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官服及装饰

隋朝服饰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厉行节俭，衣着简朴，不注重服装的等级尊卑，经过20来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隋炀帝即位后，崇尚奢华铺张，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恢复了秦汉时期的章服制度，为唐代服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家的统一，隋唐朝廷都参照前朝旧制，改革舆服制度，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代朝服尚赤，戎服尚黄，常服杂色。唐代以柘黄色为最高贵，红紫、蓝绿、黑褐等而下之，白色则没有地位。

        冕服上的十二章纹图样是从周朝开始确立的，以后历代都承袭了这一制度。南北朝时曾按周制将冕服十二章纹中的日、月、星辰三章放到旗帜上，改成九章。隋炀帝时，他取“肩挑日月、背负星辰”之意，将日、月两章分列在两肩，星辰列在背后，又将日、月、星辰三章放回到冕服上，恢复了之前的十二章纹样。从这以后，这种官服样式就成了历代皇帝冕服的既定款式。

        与冕服相配的，就是冕冠。隋文帝在位时平时只戴乌纱帽，隋炀帝则根据不同场合戴通天冠、远游冠、武冠、皮弁等。冕冠前后都有象征尊卑的冕旒，其数量越多，表示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冕旒用青珠，皇帝十二旒十二串、亲王九旒九串、侯八旒八串、伯七旒七串、三品七旒三串、四品六旒三串、五品五旒三串、六品以下无珠串。

        通天冠也是根据珠子的多少表示地位的高下的，隋炀帝戴的通天冠，上有金博山等装饰。他戴的皮弁也是用十二颗珠子（琪）装饰（古时用玉琪，隋炀帝改用珠），太子和一品官九琪，下至五品官每品各减一琪，六品以下无琪。进贤冠，以官梁分级位高低，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五品以下一梁。谒者大夫戴高山冠，御史大夫、司隶等戴獬豸冠。

        文武百官的朝服为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绛纱蔽膝，白袜乌鞋。男子官服，在单衣内襟领上衬半圆形的硬衬“雍领”。戎服五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下绯与绿色，小吏青色，士卒黄色，商贩皂色。

        隋炀帝所定皇后服制有袆衣、朝衣、青服、朱服。贵妇着大袖衣，外披帔或小袖衣，隋贵妇所披小袖外衣多翻领式。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大业（605—617年）间宫人流行穿半臂（即短袖衣套在长袖衣的外面），下着十二破裙，又名“仙裙”（为一种大下摆的长裙），民间妇女穿青裙。妇女外出戴冥罗，把面部罩住。

        男子官服，一般是头戴乌纱幞头（幞头，又称幞，软巾，以巾裹头，成为代替冠帽的约束长发的头巾。幞头有四带，二带系头上，曲折附顶，所以也称“四脚”、“折上巾”）；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衣长在膝下踝上，齐膝处设一道界线，称为横襕【襕，本指衣裳相连的衫、袍。“阑”通“襕”，横襕即横阑，在襕袍襕衫的中界加一界隔（阑）】，略存深衣旧迹；腰系红鞓带（鞓，皮带。唐代官员鞓带尚红，带上缀有较前代简约的装饰品玉方、金花等。后人曾为花色似红鞓犀带的青州牡丹命名“红鞓”），足登乌皮六合靴。从皇帝到官吏，样式几乎相同，差别只在于材料、颜色和皮带头的装饰。

        无官的地主阶级隐士、野老，则喜穿高领宽缘的直裰（家居常服。一般为斜领大袖、四周镶边的大袍。又作“直裰”。僧衣道服也有“直裰”袍衫），表示承袭儒者宽袍大袖的深衣古制。普通百姓只能穿开衩到腰际的齐膝短衫和袴，不许用鲜明色彩。差役仆夫多戴尖椎帽，穿麻练鞋，做事行路还须把衣角撩起扎在腰间。脚上只限穿编结的线鞋或草鞋。

        唐制服饰和颜色

        颜色从高到低依次为：紫——绯——绿——青(后改为碧)。

        而腰带饰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金——银——鍮石。

        至于黄，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彻底地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2)章服制度：

        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官员随身配带鱼(龟)袋的制度。《旧唐书舆服志》：“自后(开元九年721)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随身佩鱼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尊卑、严内外。

        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在唐代却经历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高祖皇帝于武德元年(618)改以往的银莬符为银鱼符。鱼袋虽配发给四品五品职事官，但退体后要交回。三年后高宗皇帝人性化是调整为五品以上薨亡者不须追收鱼袋。咸亨三年(672)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官佩银鱼。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并于天授元年(690)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因玄武与武姓相合)，又初次规定三品以上用金饰龟袋，四品用银，五品用铜。

        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但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只是没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并且去任即解去鱼袋。睿宗时则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

        玄宗时佩鱼范围扩大，后许终身佩鱼：“开元初，附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章服制度至此完善明确。

        章服制度化之后，百官请绯、紫之服，必须经过朝廷严格考核，且依据官员的具体状况区别对待，够资格者方才授予。此外，晚唐针对颁受章服混乱之况，进一步从体制上加以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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