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4）

戏说中书街（14）

        十四、中书街的由来

        秦淮河自东吴以来一直是南京城繁华之地，六朝时成为名门望族的聚居之地，隋唐以后，渐趋衰落。从宋代起开始逐渐复苏为江南的文化传播中心，到了明代永乐初年，还没有迁都到北京去的大明王朝首都的十里秦淮开始了其鼎盛时期。金粉楼台，鳞次栉比；画舫凌波，浆声灯影构成一幅如梦如幻的美景奇观，也就有了无数被历史的风尘逐渐湮灭、被秦淮河水悄悄流走的那些像王汝玉这样的风流往事。

        依然还是在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开始的那天夜晚，有些忧心忡忡的王汝玉用一把裁纸的小银刀漫不经心的打开一份来自千里之外、扬子江上游某个小县的公函，里面是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那封公函的抬头写的是太子府右春坊右赞善王璲大人，他习惯性的很快地看了一下落款，来信的是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上荆南道夷陵县的县令。

        粗粗的想了一下，貌似自己根本不认识那个夷陵的地方官，就一目十行的看起信来，那个夷陵县太爷在信中首先祝贺中书大人高升，还唠唠叨叨的说了长长的一段奉承话，王汝玉就有些无语了：的确，中书令一职在宋代就存在，不过只是为亲王、使相的一种兼官，无职事；后来元代改官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正一品，但不真拜，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令之职，别置侍郎以佐之，后来就改为左右丞相，那些省里的长官就不再叫中书令了。现在已经是明代，早就新桃换旧符了，那个县令却依然还是老称呼，可想而知那个叫夷陵的地方是何等的闭塞。

        王汝玉突然想起，在那些年外放做官的年代，自己除了饱读诗书，也就游历过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不少地方。记得在游历长江时，是买舟东去，穿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以领略李白那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的，似乎在西陵峡口的那座破烂肮脏的边塞小城待过数日，还去过那里的三游洞发过幽古之情。

        直到看过一页半，那个在靠近夷人所在的小城的县太爷才转入正题，对王汝玉给他所在的那座城市的某条街道题写的坊名表示感谢，当然会对中书令的书法赞不绝口：“由小楷而魏碑而颜书，再《屺三公》，到遍临汉隶诸碑，及对‘二王’帖学和经书之学习，大人均广泛涉猎，真、草、隶、篆无所不精研，碑、帖、经无一不深究。以成书坛翘楚！”

        虽然有些夸张，可王汝玉的书法在当时名声已经很大，连修过《广东通志》的黄佐（公元1490-1566年）在《翰林记》卷十九也指出：“永乐2年始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一时翰林善书者，有解缙之真行草，胡广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潜之真，杨文定之行，皆知名当世。”

        而据《东湖县志》记载：“王璲善诗赋，其文集为当世所重。诗词隽永，得唐人风格，举笔千言立就，不为绮靡之辞。可云特立‘亦工书善画，小楷、行书’，‘皆雄秀’过人，可谓‘诗书画三绝’奇才。”更有史料披露：“（王汝玉）预修《永乐大典》。仁宗在东宫，特被宠遇。群臣应制撰《神龟赋》，汝玉第一，解缙次之。”这也正好应了宜昌的一句土话：“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人家的字写得好可是真的，这从本章开头的那幅书法中就可窥得一斑。

        对于这样的阿谀奉承、拍马屁因为见得多了，自然就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和不足为奇，不过王汝玉倒是想起似乎有那么一档子事，曾经受人所托，给那座城市的某个地方题写过坊名。这样的应酬是在太多，不记得究竟是那座城市中的某个街市里巷还是某座牌坊；不知是不是手工作坊还是回民居住的地方，想必不会是私娼居住的坊子、青楼所在的坊陌吧。

        “老爷。”那个即将成为王汝玉的小妾的小雅从地上捡起从信封里飘落的一张银票，有了些吃惊：“居然给了这么多润笔？”

        “收起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胡乱写的几个字根本值不了这些银子，再说当时也已经给过，这不过就是冰炭的又一变化而已。”那个右赞善大人头也不抬的咕噜了一声：“也罢，日后即便不做官，也可卖字谋生！”

        只是这个无论在官场上还是在史料中都被人称王汝玉、而在宜昌史料中却被写成是王璲的官员怎么也想不到，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退隐江湖以卖字为生，更想不到，他写的那几个字，竟然造就了宜昌古城内一条中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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