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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第三章求学之路(3)


e、当兵的四叔

        没过多久,一件扬眉吐气的事使我非常得意。那就是在外当兵的四叔梁仁华回来探家了。四叔身着军装威武雄壮,使我很是羡慕。那段时间,四叔到那我就跟到那,显得非常神气,好像当兵的是我而不是四叔。在没有人的时候,我让四叔脱下军装我穿上臭美一番,并让四叔给我讲部队上的事。四叔看我穿着又大又肥的军装,笑着说:“国啊,大了你也去当兵吧?”我看看四叔说:“我行吗?”四叔说:“行。不过现在不行,你还小你要好好读书,有了文化才能当个好兵。”也许四叔当时不经意的几句话,使我从那时起就有了当兵的情结。

        四叔仁华是1968年秋天和我们村的梁安忠爷爷一块当的兵,按部队的说法属于1969年的兵。四叔探家时正是一年一次征兵的时候,这时五叔梁仁国也去验兵了。这时的我真是比五叔还高兴。心想,五叔要是也当了兵,我们家加上父亲就有三个当兵的了。那时,军人的政治地位很高,真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可是,五叔因血压高而未能如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真比五叔还难受。

        四叔当兵的单位是64野战军,驻守在辽宁丹东。令四叔没想到的是,10年后的1979年12月,由于生活所迫,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真的当了兵。并且我所在的野战军,从数字上正好与四叔所在的野战军掉了个——46军。

        真没想到这军装一穿,从过去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到现在的“2007式”最新式军装,已整整穿了31年了。从连、营、团、师、军,一直干到最高领率机关总政治部;从排职、连职、营职、团职,一直干到师职;军衔也从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一直干到大校(在美国属于准将)。更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自此后我的三弟梁祖刚、二妹梁倩倩、四弟梁祖宝先后都穿上了绿军装。我的爱人燕萍曾在济南空军服役,就连我的四弟媳车琦,现在还是位飒爽英姿的女警官呢!(2021年又套改为解放军上校)。后来,二叔的孩子梁祖田、梁祖民;五叔的孩子梁祖永,就连我大妹妹的孩子李吉同、李吉扬也都先后当了兵。我们这个大家庭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人之家”。

        四叔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在这个假期里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找上了漂亮的四婶崔玉荣。并且,四婶的父亲还是我们县武装部的现役军官哪!四叔走时我很伤感,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那时我心想,要是我能跟他走就好了。

        四叔回部队了,给我带来的荣耀也一起带走了,一切又趋于平静。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又要对付我的“对手”了。

        有一天上午下课了,我想出去。因桌与桌之间的距离很近,我的同桌他不站起来,我在里面就出不去。我看他还趴在那里看书,我就猛地有意撞开他冲了出去。没想到他一下子站起来火了,抓起我的铅笔盒砸向我,只听“咔嚓”一声,盒里东西全部掉在地上。一直占上风的我,那受得了这个气,抱住他就把他摔在地上,两人撕打起来。班长杨荣福和同学们赶忙过来,把我俩拉开。班长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急着上厕所,他不让我出去。”班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上厕所你干吗不让人家过去?”他说:“我,我……”他没说上啥理由来(在这里对于我的恶作剧向安林爷爷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时我就拿起铅笔盒从地上捡起掉的笔、圆规、尺子等东西。突然,一个悦耳的声音传入耳畔:“梁祖国,你的钢笔掉那儿了。”我一扭头,寻着声音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眼睛。霎时我脸一下红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她可是我们公认的“校花”,我心中的西施——沉鱼落雁之美;梦中的貂蝉——羞花闭月之艳。她的这一举动,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心想,难道她对我有好感?“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这是人性当中的至真至纯。”这是伟大诗人歌德说的。

        经过多日的观察,人家完全没有这回事,是我自做多情罢了。况且,她的辈分与我爷爷同辈,这在偏僻的乡村是万万不可能的。

        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一天到校后,发现课桌的抽屉里被人放上了许多垃圾,他尴尬地一件一件往外拿。这时,邻桌的一位漂亮的女生,主动拿来笤帚和簸箕帮他弄了出去。放学后,女生在前面骑车,男生就在后面追。在一个巷子里女生停下车,等他追上后对他说:“你这样越来越像一条狗!你认为我帮你是对你好?那是因为我可怜你!”不知为啥,想到这个情节我的脸霎一下子红了。心想,上学时的我,天真幼稚的跟男主人公差不多啊!

        f、河对岸的哭声

        两年时光,在懵懵懂懂、打打闹闹中很快过去了。那年我15岁。

        初中毕业典礼后,我和同学们拿着书包往回走,其他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我却感到很迷茫。有的说在家准备上高中,有的要到城里干临时工,有的说去当兵,还有的要进纺纱学校学习毕业后就是正式工。

        听了大家的打算,我默默无语。心想,今年我们村初中毕业的有梁尚达、丁建华、梁海林、梁安兰、梁安林和我共6人。按惯例也就推荐两人上高中。梁安兰是个女生,又是复习生,再加上学习好,肯定没问题。在我们5人中再推荐一名(比现在北京上大学还难),按学习和表现丁建华的希望比较大,凭我在村里“坏孩子”的名声,推荐上高中是万万不可能的。当兵年龄还小,出去干临时工又没有关系,思考半天出路只有一个:在家砸坷垃种地。

        当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9分,我干一天才给7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河”(即修农田水利工程),在离家10多里路的九寨寺,我和梁仁合叔负责看抽水机。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在那段时间,我常常站在大坝上,面对广阔空旷的田野扯着嗓子高唱“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

        啊……”抒情委婉的歌声抒发着一个农村少年对现实的悲愤和不满。这工作比较清闲,可一个多月就结束了。第二份工作是上公社专业队修路。开始是以大队为单位一块干,我还可以“滥竽充数”。后来,有人看我身小力弱,怕拖累他们,就要求分开干,这下我可“原形毕露”了,身体根本吃不消,没干几天就被开回来了。此后,我在家就以割草为生了。

        我初中毕业那年,大妹12岁、二弟10岁、三弟8岁、二妹6岁、四弟3岁。由于家里人口多,年年挣不够工分,为此母亲哪个活累、挣工分多就干那个,常常与男劳力标着干。母亲不但挣工分,还操持一家人吃、穿、洗、用。在家里母亲总是丢耙拿扫帚的,喂猪、喂鸡、做饭、涮锅,从没有闲着的时候。6个孩子别说穿衣服了,别说涮洗了,就是每人一双鞋就是六双。那时的鞋底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特费工夫。往往下面弟妹的鞋还没做完,我穿的鞋早已破了。先是脚拇指拱出来了,这还不怕,最怕的是鞋底一前一后磨出钢镚大的洞,而且越磨越大,走在草地里经常被蒺藜扎。每到快过年,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馒头、肉等好吃的。但又是母亲最劳累的时候。为了赶在年前,让孩子每人穿上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她常常不顾白天的劳累夜不能寐、通宵达旦。母亲从没说过累,或者说有什么怨言,对孩子们的付出她从心里是愉悦的,这些从母亲在煤油灯下边做针线活,边哼着小曲的神态中可以看出。

        母亲常说“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母亲的意思就是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日子也不能过到别人家下面,那样人家会看不起。在我的印象中,一到早上,母亲的叫骂声就响起来,那简直是我们家的起床号。为了少欠生产队里工分,每天早晨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喊了老大叫老二,叫了老三喊老四。原因是母亲一早要上工,把我叫起来在家负责做饭,大妹负责照看弟妹,老三去割草。等母亲早工回来吃过早饭后,母亲继续上工,我就割草去。那时父亲是养路工,活比较轻松,就负责做中午饭。等我上午割草回来,母亲也下工了,我们吃上一口饭就和母亲又去割草去了。炎热的夏天,汗水不断的模糊眼睛,但我和母亲常常顾不上擦。有时渴了,我就和母亲捧几口河水喝。等到下午快上工的时候,父亲就推着推车把我和母亲割的草运回来晒上(晒干后卖给冬天喂牲口的生产队)。母亲下午继续上工,我到家喝口水下午继续割草。到了冬天,天寒地冻,草冻的用镰刀一碰就下来了。这样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去打草,等到吃早饭时我推着一车草回来了(到现在,因割草我手上留下的伤痕还清晰可见)。就在那一年,我家卖了6000多斤干草(全村第一),换回了360多斤麦子。

        劳顿了一天疲惫不堪的我,每当夜深人静还是偷偷拿出《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玉宝》等书阅读。书中人物的奋斗精神、悲欢离合,给我带来了心灵上的愉悦和无限的遐想。正是“他们”陪我度过了这段人生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光。

        转过年来的9月是各学校开学的日子,我一个人在苇河北岸割草,却突然伤感起来。孔子“十五志于学”,而我却结于学,內心实在不甘啊!心想,就这样下去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时是个头啊?这时其他人都上学了,我感到孤独、无奈和悲伤。再就是我们村除了我预测的梁安兰、丁建华上高中外,梁尚达(按辈叫老爷爷)当了海军,梁海林(按辈叫老爷爷)也上高中了,我和他学习可差不多啊!我是越想越悲伤,越想越难过,竟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怒号的苇河水,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少年心中的不平和忧伤。像高玉宝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发出的呐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哭声引来好多人的围观(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时)。我边哭边说:“人家海林没爹(他爹因病去世了),还找人上高中了,我这有爹的还不如没爹的!”

        那天,我一点草也没割是空着筐回来的。心想,让父亲打吧,打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强。出乎我的预料,父亲竟然没打我。原来,有人把我哭的事早告诉了父亲。晚饭我也没吃就躺下睡了。可怎么也睡不着,隐隐约约我听到父亲与母亲商量说:“上高中咱没关系,找谁呀?现在不是兴考试了吗?咱让他去复习吧!再考不上可怨不着大人了。”

        从不求人的父亲硬着头皮找到了大杨学校的金学法校长。金校长说:“你的孩子不知道学习。有一次,他迟到了不进校门,在校外沟里打扑克,被我抓了个正着。”不知父亲说了多少好话,最后金校长终于同意了。背上母亲重新给我缝制的书包,我又走进了学校。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当我重新走进学堂,却感到格外新鲜、格外激动。人,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力量,是任何困难也难不倒的。上学后,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勤学好问,刻苦钻研。那时我们有早自习和晚自习,每天早自习我提着煤油灯第一个到;每天晚自习我都是最后一个走。晚自习结束到家后我还坚持学到困得实在不行才休息。很多时候,我就在煤油灯下睡着了,醒后再学一会,就直接去上早自习了。由于我现在与过去反差很大,学习又进步很快,就经常“遭到”老师的表扬。尤其是教数学杨秀荣老师,因我数学基础很差,每次都问好多问题,但她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每当我有一点进步,她都提出表扬进行鼓励。还有化学老师王宪青,她针对我在化学上的薄弱环节,利用课余时间给我吃“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我的各科成绩在班级里都是前五名,为此,我戴上了大红花受到了全校的表彰。并且,在校黑板报上还出现了“向梁祖国大哥哥学习”的表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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