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倍屈辱李鸿章赴日 丧主权中…

鹿去台空屋数椽，置身就在阆风巅。

        孤筇螟踏烟中路，万壑春藏洞里天。

        乱后诸生虚讲席，门前流水隔尘缘。

        低徊朱陆论心地，思使薪穷火不传！

        这首《游鹿洞归途感赋》正是李鸿章所写的。

        从诗中可以看出，李鸿章胸怀大志，目空一切，他的心中有万千深谋远虑，表面却丝毫不显山露水，无人知道他内心究竟对于国运大势是如何的雕琢和运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绩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些堆砌如山的卖国条约，无一不诉说着那个苦难的年代，祖国和百姓们正在经历着什么！

        1895年李鸿章奉命在马关与日本谈判。谈判地点为春帆楼。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

        此楼所处之地居高临下，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

        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

        对于春帆楼，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别有一番感情。

        当年的伊藤博文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

        一日，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碧波之上的点点渔帆令其感动不已。

        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伊藤博文不禁兴致大发，为此店取名“春帆楼”。

        选此地为谈判地点，想必伊藤博文也如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所作的一样，要拼命吃下清政府这条“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

        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

        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

        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命令：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不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凶器；四是各客寓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

        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

        从表面看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中国使团与中枢往来的电文日本人一览无余，自然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

        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

        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

        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

        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

        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

        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

        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

        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

        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李鸿章被刺负伤的消息传开，各方大为震动。

        因为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

        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

        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

        小山六之助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

        伊藤与陆奥亲赴李鸿章住处探望，日天皇派御医诊治，日皇后派看护妇照料，并送来亲手制绷带，其他公私团体或个人也纷纷表示慰问。

        不过此时陆奥最担心的，莫过于刺杀事件可能会引发列强干涉：

        “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

        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入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

        他与伊藤商议后，打算答应清廷一直渴望的休战请求，以表公明态度。

        不过大本营认为眼下形势中止战斗，军略上颇为不利。

        伊藤只能去信养病中的军界元老山县有朋陆相说明形势的严峻：

        “欧美社会对日本的赞赏之声到今日全变为对的怜恤之声，反而诽谤我国国风……此际除了希冀非常之英断外别无良药，希望您能助以一臂之力。

        据美国驻俄公使发回本国的消息，俄军3万已进军北部，且其数目在渐次增加中……”

        山县复信表示同意最长两周的休战期限，但强调全军休战乃到底为难之事，而且仅主张部分停战。

        取得军方支持，26日下午2点半伊藤在广岛大本营会晤海相西乡、藏相松方、农相榎木等文武大员，详述不得不停战的理由，取得了众人理解，决定无条件休战三周，但休战区域限于奉天、直隶、山东三处。

        3月30日，双方在休战协议画押。这样一来，4月20日前清廷可以暂保北京城安全。

        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

        ”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

        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战端，危及京师安全。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

        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战场上暂时和平，谈判继续进行。

        4月1日，日方正式提出议和条件，清廷最关注的割地与赔款部分：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限期四日内答复。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了日方条件，认为：

        “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

        建议将日方要求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争取支持。

        但李鸿章发回国的电报被日方破译，得知中方意图的陆奥向伊藤进言：“如果让他们已经告知给了英俄法三国公使，我方再掩隐就不容易了啊！”

        他提议由日方抢先通告英、俄、法、美四国驻日公使。

        4月5日期限已到，李鸿章没有直接回应日方的条件，而是力陈国内困难与中日人民亲睦，希望大幅减低要求。

        迫于内外压力，清廷发来的电报未作明确指示，所以谈判一线李鸿章也不敢擅自表态，只能尽量拖延，其由始至终的对日交涉原则是：

        割地方面：“敌所据处，争回一分是以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赔款方面：“将力难多措实情告知”。

        伊藤眼见中方迟迟没有正式答复，4月8日面告代替李鸿章当面进行谈判的长子李经方：

        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能作大量削减；

        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

        两国之间的形势是，日本为战胜国、中国为战败国。

        伊藤还说：

        “前者由于中国讲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讲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舮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

        要求第二天必须回信。

        李鸿章的拖延术已行不通，为避免谈判破裂，不得已，4月9日提出一个修正案：

        割地，缩小奉天省割地范围，且不割让台湾；

        赔款，减为一亿两。

        面对中方“还价”，4月10日会谈时，日本也作出“减价”：

        割地，辽东半岛割让范围缩小约一半，但台湾必须割让；

        赔款，减为2亿两。

        李鸿章与伊藤“反复辩论两点钟之久”，希望保留辽东半岛的营口口岸，不割让日军并未实际占领之台湾，减少赔款额5千万等，均被拒绝。

        伊藤威胁，如不答应，广岛停泊的“运船六十余只”，“兵数万”，即开往战场。

        李鸿章报告朝廷“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即谈判桌上的外交手段已达极限。

        李鸿章又去电天津税务司崔德琳，打听列强情况，崔德琳回电：“各国议论中国让地事，均不以为然，中国应勿急于成议”。

        情报显示列强可能会干涉，但日本限期在即，时间上等不起。

        4月15日，朝廷来电，同意日方要求，授予李鸿章和约签字的全权。

        同日的谈判中，李鸿章还试图作最后一番努力，据陆奥光宗记载当时的情景：

        “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

        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

        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归国旅费。

        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只是清廷同意签字的电报已被日方破译，任凭李鸿章磨破嘴皮，伊藤博文也是寸步不让。

        4月17日，双方正式和约签字。

        日本为什么会“让步”？

        李鸿章遇刺事件，一度改变了会谈进程，但对条款交涉阶段的实际影响有限。

        这颗子弹换来三星期的无条件休战，对于忧心北京城安危的清廷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

        不过日本的休战让步，并非出于对李鸿章伤势的同情，而是为了打消欧美列强干涉的风险。

        战场上屡战屡败，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无牌可打，他同样寄希望于欧美列强。

        至于李鸿章在谈判中的作用，恰如梁启超所说:

        “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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