眶的骨头，我们也替你修好了。你下巴的线要过六个星期才能拆，”阿曼德说，“在那之前，只能吃流食和奶昔。你会消瘦一些，而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你说话会像电影《教父》第一部里面那个阿尔·帕西诺一样。”他笑起来，“但你今天需要完成一项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你今天的工作是排便。你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喂你吃流食。不见粪便，不给食物。”他又哈哈大笑。

        稍后，艾莎帮我换输液管，又善解人意地摇起床头。随后，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脾脏破裂。牙齿脱落。肺被刺穿。眼眶裂开。当我看见窗台上有只鸽子啄食碎面包的时候，忍不住想起阿曼德或者法鲁奇大夫适才说过的话。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他说，从人中裂开。从人中裂开，像兔唇那样。

        隔日，法里德和索拉博前来探望。“你今天知道我们是谁吗？你记得吗？”法里德半开玩笑地说。我点头。

        “赞美安拉！”他说，喜气洋洋，“不用再说废话了。”

        “谢谢你，法里德。”我透过缝着线的下巴说。阿曼德说得对——我听起来确实像《教父》里面那个阿尔·帕西诺。而我的舌头让我大吃一惊：它伸过我赖以进食的牙齿原来所在的地方，却是空空荡荡。“说真的，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

        他摇摇手，脸色有点尴尬：“别这么说，没什么好谢的。”我转向索拉博。他穿着新衣服，淡蓝色的棉布长袍，看上去尺寸大了一些，还戴着黑色的无边便帽。他低头看着脚，手里拨弄着床边弯曲的输液管。

        “我们还没好好地相互介绍呢。”我说，朝他伸出手，“我是阿米尔。”

        他看着我的手，然后看着我。“你是爸爸跟我说过的阿米尔老爷吗？”他说。

        “是的。”我想起哈桑信里那些话。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我也得谢谢你，亲爱的索拉博。”我说，“你救了我一命。”

        他默默不语，没跟我握手。我把手放下，“我喜欢你的新衣服。”我低声说。

        “那是我儿子的。”法里德说，“这些衣服他穿不下了。我觉得它们穿在索拉博身上真好看。”他说索拉博可以跟着他，直到我们为他找到去处。“我们房间不够，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任他露宿街头。再说，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索拉博。对吧，索拉博？”但那个男孩只是低着头，将线缠在手指上。

        “我一直想问，”法里德有点犹疑地说，“在那座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和那个塔利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说吧，我们都是罪有应得。”我说。

        法里德点点头，不再追问。我突然发觉，就在我们离开白沙瓦、前往阿富汗到现在，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

        “什么？”

        我突然不想问，我害怕听到答案。“拉辛汗。”我说。

        “他走了。”

        我的心一沉：“他……”

        “不，只是……走了。”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还有一把小钥匙。“我前去寻他，房东把这个交给我。他说我们走后隔日，拉辛汗也走了。”

        “他去哪里？”

        法里德耸耸肩：“房东也不知道。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就走了。”他看看手表，“我得走了。走吧，索拉博。”

        “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我说，“迟点再来接他？”我转向索拉博：“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他耸耸肩，一语不发。

        “当然，”法里德说，“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

        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两个年纪较大，一个脚上浇着石膏，另外那个患有哮喘，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刚割过阑尾炎。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我室友的家人——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孩子、戴无边便帽的男子——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他们带来炸蔬菜饼、馕饼、土豆饼和印度饭。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他不理不睬，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那护士又跟他说话，他只是转过身离开。

        “你好吗？”我问索拉博。他耸耸肩，看着自己的手。

        “你饿吗？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但我吃不下。”我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想吃吗？”

        他摇摇头。

        “你想说话吗？”

        他又摇摇头。

        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默不作声，我倚在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索拉博坐在床边的三脚凳上。我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昏暗，影子变长，而索拉博仍坐在我身边。他仍在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晚，法里德把索拉博接走之后，我展开拉辛汗的信。我尽可能慢慢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阿米尔：

        安拉保佑，愿你毫发无损地看到这封信。我祈祷我没让你受到伤害，我祈祷阿富汗人对你不至于太过刻薄。自从你离开那天，我一直在为你祈祷。

        那些年来，你一直在怀疑我是否知道。我确实知道。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哈桑就告诉我了。你做错了，亲爱的阿米尔，但别忘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只是个孩子，一个骚动不安的小男孩。当时你对自己太过苛刻，现在你依然如此——在白沙瓦时，我从你的眼神看出来。但我希望你会意识到：没有良心、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我希望这次你到阿富汗去，能结束你的苦楚。

        亲爱的阿米尔，那些年来，我们一直瞒着你，我感到羞耻。你在白沙瓦大发雷霆并没错。你有权利知道，哈桑也是。我知道这于事无补，但那些年月，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在那儿，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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