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37）

戏说中书街（137）

        一三七、谭家小楼的易手

        谭家新的楼房加层砌好、上梁盖瓦的那一天不知放了多少鞭炮，当时还在学院街的公安局和还在中书街的法院与谭家都仅仅一箭之遥，自然听得见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些警车就在鞭炮的硝烟里钻来钻去，可都只当没看见，既没有谁跳下车，横眉怒对的将一张整改通知书和几张罚款单一起递过来，也没有网格员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说社区主任请事主到他那里喝喝茶，说说污染和扰民大事，更没有戴着钢盔、手提大棒、开着大铲车的城管执法队气势汹汹赶来，不由分辨先拆了再说。

        那栋经过粉刷一新的谭家小楼经过多次更新换代，终于形成了最后的格局：进门自然是堂屋，墙上当然有伟大领袖像，一张大方桌平日里总是人满为患，不是抽烟神聊的（谭家老爷子也好那一口）；就是带彩打牌的（谭妈妈也喜欢凑热闹，可大家都不好意思收她的钱，因为谁都吃过谭妈妈做的饭）；很时兴的人造革的长沙发面对的是一台放在墙角的电视机，笔者和不少人一样，可以从晚七点央视的《新闻联播》一直看到午夜磨基山上的宜昌差转台停止转播。

        那个时候的人没现在这么讲究，谭家的厨房就在过道的楼梯下面，烧柴的灶台依然很快就把刷白的墙壁又熏黑；蜂窝煤炉和普通人家里也没什么差异，就是刷了蓝色油漆的碗柜很大，里面的碗筷数量很多，要知道，谭家很好客，也有不少的交往和应酬，每天在谭家吃饭的，除了家里的四个儿子，还有他们各自的朋友，包括笔者在内，只好多多益善。

        一楼除了堂屋还有两个房间，客厅旁边前面的一间是谭家两个长辈的，没有窗户，只能借助过道的光线，谭老爷子也很少开灯，谭妈妈经常不在家，所以印象中那间房一天到晚都是黑洞洞的；一楼里面的那间很快就成了谭家老二的新房，那个时候正是谭家全盛期，除了正在读书的老四，全家人都有工作，虽然都是体力活，可收入还是很不错的。谭家老二的婚礼举办的热烈而又隆重，到了晚上，几个喝得醉醺醺、准备闹洞房的男孩子居然把人家新床的木方给坐断，想想就知道那时的婚礼有多热闹、那几个家伙有多疯狂。

        那个时候，水泥预制件还刚刚时兴，谭家上楼做的是一架木楼梯，很窄、很陡，扶手都基本是摆设，二楼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升高的阁楼，也有两间房，里面的那间是客房，也是储藏室，印象里不知为什么那间房里总是灰扑扑的；外面的那间是谭家老三和老四的房间，不过就是一床一柜一书桌而已。谭家老三上夜班的时候，笔者经常在那里留宿，就和在自己家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中书街以及与这条街相通的每一条小巷都十分熟悉。

        记忆中，笔者应该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的时候出现在谭家的那栋小楼里的，那也是谭家的鼎盛期，所以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春天的时候，可以拖一把木靠椅坐在大门口望着漫天的杨絮柳絮，还有门前梧桐树带降落伞的种子；夏天的时候，可以满头大汗的喊一声，站在街对面杨柳树巷口的小贩就会提着广口的热水瓶过来，问一声：“要香蕉的还是菠萝的？”他说的是冰棒，我们从来不买雪糕，一是价格贵，二是咬得不能脆生生的。

        秋天的时候，可以叼一支烟，男孩子在谭家大门口齐齐的站上一排，望着那些涨红着脸蛋、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吭一声的女孩子从眼前走过；冬天的时候，虽然天气比现在冷多了，可那条街上的一些半大小子和更大一些的愤青都血气方刚，自然会隔三岔五就打群架。开始之前，事主会在陶珠路市场买一些鱼虾，再买一瓶三游春，大家喝得有几分酒意就去找人闹事。有时候是某个小团体的恩仇，有时候却是一条街与另一条街的纷争。

        当年自己每天的行走路线基本是，白天的时候，从中书街经过河水巷拐到民主路，再从艾家巷拐到南正街，就离中水门不远了，笔者有一个朋友，当时是那一带的老大，常常到那里去玩；晚上的时候，从中书街穿过汪家巷、再穿过壕坑，就是环城东路，转个弯就是四新路，就离笔者当时所住的人委宿舍大院就不远了。后来，家搬进了市府大院，每天上班从红星路出发，经过自立路、陶珠路、浙江路，一直穿过弯弯拐拐的杨柳树巷就到了谭家，穿过中书街，斜插过献福路，就到了笔者当时工作单位所在的新街。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经过了上山下乡、回城进厂上班，各人忙各人的，不少和谭家原来亲密无间的朋友、同学和同事的关系慢慢变得冷淡和疏远了；再过了一些年，那个大嗓门的谭老爷子先走了，丧事办得很隆重；再过了一些年，谭妈患病了，那个时候看病已开始要自掏腰包，谭家四兄弟都是工薪阶层，也没有谁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幸运儿，各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经过好几次商量，就决定把谭家的那栋小楼给卖了，母亲的治疗要紧。

        谭妈后来住在福绥横路的时候，笔者曾经不止一次的过去探望，坐在门前的太阳下，依然看不到任何血色、而且还有些浮肿的谭妈和叼着一支烟的笔者慢慢的说起一些过去的往事。她总是很自责的说谭家的那栋小楼是因为自己而卖掉的。笔者开玩笑的对她说：“房子重要还是人重要？说不定，您的病看好了房子却被拆了呢！”

        谭妈妈走了不知多少年了，那栋已经变得十分破旧的谭家老屋却依然还在。每当走到学院街到中书街转弯处的那栋用半截砖盖起的两层小楼的时候，笔者依然还是会习惯性的抬眼望一眼二楼掩映在梧桐枝叶之中的那扇小窗。虽然时过境迁，虽然物是人非，可那曾经是属于谭家的老屋，也记录了多少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

        终于，也等到与那栋小楼说拜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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