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92）

悠悠大公桥（92）

        ▲逃难的人群

        武汉会战以中国平民死亡近百万、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国军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伤亡40万人的惨重代价，创下了中国自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战争的惨烈程度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十分罕见；而日军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病近10万人，同样损失惨重，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阶段。

        然而南京陷落之前，就有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国民政府面前：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到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70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都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其中仅上海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1。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上海工厂拆迁内地问题。“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和南京及沿海、沿江的许多工厂企业时局开始将大批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向内地撤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宜昌大撤退的序曲。

        内迁首选地当然是武汉，从1937年底到1938年年初，大量的企业设备和内迁人员开始云集在这里。但由于战事紧逼，组织仓促，江浙沿海一带仅有170余家企业内迁武汉，其众多的工业设备全落入敌手。为了吸取教训，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开始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并提供1000多万元的资金保障，组织沿海内迁企业以及湖北沿江各大工厂紧急西迁。

        1938年4月，日军为了快速解决中国问题，动用了绝大部分侵华兵力沿长江和平汉线两路夹击武汉，武汉会战从此开始。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经济部不得不未雨绸缪，与在武汉的内迁厂方代表和单位商定，将所有已撤至武汉的工厂设备及机关、学校再次转移，迁往长沙、宜昌、重庆等地，在这其中，宜昌的承上启下、中转码头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日益凸显。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内迁任务，首先是要疏通水陆两线武汉至宜昌之间的交通，于是从1938年7月起湖北省公路处率领所属员工并组织10万民工不分昼夜抢修汉宜公路。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武汉沦陷前的当年10月的20余天里，除军用辎重不计外，经这条公路撤退到宜昌的汽车有3000余辆，人力车和马车4000余辆，难民10多万人。

        除了陆路抢运外，撤退任务还更加有赖于便利的水运。在这场水上大撤退中，从1937年冬天开始，国有的招商局和私营的民生公司的轮船就开始了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水运，在两个月的长江枯水期，仅由武汉运至宜昌的物资就达到12900吨。因为轮船吃水和宜昌江岸的布局，到达宜昌的机器设备和各类器材都散布于从镇川门（现镇江阁附近）到美孚码头（现游客中心附近）的江滩上。

        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军力攻击中部重镇武汉，中国军队组织100万人进行抵抗，这场“武汉大会战”也成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武汉战事吃紧。所有撤出的人员和物资，都只能就近集中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就和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所称的一样：“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船的各类人员，最多时也有3万多人。

        接下来就轮到了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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