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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中书街(162)


戏说中书街(162)

        一六二、截然不同的评价

        “果然如此,到底是恩科出来,就是与众不同。”顾嘉蘅叹了一口气。到底是在官场上纵横二十年,顾嘉蘅的着眼点也就与众不同:“那个事件不是已经盖棺论定吗?先生现在所在的朝代如何评价洋教?”

        “六十年的共和国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其态度和立场大相径庭,完全是各说各话。”笔者在举例说明:“前三十年的观点认为,自靳岗建起教堂起,南阳人民与教会的斗争连年不断。部分传教士和教徒依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有恃无恐,勾结官府,欺压人民,霸占财产,包揽词讼,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正义斗争不予支持,反而强制地方向洋人赔款,导致民众越来越大的反抗。”

        魏氏有些着急的在一边插话:“另一种说法呢?”

        “也是冠冕堂皇的。”笔者想了半天才想起有关部门的一段论述,就给他们读道:“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意大利安西满主教等自靳岗开始展开传教事业,当时的靳岗尚属一荒凉小土岗,人烟稀少,风气闭塞……惨淡经营,历经百年后,靳岗焕然改观:所建大教堂堪称艺术殿堂,为罗马式西方建筑,可容纳千余人。堂内供奉的耶酥与圣母像,雕塑精致,栩栩儒生,皆出自意大利艺术家之手。每逢礼拜日,岗上钟声齐鸣,其音雄壮铿锵,传闻数里,附近男女老幼,皆整衣洁面,赴教堂参礼;时光绪末年,盗贼经常出入抢劫财物,教堂在靳岗周围筑有寨墙,周围470丈长,一丈半高,四面设有寨门,每逢盗匪骚乱,远近数以万计的平民赴靳岗避难,教堂大开寨门,鼎立相救。”

        顾嘉蘅微微一笑:“还有吗?”

        “中日之间曾经爆发过八年战争,对于那场战争的态度,前后三十年也有各自不同的表述。”笔者在告诉他们:“在后三十年的评述中是这样描述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寇对中原地区发动空袭,南阳教堂利用一切条件保护百姓在教堂内躲避轰炸。至今老一辈的南阳人还能回忆起当年跟着大人,进教堂,”躲老日”的情形。”

        顾嘉蘅赞扬道:“此乃善举也!”

        “大人,下面还有一段呢。”笔者在按照那篇资料继续念道:“抗战期间,广大信徒积极支持抗战,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为国捐躯。为了救助伤病员教会调集了医护人员医治难民伤兵。在这期间,教堂也受到重创,从戎的学生和奔赴战场的医扩人员大多牺牲在战场上。在动荡的局势下,教会走向成熟,逐渐承担起”时代先知”的使命,匡扶正义,作社会的明灯。许多教徒发表了他们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呼吁同胞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停止内战,停止残杀。建立和平稳定统一的国家。”

        魏氏有些疑惑:“洋教会有此仁义吗?”

        “夫人执意极是!”笔者微笑着回答:“前三十年的历史记录和表达的观点却完全相反。据史料记载,1941年2月,在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时,教会中有人爬上钟楼,为日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日寇攻占南阳之后,教会维持会组织20余人出迎日军入寨,还为庆贺日军胜利举行宴会,并作祝捷弥撒。所以,1942年,驻守南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在当地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将居住在河南的全部德、意两国传教士,强行集中在集中营内,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以免向日军传递军事情报。”

        “为什么?”顾嘉蘅在发问:“作为第三国的人员,不是应该保持中立吗?”

        “大人不知道,二战中,德国、意大利和入侵我国的日本可是同盟国!”笔者在接着介绍:“据记载,在民国年间(公元1911-1949年),教会中的一些不法传教士和教徒串通军阀、官府、土豪、恶霸,包揽词讼,盗窃文物,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所以在共和国成立后,在教徒们的控告下,1950年依法处理了教会中有血债的恶霸。第二年,意籍传教士穆聂蒂、彭士沛殴打婴儿院的儿童常建国、王芳杰事件发生后,南阳学校纷纷起来抗议,举行游行示威,事件经《南阳日报》披露以后,光是收到全国人民的声援来信就有两万多封,所以到1953年,在南阳的外国传教士或被驱逐、或自愿申请离境,全部离开了中国。”

        顾嘉蘅有些惊讶:“不是说官怕洋人吗?”

        笔者只回答了四个字:“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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