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七章 争执

此次攻打通济渠,主战场就在梁郡,所以李风云理所当然要把韩相国的事情解决了。

        历史上韩相国在杨玄感发动兵变后积极响应,在通济渠两岸召集了十万人马,取道豫州直杀东都,但杨玄感败得太快,不待韩相国杀进东都便已败亡,接下来韩相国就遭到了官军的四面围剿,寡不敌众,在襄城附近全军覆没。

        李风云若想在东都战场上达到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很多条件,拿下东都是一个重要条件,增加杨玄感的实力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实力是基础,没有实力就无法打下东都,无法与圣主对抗,但李风云有自己的打算,他无意想牺牲自己成全杨玄感,为杨玄感陪葬,所以他决意改变韩相国的命运,如果韩相国提前举旗,与联盟大军齐心协力杀进东都,那么杨玄感就能得到韩相国的鼎力相助,实力在短期内就有质的飞跃,这显然有利于杨玄感拿下东都,并在东都战场上坚持更长时间。

        李风云没有信心改变历史,但有信心改变韩相国的命运,之前他曾改变了齐王杨喃和黄台公崔弘升的命运,有了这两个成功先例,他的底气很足,他断定杨玄感在东都局势被自己蓄意改变后,必然迅速调整兵变策略,其中就包括让韩相国在通济渠一线提前举旗造反,以免错失良机。

        李密也有同样的想法,韩相国这步“棋”必须提前动,否则就废了,当东都大军和联盟义军在通济渠战场上激烈厮杀时,通济渠两岸必然陷入混乱,后果可想而知,所以韩相国别无选择,只有提前举旗,虽然如此一来白白便宜了李风云,不费吹灰之力便横扫了通济渠两岸,赚得盆满盂满,但没办法,这个便宜只能送给李风云,否则杨玄感吃亏吃得太大了,不但多年的苦心经营化做乌有,还会连累到这场兵变,毕竟失去了韩相国这支武装力量,也就等于失去了宋、豫两地的直接支持,这对杨玄感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李密主动向李风云透露了韩相国的秘密,以及韩相国在这场兵变中的重大作用,然后提出建议,让韩相国马上举旗起事,李风云倾力配合,既要给韩相国足够的召集人马的时间,也要给韩相国一个短暂的壮大时间,否则一群乌合之众毫无意义。

        李风云这边刚想“睡觉”,李密那边就送上“枕头”,这让李风云心花怒放,有了李密的推动,必定事半功倍,韩相国提前举旗已是板上钉钉,而此事对联盟缓解当前粮食危机和未来渡河北上发展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唯独需要小心防备的便是李密,不要因为得意忘形而被其算计了。

        与此同时,在汴水的源头,京畿天堑关防的东部重镇,荥阳郡的浚仪城里,气氛十分紧张,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卫府将士正向城外的渠道两岸集结,有南下作战之迹象。

        都尉府中,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武贲郎将费曜和荥阳都尉崔宝德神情严峻,正在为是否南下梁郡剿贼而争执不下

        郇王杨庆的态度很坚决,在东都的命令没有下达之前,关防戍军不能出关,不能南下梁郡剿贼,要确保荥阳之安全,确保京畿之安全。他是荥阳太守,荥阳若被贼人入侵,必然危及到京畿乃至东都安全,如此他的责任就大了,所以从自身利益考虑,杨庆理所当然要于涉军方决策。

        郇王杨庆向来谨小慎微,走路都怕树叶子打破头的主儿,再说他是地方行政长官,依照律法他也没有资格于涉军方事务,但此次杨庆却一反常态,不但在通济渠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赶到关防前线,还主动于涉起了军方事务,阻止卫府军南下剿贼,这问题就严重了,其背后明显就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费曜奉旨坐镇浚仪,全权负责通济渠之安全,责任重大,如果通济渠中断危及到了二次东征,他要掉脑袋的,所以就算郇王杨庆身份尊崇,此刻他也顾不上了,自己性命都不保,还管他什么皇亲国戚,谁的面子也不给,坚决要带着关防戍军南下剿贼。

        “白发贼来了,通济渠深陷中断之危,某岂能置若罔闻,视若无睹？”

        费曜慷慨激昂,毫不留情地质询杨庆。

        杨庆很尴尬,很郁愤,气氛搞得很僵。

        崔宝德不得不居中斡旋。崔宝德是荥阳都尉,虽然主要责任是戍守京畿门户,但若通济渠中断,他也跑不了于系,所以他支持费曜南下梁郡剿贼,不过白发贼今非昔比,实力不俗,在齐郡战场上以一对三,虽败犹荣,如此悍贼,仅靠关防戍军这点人马显然难以取胜,而更重要的是,费曜一旦打败了,关防就危险了,因此崔宝德不得不提醒费曜,“若想确保通济渠安全,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击败白发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言下之意,你是否有绝对把握一战而定,一鼓而下,一次性摧毁白发贼？

        费曜哑口无言。他手上满打满算只有三个鹰扬府十二个团两千四百卫士,而白发贼有多少贼兵？粗略估计能打仗的至少有两万人以上,初春齐郡郡丞张须陀曾在中川水一战中被白发贼击败,据传若不是贼帅中有人为了保存实力而阳奉阴违,消极怠战,出工不出力,张须陀极有可能全军覆没。若白发贼当真有如此强悍实力,费曜这一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自取败亡？

        “某认同郇王之见解,白发贼若想在通济渠上劫掠到更多物资,就不能中断通济渠,就必须保持通济渠的畅通,否则他一无所获。”崔宝德继续说道,“当然了,白发贼肯定要剿杀,这个祸患必须要铲除,但目前形势下,仅靠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我们唯有具备了绝对优势才能将其彻底摧毁。”

        费曜心知肚明,崔宝德实际上已表明了态度,他虽然支持出兵剿贼,但不赞成现在出击,现在不是剿贼的最佳时机,只有等到东都援军来了,卫府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才有一战而定之可能,才能将白发贼彻底摧毁。

        费曜犹豫了,左右为难,事关身家性命,他赌不起啊。

        “目前通济渠还是畅通的,从江南而来的船只依旧源源而至,这是事实,虽然贼寇在大渠上大肆劫掠,但从逃生而来的船夫水手们的述说中可以推断,贼寇并没有赶尽杀绝,还是留有一定余地,其目的不言而喻。”

        崔宝德看看面色稍缓的郇王杨庆,又看看踌躇不安的费曜,稍加沉吟后,低声说道,“通济渠既然依旧畅通,沿渠郡县也没有纷纷陷落,那么足以证明,现在通济渠危机并不严重,梁郡的贼势也尚在可控范围内……”

        费曜一听着急了,崔宝德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欺上罔下,对上蓄意掩盖事实以欺瞒东都和圣主,对下则消极怠战以求与白发贼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事实上也就是照搬去年解决通济渠危机的老办法,但问题是,这一次的通济渠危机和去年的通济渠危机,其本质是不是一样？其目的是不是一样？假如本质和目的都不一样,同样的办法显然解决不了不一样的危机。再说,假如白发贼头脑一热,或者他的手下贼帅们不听他的命令,擅自妄为,断绝了通济渠,那形势岂不失控？

        “白发贼再次劫掠通济渠,通济渠危机再次爆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费曜说道,“对此圣主早已预料和防备,圣主在离开东都之前已经下了诏令,只要通济渠告急,东都大军就急速支援。现在我们已经报警于东都,东都大军很快就会支援而来,既然如此,我们还担心什么？”

        “不担心吗？”崔宝德意味深长地反问道,“东都现在谁做主？他对通济渠形势是否会做出危机已经爆发且正在失控的判断？如果他对我们的奏报持怀疑态度,并且有心利用这场危机来打击朝堂上的对手,那么他是否还会出兵救援？是否会及时救援？如果他及时出兵救援了,又会派出多少援军？如果援军数量有限,不能改变目前我们在通济渠战场上的被动处境,那么我们怎么办？出了事,通济渠中断了,责任是谁的？是我们的,还是东都的？”

        费曜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有挑拨是非的意思,但费曜无力反驳,事实的确如此,今日东都政局与去年相比,矛盾和冲突更剧烈,几乎令人绝望。

        去年留守宰执大臣主要承担了稳定京师和统筹粮草的重任,决策权始终被远在辽东战场上的圣主和中枢所控制,而今年留守京师的是一位亲王,皇孙越王杨侗,他拥有一部分决策权,但杨侗年幼,少不更事,所以这部分决策权实际上控制在辅佐越王的宰执大臣手上,也就是东都留守、民部尚书樊子盖。

        樊子盖是江淮人,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从基层官吏一步步做起,历任多地行政长官,被圣主看中后,遂青云直上,所以他是被圣主一手提拔起来的、绝对忠诚于圣主的、立场坚定的改革派,今天可以说是权重一时,权倾东都了,但他门第不高,资历声望不够,在东都也缺乏人脉资源,再加上现在圣主和改革派权威锐减,在政治上日益被动,导致根基不稳的樊子盖处境艰难,倍受掣肘,政令出不了尚书台,也指挥不动中央府署,军方对他更是不理不睬。由此可以预见,把解决通济渠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纯粹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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